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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亚洲最大移植中心”窜起的背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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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an opened this Issue Apr 11, 2016 · 1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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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an commented Apr 11, 2016

【大纪元2016年03月30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清编译] 2005年3月17日,天津第一中心医院院长、北京武警总医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在武警总医院主刀一例肝移植,“这是他所进行的第1600例手术”,央视《东方时空》如是报导。转年天津市政府出资新建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投入使用,自称“亚洲最大”,500张移植专用病床利用率几年来持续九成以上。沈中阳的肝肾联合快速切取灌注技术获得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沈中阳本人被称为“中国移植业的开拓者”。

沈中阳的移植事业建筑在成堆的尸体之上,这些尸体从哪里来?

中共媒体对沈中阳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报导大都对供体来源问题避而不谈。中共官方的解释称,移植所用尸体器官仅来自正式处决的犯人。这一说法要站住脚,移植数量和处决人数需大致对应。按照天津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及国际组织对中国死刑人数的估算,天津每年的死刑犯应该只有40人上下。而“天津一中心”,这个自称“全国最繁忙器官移植医院”的移植手术例数却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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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医院资料图)

大纪元对过去十几年中共媒体报导和移植中心网站公开透露的数据进行分析,估算出“天津一中心”移植数量之高,足以质疑中共关于器官来源的说辞。在没有捐献系统的中国,医院用于移植的绝大多数器官并非来自死刑犯。“天津一中心”现象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行业中具有普遍性。

多年来,不少人权调查研究人员已申明观点: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很可能就是器官来源。“天津一中心”的例子所显示的悬殊数字差距,连同不断涌现的各类旁证,进一步印证著这些研究人员的观点。而中共当局对这个指控从未给予明确应答。

本文将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006年前后对其移植数据从公开到封锁的动机,利用医院在同一时期新建、扩建的记录,估算实际移植例数,从一个方面呈现这种为牟取暴利用医学方法有组织地大规模杀人的罪恶;同时列举国际医学界专家们对这个问题截然不同的反应,以说明中国移植器官来源问题实为21世纪人类道德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跛足起步到疯狂膨胀的移植业

90年代的中国,器官移植业处于休眠状态。移植对患者是免费的,因为手术风险太大,愿意接受移植的患者非常少,而器官供体更是稀缺。沈中阳的移植生涯就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跛足起步。

1994年5月,沈中阳幸运地遇到并说服一名患肝硬化大出血的37岁农民工接受肝移植,这在后来的媒体报导中被称为天津的第一例成功肝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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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资料照。(看中国)

然而在随后几年中,沈中阳再没有类似的好运,从1994年5月到1998年8月,未见任何肝移植报导。1998年9月,沈中阳在日本进修一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天津一中心,据说是自己掏腰包10万元人民币组建器官移植科,到当年年底,完成了7例肝移植手术,转年(1999年)完成24例。这在当时来看可以说是不小的进步了。

然而从2000年起,可供移植的优质器官突然大量出现,中国各地器官移植手术量直线上升。在随后的十年中,沈中阳在中国器官移植业内更是名声大噪。

查询那一时期的大陆媒体报导,不难找到有关“天津一中心”移植例数的报导。据隶属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网报导,从2000年开始的两年中,沈中阳团队的肝移植总数从24例增长到209例;而从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时间。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成功是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缩影:不透明的暗箱操作,鬼影憧憧的军方瓜葛,还有暗示器官供体库存在的超短供体等待时间;而沈中阳的快速器官切取专利技术几乎就是活体切取全肝。因中国至今没有正式的脑死亡判定和立法,严格地讲,摘取脑死亡人的器官为非法的活体摘取。

政府投资建移植大楼 这信心背后隐藏了什么?

1992年“天津一中心”迁到现在地址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进行大的扩建。2003年底媒体报导该院全年日均一例移植。由于对移植业前景充满信心,天津市卫生局2003年12月宣布投资1.3亿元为“一中心”建造一座移植专用大楼。报导称“一中心”“将在继续重点发展肝肾移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胰、骨、皮肤、毛发、干细胞移植,开创发展心、肺、角膜、喉移植,形成一个以移植为主体的多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见北方网报导)。

从1998年底的10万元组建移植科,到2003年底的1.3亿元新建移植大楼,短短的四年时间,是什么使当时的天津政府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对器官移植的前景如此看好?没有供体,就没有移植,他们信心的背后是怎样的供体来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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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扩建投资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2004年,器官移植大楼还在建设中,沈中阳的移植科已经扩展成跨越天津、北京和山东省的五家分部。值得一提的是沈中阳主持的北京移植分部设在武警总医院内,沈中阳任该院移植部主任。

中共体制内除了对外的军队以外,还有一支120万人的对内的军队,名为武警部队,其职责不同于一般的警察。武警和军队医院系统不隶属中共卫生部,而是受军委管辖。

据官方资料记载,沈中阳移植团队2004年完成肝移植总数居全球第一,肾移植总数居中国第一。

当时,“一中心”设有急诊部和门诊中心,2006年9月投入使用的器官移植大楼的高度和气势完全压过了两座老楼。这座地上15层、地下2层的大楼被命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设移植专用病床500张。

之后的十几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名扬海外,自称“亚洲最大移植中心”。然而它的“成绩”也成为中共及其在西方的辩士为移植黑幕自圆其说的大难题。

有争议的医院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www.cntransplant.com是用来招揽国外患者的,被美国调查记者兼作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称作“党最爱耍的把戏”。葛特曼2014年出版的著作《大屠杀》(The Slaughter)中收录了对各国法轮功学员难民以及曾见证活摘器官的中国外科医生的采访。这些可靠的证据表明:被拘禁的法轮功学员因器官移植之需被大批屠杀。

葛特曼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曾提到这个网站:“我在大学里作演讲时,经常让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用智能手机自己上那个网站去看。”

该网站在2014年初激起了一向随和的国际器官移植学会(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的愤怒,学会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去了一封联合署名信,斥责中共违背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承诺。信中写道:“这家天津网站继续招揽外国器官移植患者的生意,我们不能接受这些医疗专业人员暗中侵犯人权、与利益集团广泛勾结。”

网站于当年6月被迫关闭。在其长达八年之久的运作中,瞄准的是富裕的客户,推销的是稀有独特的产品——在超短时间内提供新鲜人体器官:只要客户有钱就可提供,其它问题一律不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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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葛特曼手持他的著作《大屠杀》。(伊森‧葛特曼提供)

国际上的调查者们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移植中心,人员、设备配置到位,在一个没有自愿捐献器官体系的国家中,近十年来高负荷作业,这一事实令人不寒而栗。

“这意味着,医院绝对有信心找到足够的‘捐赠者’作为供体来源。”悉尼大学医学教授玛丽亚‧辛格(Maria F. Singh)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在没有自愿捐赠制度的情况下,院方相信非道德的渠道可源源不断提供器官,其中必有巨额利润可赚。”

辛格教授是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简称DAFOH)的董事会成员,该组织致力于唤起全世界对强摘器官罪行的关注。

那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到底做了多少例移植手术?

想要获知中国这些年来实际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是非常困难的,不说总数,就是一家医院的数据都拿不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这类信息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中共直到最近才宣称建立了全国性的器官分配体系。长期以来,各医院在争抢业务、与器官中介做交易、攫取供体等方面的竞争激烈而又无秩序,着实一部《狂野西部》闹剧。没有人能在这场闹剧中统计出完整数据。

(接上文)

移植数据被视为“国家机密”

在美国,要寻找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是非常简单的事。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下属“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The 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简称OPTN)拥有一个数据库,可换用数十种标准进行查询。以2015年1至9月为例,数据库显示美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总数为23,134例。

还有些数据库可提供特定医院的有关信息。美国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The Scientific Registry of Transplant Recipients,简称SRTR)可以提供任何一家移植中心有关手术的详细信息。

以纽约州为例,在移植领域最活跃的医院是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2015年4月的报告显示,该院在前一年进行了110例肝脏移植手术,2013年则为142例。长达60页的报告提供了有关排长队的患者、所需供体类型及器官总移植率的丰富信息。而这样的数据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因为那是“国家机密”。

代表中共宣布器官移植政策的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在接受大陆媒体记者采访时,对移植数字为何难以确定给出了非常坦率的解释。这次采访是在中共急于公开表态时的举措,黄洁夫称,中国已不再使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但后来谎言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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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黄洁夫2010年在台北出席会议。因黄涉中共活摘器官罪,同年香港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的举动招致该校学生的批评。(宋碧龙/大纪元)

“死刑是国家秘密……”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你器官的来源是死刑犯……那你从死,不是那你能够做多少,那就不是都是知道你是国家的秘密了吗?”(原话)

在记者的追问下,黄又回应说:“你说这个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想清楚了,一定这个事情,因为你国家没有个透明的体现,这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做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

不过,还是会有些数字从庞大宣传机器的漏洞透出来。获取天津市一中心器官移植例数的方式有几种,我们依次审视。

医院网页图形显示的数据到2004年戛然而止

第一组数据来自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已被删除的网页,存档网页中有一张条形图显示从1998年到2004年的肝移植总量,从中可推算出每年移植总量呈几何数级增长,1998年9例,1999年24例,随后是78例、129例、272例、289例,一直到2004年的800例。

同一网页中还说,肝脏移植的等待时间为两个星期。即便在有器官自愿捐献系统的国家,这么短的等待时间也闻所未闻。

肝脏移植数量是计算需要多少供体的重要指标,因为做一个全肝移植必然导致一个供体的死亡。鉴于死刑犯曾是中国宣称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唯一供体来源,移植数量的问题就更显突出。

下面这个图表的问题在于,数据在2004年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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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下属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站的图表。(视频截图)

媒体报导提供的数据到2006年之后突然静音

另一种数据来源于媒体报导。《科技日报》一篇为沈中阳涂脂抹粉的报导题为“他把肝移植技术带入世界医学巅峰”,文中提到沈中阳团队在2000年完成肝移植78例,这个数字与上面的医院网站图形上的数字一致。

2001年,据《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收录的数据及新闻报导,该院全年的肝脏和肾移植数量分别为109例和80例。

2002年,没有年度数据,不过,沈中阳的个人资料网页显示,截至2002年底历年肝移植总数为300例。

2003年的历年肝移植总数达到645例。另据官方报导,还有400例是该院医生在中国其它地方的医院完成的。当年天津一中心的手术总数为253例。这一突飞猛进的成果,促成了前面提到的天津政府投资新建17层移植大楼的决定。

2004年,没有当年的移植量,医学教育网(医学百科全书式的大型网站)透露历年移植总量已达1000例。

2005年,媒体没有公布历年移植总量,但2014年发表的讴歌沈中阳的文章称2005年的移植数量为647例。

2006年,有关沈中阳的官方报导及其本人发表的一篇医学论文均称当年移植总数为655例。论文中,沈中阳称该中心进行肝移植手术的数量已打破由美国匹兹堡大学保持10年的世界纪录。

2006年后,媒体和医院同时静音。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于2006年9月1日正式开业,为什么在移植数字即将攀升之时,大大小小的中共喉舌媒体和医院本身都停止发布移植数据呢?

2006年3月,开始有证人和相关报告指证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国猛增的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中共官员批驳有关报导和报告为恶毒的宣传,但从未拿出任何理由加以反驳。这与医院和媒体的静音是巧合吗?

在公开的数字中,2006年之后只有两个数字,均来自天津宣传部门吹嘘沈中阳的资料性报导。从中可见,该年后的两个移植总数呈整齐的线性增长,这可信吗?

2014年官方制作的沈中阳简介见于ttwj.gov.cn,该网站由天津市政府人力资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网站的“关于我们”部分这样写道:“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网页中对沈中阳的成功大书特书,称颂他为中国移植产业“努力攀登”的精神,并列出了一些移植数字。比如,“本院……连续两年成为全世界单中心完成肝移植年例数最多的器官移植中心,使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后面还说,截至2013年年底,该中心的手术例数连续16年排在全中国首位,一些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而更重要的是两个数字:到2010年该院总共进行了5,000例肝移植手术,见中共统战部网站报导《农工党党员沈中阳:攻坚克难 勇攀医学之巅》;另据百度百科对沈中阳的介绍,沈中阳到2014年累计完成近万例肝移植手术,是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把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历年移植总数做成柱状图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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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总数逐年增长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这些数字高得令人担忧,而且与器官来自死刑犯的官方说法完全对不上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大楼建成后不再公布每年手术例数的原因仍然是个谜。后来公布的两个工整的数字,可信度有多大呢?

从其它资料分析,实际的移植数量可能要高得多。有三个明显迹象可证实这种可能:大量韩国人来中国做移植;沈中阳团队医生完成移植手术数量巨大;天津市一中心改造工程报告透露的高床位利用率。

天津是韩国移植病人的理想去处

“一中心”护士长李莲今告诉媒体,2002年开始,韩国移植患者开始涌入中国,去天津的尤其多,因为从首尔飞到天津只需要90分钟。2002至2006年间,该院共为韩国患者做了500多例器官移植手术。

李莲今是在接受《凤凰周刊》(隶属于总部在香港的中共喉舌凤凰卫视)时说这番话的,报导题为“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所有这些活动都发生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2006年9月投入使用之前。

为了这些远道而来的患者,医院进行了临时调整,将12层医院大楼的三分之一(4~7层)改为专门的移植患者病房;还借用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国际心血管医院的8层作为韩国患者的住院区,同时将附近酒店的24和25层改为韩国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并专门安排了两名护士。李莲今说,即便如此,床位仍旧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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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航拍图。(大纪元)

对于韩国的器官旅游者来说,“一中心”是个称心如意的去处,因为在韩国,患者只能接受部分肝移植,即“活体移植”;而在天津,他们可以接受“全肝移植”,“且被用来移植的器官品质极佳”。

外国人赴津手术的程序十分简单:外国患者只需要将在本国的病历资料及检查报告传真到医院,得到院方通知后,即可入住医院等待供体,等待时间与国际惯例相比短得出奇。李莲今透露,“原来,患者等待的时间大概在一星期左右。但现在,由于排队等候供体的人越来越多,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长的时候要等上三个多月。”

而要找到“捐赠人”的组织兼容性抗原与患者相匹配的肝,即便是等待三个月,也是非常短的时间。

《凤凰周刊》文章援引韩国《朝鲜日报》报导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004年12月的一周内就进行了44例肝移植手术。另有患者家属向该刊透露,该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除了韩国人外,该院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去就诊。报导中说,医院四楼“病区中心的咖啡厅俨然成了‘国际会议俱乐部’,……不同种族的患者在此交流看病心得”。

还有这样的生动记述:“该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

文章没有给出手术数量,但至少证实天津一中心移植部的医务人员在新楼落成前忙到什么程度。

沈中阳团队成员的业绩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世界组织(WOIPFG,简称追查国际)调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参与肝脏和肾脏移植的医生共有110位,其中包括46名主任医师和医师、13名主治医师。(“追查国际”调查了数百家中国医院的医生编制,对其进行了编目。)

媒体报导、沈中阳同事的发言、该院网站及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表明,许多医生都做了大量的移植手术。

比如,“挂号网”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一中心”副院长朱志军“已主刀完成肝移植1400余例,其中包括活体肝移植手术100例”。

截至2006年7月,副主任医师潘澄独立完成全肝移植1000多例、活体肝移植100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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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澄医生。(追查国际)

“好大夫在线”网站未标明时间的网页资料也显示,该院主任医师高伟在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完成了800多例肝移植;肾移植科的主任医师宋文利进行了2,000多例肾移植(其中活体肾移植80余例),副主任医师莫春柏完成肾移植1,500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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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医师高伟。(追查国际)

沈中阳、朱志军、潘澄等七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供肝快速切取术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分析》透露,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间完成了1,600例供肝切取手术。

以上数字中,大部分供体为全肝(尸肝,以供者死亡为条件),活体肝移植只占很小一部分,后者只移植活体的部分肝脏,据称均为亲属捐献。

如果这些外科医生的平均移植量可以推及其他医生(当然这不一定可靠),截至2014年,移植总量就会高出该院官方数字(1万例)好几倍。实际上,仅只是将几位医生资料页的数据相加,就已接近医院宣称的总数。

当然,有资料可查的医生可能只是特例。或许他们也会夸大成绩或者合作手术,有各种可能。不过,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大打折扣,外科医生自己公布的手术数量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该院建筑工程资料则显示,实际的移植量可能比上述估计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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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an Apr 1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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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3月30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清编译] 想要获知中国这些年来实际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是非常困难的,不说总数,就是一家医院的数据都拿不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这类信息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中共直到最近才宣称建立了全国性的器官分配体系。长期以来,各医院在争抢业务、与器官中介做交易、攫取供体等方面的竞争激烈而又无秩序,着实一部《狂野西部》闹剧。没有人能在这场闹剧中统计出完整数据。

(接上文)

移植数据被视为“国家机密”

在美国,要寻找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是非常简单的事。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下属“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The 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简称OPTN)拥有一个数据库,可换用数十种标准进行查询。以2015年1至9月为例,数据库显示美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总数为23,134例。

还有些数据库可提供特定医院的有关信息。美国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The Scientific Registry of Transplant Recipients,简称SRTR)可以提供任何一家移植中心有关手术的详细信息。

以纽约州为例,在移植领域最活跃的医院是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2015年4月的报告显示,该院在前一年进行了110例肝脏移植手术,2013年则为142例。长达60页的报告提供了有关排长队的患者、所需供体类型及器官总移植率的丰富信息。而这样的数据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因为那是“国家机密”。

代表中共宣布器官移植政策的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在接受大陆媒体记者采访时,对移植数字为何难以确定给出了非常坦率的解释。这次采访是在中共急于公开表态时的举措,黄洁夫称,中国已不再使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但后来谎言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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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黄洁夫2010年在台北出席会议。因黄涉中共活摘器官罪,同年香港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的举动招致该校学生的批评。(宋碧龙/大纪元)

“死刑是国家秘密……”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你器官的来源是死刑犯……那你从死,不是那你能够做多少,那就不是都是知道你是国家的秘密了吗?”(原话)

在记者的追问下,黄又回应说:“你说这个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想清楚了,一定这个事情,因为你国家没有个透明的体现,这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做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

不过,还是会有些数字从庞大宣传机器的漏洞透出来。获取天津市一中心器官移植例数的方式有几种,我们依次审视。

医院网页图形显示的数据到2004年戛然而止

第一组数据来自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已被删除的网页,存档网页中有一张条形图显示从1998年到2004年的肝移植总量,从中可推算出每年移植总量呈几何数级增长,1998年9例,1999年24例,随后是78例、129例、272例、289例,一直到2004年的800例。

同一网页中还说,肝脏移植的等待时间为两个星期。即便在有器官自愿捐献系统的国家,这么短的等待时间也闻所未闻。

肝脏移植数量是计算需要多少供体的重要指标,因为做一个全肝移植必然导致一个供体的死亡。鉴于死刑犯曾是中国宣称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唯一供体来源,移植数量的问题就更显突出。

下面这个图表的问题在于,数据在2004年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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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下属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站的图表。(视频截图)

媒体报导提供的数据到2006年之后突然静音

另一种数据来源于媒体报导。《科技日报》一篇为沈中阳涂脂抹粉的报导题为“他把肝移植技术带入世界医学巅峰”,文中提到沈中阳团队在2000年完成肝移植78例,这个数字与上面的医院网站图形上的数字一致。

2001年,据《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收录的数据及新闻报导,该院全年的肝脏和肾移植数量分别为109例和80例。

2002年,没有年度数据,不过,沈中阳的个人资料网页显示,截至2002年底历年肝移植总数为300例。

2003年的历年肝移植总数达到645例。另据官方报导,还有400例是该院医生在中国其它地方的医院完成的。当年天津一中心的手术总数为253例。这一突飞猛进的成果,促成了前面提到的天津政府投资新建17层移植大楼的决定。

2004年,没有当年的移植量,医学教育网(医学百科全书式的大型网站)透露历年移植总量已达1000例。

2005年,媒体没有公布历年移植总量,但2014年发表的讴歌沈中阳的文章称2005年的移植数量为647例。

2006年,有关沈中阳的官方报导及其本人发表的一篇医学论文均称当年移植总数为655例。论文中,沈中阳称该中心进行肝移植手术的数量已打破由美国匹兹堡大学保持10年的世界纪录。

2006年后,媒体和医院同时静音。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于2006年9月1日正式开业,为什么在移植数字即将攀升之时,大大小小的中共喉舌媒体和医院本身都停止发布移植数据呢?

2006年3月,开始有证人和相关报告指证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国猛增的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中共官员批驳有关报导和报告为恶毒的宣传,但从未拿出任何理由加以反驳。这与医院和媒体的静音是巧合吗?

在公开的数字中,2006年之后只有两个数字,均来自天津宣传部门吹嘘沈中阳的资料性报导。从中可见,该年后的两个移植总数呈整齐的线性增长,这可信吗?

2014年官方制作的沈中阳简介见于ttwj.gov.cn,该网站由天津市政府人力资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网站的“关于我们”部分这样写道:“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网页中对沈中阳的成功大书特书,称颂他为中国移植产业“努力攀登”的精神,并列出了一些移植数字。比如,“本院……连续两年成为全世界单中心完成肝移植年例数最多的器官移植中心,使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后面还说,截至2013年年底,该中心的手术例数连续16年排在全中国首位,一些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而更重要的是两个数字:到2010年该院总共进行了5,000例肝移植手术,见中共统战部网站报导《农工党党员沈中阳:攻坚克难 勇攀医学之巅》;另据百度百科对沈中阳的介绍,沈中阳到2014年累计完成近万例肝移植手术,是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把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历年移植总数做成柱状图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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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总数逐年增长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这些数字高得令人担忧,而且与器官来自死刑犯的官方说法完全对不上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大楼建成后不再公布每年手术例数的原因仍然是个谜。后来公布的两个工整的数字,可信度有多大呢?

从其它资料分析,实际的移植数量可能要高得多。有三个明显迹象可证实这种可能:大量韩国人来中国做移植;沈中阳团队医生完成移植手术数量巨大;天津市一中心改造工程报告透露的高床位利用率。

天津是韩国移植病人的理想去处

“一中心”护士长李莲今告诉媒体,2002年开始,韩国移植患者开始涌入中国,去天津的尤其多,因为从首尔飞到天津只需要90分钟。2002至2006年间,该院共为韩国患者做了500多例器官移植手术。

李莲今是在接受《凤凰周刊》(隶属于总部在香港的中共喉舌凤凰卫视)时说这番话的,报导题为“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所有这些活动都发生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2006年9月投入使用之前。

为了这些远道而来的患者,医院进行了临时调整,将12层医院大楼的三分之一(4~7层)改为专门的移植患者病房;还借用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国际心血管医院的8层作为韩国患者的住院区,同时将附近酒店的24和25层改为韩国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并专门安排了两名护士。李莲今说,即便如此,床位仍旧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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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航拍图。(大纪元)

对于韩国的器官旅游者来说,“一中心”是个称心如意的去处,因为在韩国,患者只能接受部分肝移植,即“活体移植”;而在天津,他们可以接受“全肝移植”,“且被用来移植的器官品质极佳”。

外国人赴津手术的程序十分简单:外国患者只需要将在本国的病历资料及检查报告传真到医院,得到院方通知后,即可入住医院等待供体,等待时间与国际惯例相比短得出奇。李莲今透露,“原来,患者等待的时间大概在一星期左右。但现在,由于排队等候供体的人越来越多,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长的时候要等上三个多月。”

而要找到“捐赠人”的组织兼容性抗原与患者相匹配的肝,即便是等待三个月,也是非常短的时间。

《凤凰周刊》文章援引韩国《朝鲜日报》报导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004年12月的一周内就进行了44例肝移植手术。另有患者家属向该刊透露,该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除了韩国人外,该院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去就诊。报导中说,医院四楼“病区中心的咖啡厅俨然成了‘国际会议俱乐部’,……不同种族的患者在此交流看病心得”。

还有这样的生动记述:“该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

文章没有给出手术数量,但至少证实天津一中心移植部的医务人员在新楼落成前忙到什么程度。

沈中阳团队成员的业绩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世界组织(WOIPFG,简称追查国际)调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参与肝脏和肾脏移植的医生共有110位,其中包括46名主任医师和医师、13名主治医师。(“追查国际”调查了数百家中国医院的医生编制,对其进行了编目。)

媒体报导、沈中阳同事的发言、该院网站及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表明,许多医生都做了大量的移植手术。

比如,“挂号网”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一中心”副院长朱志军“已主刀完成肝移植1400余例,其中包括活体肝移植手术100例”。

截至2006年7月,副主任医师潘澄独立完成全肝移植1000多例、活体肝移植100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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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澄医生。(追查国际)

“好大夫在线”网站未标明时间的网页资料也显示,该院主任医师高伟在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完成了800多例肝移植;肾移植科的主任医师宋文利进行了2,000多例肾移植(其中活体肾移植80余例),副主任医师莫春柏完成肾移植1,500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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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医师高伟。(追查国际)

沈中阳、朱志军、潘澄等七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供肝快速切取术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分析》透露,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间完成了1,600例供肝切取手术。

以上数字中,大部分供体为全肝(尸肝,以供者死亡为条件),活体肝移植只占很小一部分,后者只移植活体的部分肝脏,据称均为亲属捐献。

如果这些外科医生的平均移植量可以推及其他医生(当然这不一定可靠),截至2014年,移植总量就会高出该院官方数字(1万例)好几倍。实际上,仅只是将几位医生资料页的数据相加,就已接近医院宣称的总数。

当然,有资料可查的医生可能只是特例。或许他们也会夸大成绩或者合作手术,有各种可能。不过,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大打折扣,外科医生自己公布的手术数量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该院建筑工程资料则显示,实际的移植量可能比上述估计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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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an commented Apr 11, 2016

【大纪元2016年03月30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清编译] 想要获知中国这些年来实际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是非常困难的,不说总数,就是一家医院的数据都拿不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这类信息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中共直到最近才宣称建立了全国性的器官分配体系。长期以来,各医院在争抢业务、与器官中介做交易、攫取供体等方面的竞争激烈而又无秩序,着实一部《狂野西部》闹剧。没有人能在这场闹剧中统计出完整数据。

(接上文)

移植数据被视为“国家机密”

在美国,要寻找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是非常简单的事。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下属“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The 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简称OPTN)拥有一个数据库,可换用数十种标准进行查询。以2015年1至9月为例,数据库显示美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总数为23,134例。

还有些数据库可提供特定医院的有关信息。美国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The Scientific Registry of Transplant Recipients,简称SRTR)可以提供任何一家移植中心有关手术的详细信息。

以纽约州为例,在移植领域最活跃的医院是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2015年4月的报告显示,该院在前一年进行了110例肝脏移植手术,2013年则为142例。长达60页的报告提供了有关排长队的患者、所需供体类型及器官总移植率的丰富信息。而这样的数据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因为那是“国家机密”。

代表中共宣布器官移植政策的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在接受大陆媒体记者采访时,对移植数字为何难以确定给出了非常坦率的解释。这次采访是在中共急于公开表态时的举措,黄洁夫称,中国已不再使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但后来谎言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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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黄洁夫2010年在台北出席会议。因黄涉中共活摘器官罪,同年香港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的举动招致该校学生的批评。(宋碧龙/大纪元)

“死刑是国家秘密……”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你器官的来源是死刑犯……那你从死,不是那你能够做多少,那就不是都是知道你是国家的秘密了吗?”(原话)

在记者的追问下,黄又回应说:“你说这个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想清楚了,一定这个事情,因为你国家没有个透明的体现,这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做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

不过,还是会有些数字从庞大宣传机器的漏洞透出来。获取天津市一中心器官移植例数的方式有几种,我们依次审视。

医院网页图形显示的数据到2004年戛然而止

第一组数据来自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已被删除的网页,存档网页中有一张条形图显示从1998年到2004年的肝移植总量,从中可推算出每年移植总量呈几何数级增长,1998年9例,1999年24例,随后是78例、129例、272例、289例,一直到2004年的800例。

同一网页中还说,肝脏移植的等待时间为两个星期。即便在有器官自愿捐献系统的国家,这么短的等待时间也闻所未闻。

肝脏移植数量是计算需要多少供体的重要指标,因为做一个全肝移植必然导致一个供体的死亡。鉴于死刑犯曾是中国宣称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唯一供体来源,移植数量的问题就更显突出。

下面这个图表的问题在于,数据在2004年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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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下属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站的图表。(视频截图)

媒体报导提供的数据到2006年之后突然静音

另一种数据来源于媒体报导。《科技日报》一篇为沈中阳涂脂抹粉的报导题为“他把肝移植技术带入世界医学巅峰”,文中提到沈中阳团队在2000年完成肝移植78例,这个数字与上面的医院网站图形上的数字一致。

2001年,据《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收录的数据及新闻报导,该院全年的肝脏和肾移植数量分别为109例和80例。

2002年,没有年度数据,不过,沈中阳的个人资料网页显示,截至2002年底历年肝移植总数为300例。

2003年的历年肝移植总数达到645例。另据官方报导,还有400例是该院医生在中国其它地方的医院完成的。当年天津一中心的手术总数为253例。这一突飞猛进的成果,促成了前面提到的天津政府投资新建17层移植大楼的决定。

2004年,没有当年的移植量,医学教育网(医学百科全书式的大型网站)透露历年移植总量已达1000例。

2005年,媒体没有公布历年移植总量,但2014年发表的讴歌沈中阳的文章称2005年的移植数量为647例。

2006年,有关沈中阳的官方报导及其本人发表的一篇医学论文均称当年移植总数为655例。论文中,沈中阳称该中心进行肝移植手术的数量已打破由美国匹兹堡大学保持10年的世界纪录。

2006年后,媒体和医院同时静音。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于2006年9月1日正式开业,为什么在移植数字即将攀升之时,大大小小的中共喉舌媒体和医院本身都停止发布移植数据呢?

2006年3月,开始有证人和相关报告指证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国猛增的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中共官员批驳有关报导和报告为恶毒的宣传,但从未拿出任何理由加以反驳。这与医院和媒体的静音是巧合吗?

在公开的数字中,2006年之后只有两个数字,均来自天津宣传部门吹嘘沈中阳的资料性报导。从中可见,该年后的两个移植总数呈整齐的线性增长,这可信吗?

2014年官方制作的沈中阳简介见于ttwj.gov.cn,该网站由天津市政府人力资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网站的“关于我们”部分这样写道:“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网页中对沈中阳的成功大书特书,称颂他为中国移植产业“努力攀登”的精神,并列出了一些移植数字。比如,“本院……连续两年成为全世界单中心完成肝移植年例数最多的器官移植中心,使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后面还说,截至2013年年底,该中心的手术例数连续16年排在全中国首位,一些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而更重要的是两个数字:到2010年该院总共进行了5,000例肝移植手术,见中共统战部网站报导《农工党党员沈中阳:攻坚克难 勇攀医学之巅》;另据百度百科对沈中阳的介绍,沈中阳到2014年累计完成近万例肝移植手术,是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把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历年移植总数做成柱状图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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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总数逐年增长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这些数字高得令人担忧,而且与器官来自死刑犯的官方说法完全对不上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大楼建成后不再公布每年手术例数的原因仍然是个谜。后来公布的两个工整的数字,可信度有多大呢?

从其它资料分析,实际的移植数量可能要高得多。有三个明显迹象可证实这种可能:大量韩国人来中国做移植;沈中阳团队医生完成移植手术数量巨大;天津市一中心改造工程报告透露的高床位利用率。

天津是韩国移植病人的理想去处

“一中心”护士长李莲今告诉媒体,2002年开始,韩国移植患者开始涌入中国,去天津的尤其多,因为从首尔飞到天津只需要90分钟。2002至2006年间,该院共为韩国患者做了500多例器官移植手术。

李莲今是在接受《凤凰周刊》(隶属于总部在香港的中共喉舌凤凰卫视)时说这番话的,报导题为“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所有这些活动都发生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2006年9月投入使用之前。

为了这些远道而来的患者,医院进行了临时调整,将12层医院大楼的三分之一(4~7层)改为专门的移植患者病房;还借用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国际心血管医院的8层作为韩国患者的住院区,同时将附近酒店的24和25层改为韩国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并专门安排了两名护士。李莲今说,即便如此,床位仍旧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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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航拍图。(大纪元)

对于韩国的器官旅游者来说,“一中心”是个称心如意的去处,因为在韩国,患者只能接受部分肝移植,即“活体移植”;而在天津,他们可以接受“全肝移植”,“且被用来移植的器官品质极佳”。

外国人赴津手术的程序十分简单:外国患者只需要将在本国的病历资料及检查报告传真到医院,得到院方通知后,即可入住医院等待供体,等待时间与国际惯例相比短得出奇。李莲今透露,“原来,患者等待的时间大概在一星期左右。但现在,由于排队等候供体的人越来越多,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长的时候要等上三个多月。”

而要找到“捐赠人”的组织兼容性抗原与患者相匹配的肝,即便是等待三个月,也是非常短的时间。

《凤凰周刊》文章援引韩国《朝鲜日报》报导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004年12月的一周内就进行了44例肝移植手术。另有患者家属向该刊透露,该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除了韩国人外,该院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去就诊。报导中说,医院四楼“病区中心的咖啡厅俨然成了‘国际会议俱乐部’,……不同种族的患者在此交流看病心得”。

还有这样的生动记述:“该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

文章没有给出手术数量,但至少证实天津一中心移植部的医务人员在新楼落成前忙到什么程度。

沈中阳团队成员的业绩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世界组织(WOIPFG,简称追查国际)调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参与肝脏和肾脏移植的医生共有110位,其中包括46名主任医师和医师、13名主治医师。(“追查国际”调查了数百家中国医院的医生编制,对其进行了编目。)

媒体报导、沈中阳同事的发言、该院网站及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表明,许多医生都做了大量的移植手术。

比如,“挂号网”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一中心”副院长朱志军“已主刀完成肝移植1400余例,其中包括活体肝移植手术100例”。

截至2006年7月,副主任医师潘澄独立完成全肝移植1000多例、活体肝移植100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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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澄医生。(追查国际)

“好大夫在线”网站未标明时间的网页资料也显示,该院主任医师高伟在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完成了800多例肝移植;肾移植科的主任医师宋文利进行了2,000多例肾移植(其中活体肾移植80余例),副主任医师莫春柏完成肾移植1,500余例。

1603011450452669
主治医师高伟。(追查国际)

沈中阳、朱志军、潘澄等七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供肝快速切取术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分析》透露,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间完成了1,600例供肝切取手术。

以上数字中,大部分供体为全肝(尸肝,以供者死亡为条件),活体肝移植只占很小一部分,后者只移植活体的部分肝脏,据称均为亲属捐献。

如果这些外科医生的平均移植量可以推及其他医生(当然这不一定可靠),截至2014年,移植总量就会高出该院官方数字(1万例)好几倍。实际上,仅只是将几位医生资料页的数据相加,就已接近医院宣称的总数。

当然,有资料可查的医生可能只是特例。或许他们也会夸大成绩或者合作手术,有各种可能。不过,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大打折扣,外科医生自己公布的手术数量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该院建筑工程资料则显示,实际的移植量可能比上述估计高得多。

@u2017 u2017 referenced this issue Apr 1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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