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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未见的《舌尖上的中国》
2018-02-24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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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
这篇报道关于《舌尖上的中国》。它获得了编辑们不错的评价,也得以变成铅字出版,但尚未大量印刷,已经印出的一部分杂志即被主管出版社统统招回销毁。重印之后,那期杂志里不再有这篇文章。

来源:特稿痴迷者 (微信帐号:tegaocmz)

记者 谢梦遥 罗飞

2014年4月29日 上午 11:59

这篇报道关于《舌尖上的中国》。它获得了编辑们不错的评价,也得以变成铅字出版,但尚未大量印刷,已经印出的一部分杂志即被主管出版社统统招回销毁。重印之后,那期杂志里不再有这篇文章。

这篇稿子采访了央视不希望采访的人。而且,我连续采访了她九个小时。

事情是这样的,央视纪录片频道最初拒绝了我的采访(事实上,它几乎拒绝了所有市场化媒体采访),当我告诉他们我已经采访了总导演时,他们态度积极了很多,主动要求我采访他们。然而当我发去了采访提纲,他们似乎又为难了,不再直接回复我。

他们已经想到了另外的方法。在我等待的时候,他们直接通过国家出版总署找到了我杂志的主管单位黄河出版社。通过这层关系,他们看了我的稿子,并发来公函,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有几处事实上的错误,比如把陈晓卿的在纪录片的职务写错了,但这类意见是可以改的,唯有一条意见,难以把握,从而也决定了这篇稿的命运——“舆论导向有问题”。

我见过那封公函,那里面并没有提出撤稿要求。发出回收杂志指令的人,我至今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是黄河出版社——即租给我们杂志刊号的主管单位的负责人。

这个稿子就这样死掉了,知道它最终命运的那晚,我大醉了一场,在地上哭得打滚儿。主编请所有同事吃了饭。

那时我刚进媒体半年多,后来我才知道,比我惨得多的记者大有人在。我职业生涯至今也只遇上过这么一次。

现在我在亚洲周刊,再没有什么人,能够以“非技术原因”撤我的稿了。

两年过去了。《舌尖上的中国 2》热播,今天,我只想把这篇稿子的初稿发出来。


你所未见的《舌尖上的中国》

记者 谢梦遥 罗飞

这个事实已经无需详述,《舌尖上的中国》,在 2012 年的这个初夏,火得一塌糊涂。在央视的平台上,第三轮的重播已经结束。你或许已经看了一遍,两遍甚至更多。然而在镜头之外,有你所未见的故事。

一支体制外人士领衔的主创团队,与央视正规军携手,完成了这个作品。这过程里,有坚持,有抗争,有妥协,有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无论如何,最终的作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这或许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商业报道,然而我们想讲述的一切,都与商业相关,与中国电视纪录片产业的现状相关,与这个时代相关。正如我们的总主笔李海鹏所说:它们是我们乘飞机经过这个时代时,通过舷窗看到的大地的孤独的闪光。

如一台蒙尘已久的巨大引擎缓缓开动起来,中国电视纪录片产业,搅起的声响正在逐渐变大。

早在 2010 年 10 月底,国家广电总局就出台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国产纪录片是形象展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

而启动加速按钮的时刻,始于 2011 年,这一年里,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北京高清纪实频道及中国文献纪录片频道纷纷建立,纪录片频道达到 8 家,中国纪录片首播量高达 16000 小时。纪录片开始大量出现在网络平台上,中国网络电视台、搜狐、新浪等视频网站均开设了纪录片频道。

根据《2011 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只计卫视与纪录片专业频道,在 2011 年市场总投资就有 8 亿元。该报告的负责人张同道调研发现,此前全国纪录片每年的总投资不过是 4 亿。央视纪录频道成为纪录片投资领域的绝对主力,2011 年投资接近 2 亿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舌尖上的中国》得以出炉。与央视之前出品的同样高水准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故宫》相比,它另辟蹊径,完全脱离了宏大叙事,讲的是美食,而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生活。

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纪录片爱好者,你都可以把接下来看到的故事,当成一部关于《舌尖上的中国》从无到有的历程的纪录片。

让纪录片重回黄金时段

从 2011 年 1 月创立,央视纪录频道已经开播一年多了,观众收看规模已达 6.6 亿人,日收看观众人数最高突破 9400 万,并成功实现收视份额一年内增长 200% 。这是唯一的全国播出 、全球覆盖的高端专业纪录片频道。

然而《舌尖上的中国》首播,并未选择纪录频道,而是影响力更大的中央一套。播出时间,亦是晚 10 点半的黄金时段。其实这早有铺垫,4 月 16 日央视一套晚间节目全面改版,《魅力纪录》栏目取代了电视剧,已经播放了三部 BBC 纪录片。而《舌尖上的中国》,即是《魅力纪录》播放的第一部中国原创纪录片。

“让纪录片重回黄金时段”,这是纪录频道总监刘文的一个梦想。在他的心中,整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先搭建一个国家级平台;聚拢一批专业化队伍;再建立包括选题、生产流程、定价等在内的一系列行业标准;最后是吸引广告的大量投放。

历史、人文类纪录片是央视纪录片最常见的类型,此次选择美食为主题,点子来自陈晓卿。他是央视记录频道的副总监,也是《舌尖上的中国》这个项目的全权负责人,而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美食专栏作家。

“以前没有纪录频道,这个都立不了项,没有充足资金,拍不好,就一点点钱,实现不了。现在只要有好想法,能保证拍摄质量,就能得到支持。”于是,陈晓卿在他最擅长的领域里申报了选题。

立项获批后,在 2011 年 4 月,陈晓卿从纪录频道之外请来四位导演,拟作为主创团队。这与纪录频道投资的大多数纪录片不同,那些是由央视之外的制作商通过竞标来完成,而《舌尖上的中国》,是由纪录频道的运营团队把持整体方向,控制成本预算,统领外聘人员完成制作。按该片执行制片人朱乐贤的说法,叫做项目制。摄制组出差,需要报项目,住宿、餐费,都是有严格的标准。

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制播分离不同,但这种模式并不意味着落后,以香港无线电视(TVB)和亚洲电视(ATV)为例,如今依然养着庞大的节目运行班子,大量节目依然自己制作,部门之间既依照上级指令行事,但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体系商业化运作。

然而这一切的开始并不顺利,第一天开会就有一位导演退出了。剩下的三位导演,意见也不相同,有人说就按着既定方案去拍,有人则认为文案行不通。

《舌尖上的中国》最初的文案,与播出时呈现的版本,毫不相干,是按茶米油盐酱醋茶划分七集,从周口店猿人遗址说起,有很多历史的考据。其中还设置了一些小桥段,比如醋那一集,有房玄龄和唐明皇因为女人吃醋的故事;说到盐,有潘冬子给红军送盐的故事。

陈晓卿也觉得这个既有方案确实有问题,不太适合电视表现,他想以吃的角度来反映现代中国人生活发生的变化。“我需要在这个片子里,看到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在和导演开会时,他强调。在他的说服之下,即将要散掉的几股绳子又重新拧了起来。

此后的一个月里,大家讨论了多次,全班人马还跑到杭州去和美食家沈宏非开过三天策划会,新的想法不断出现,有些被采纳了,有些被否决。

在分集导演中,任长箴是意见最强势的一位,甚至敢于冲撞领导。有一次,陈晓卿说了个想法,用名人来串场,第一集用小沈阳,第二集用张朝阳。话还没说完,任长箴就打断了他,“要这么拍,我绝不做!我绝不拍名人!”

“名人怎么了,名人加美食才有收视率!”

任长箴回道:“如果小沈阳,作为一个东北人的儿子,出现在我的片子里没有问题,但他如果作为红人儿出现在我的片子里,我觉得太邪恶了!”

这些行为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十分刺眼。但这些业务上的冲突,陈晓卿都能容忍了下来,并且听取了意见。

另一位导演闫大众觉得任长箴性格直了一些,但她的观点值得认同。他认为这就是外聘制的好处,挂职于央视体制的人,在观点表达上多些顾忌。

在框架设计上,陈晓卿和任长箴的共识是,“茶”这部分很难做,与前面六种不在同一个链条里。他们想过一些替换方案,比如做一集叫做“素”,讲素斋的,或是“鲜”,讲海鲜的。但无论怎么替换,内容很难分布平均在七集中,难免深一脚浅一脚。大家始终感到不满意。

最大转折出现在了 2011 年 5 月初。任长箴接到央视方面的电话,对方说,“我现在通知你一件事,你可能会不高兴。”

“不让我干了?”任长箴脑子里第一时间冒出的想法。

“恰恰相反,让你做执行总导演。”这是陈晓卿的决定。作为纪录频道的高层领导,他很忙,除了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他同时负责三个台重点项目,还得出国调研,参加各种活动。

任长箴认为,这次放权对日后的片子至关重要。“总导演怎么说,我们只能反对,但我们不能改革。但我现在可以提出整个的想法了。”闫大众知道这事后,也认为自由度变大了。

她决定把之前的框架全部抛弃,重新制定。她找来了台湾田野调查杂志《汉声》的前任编辑龚瑜。后者又找来几人,一起当调研员。

他们没有任何捷径,下足笨功夫,从淘宝上一批一批地买中国出版的地理杂志,这些杂志最后堆起来,竟有三人高。大致读完之后,他们再分拣、撕书、按地域入册。在看完这些资料之后,找选题变得轻而易举。

“在调研进行的时候,框架已经定了。从总到分,再到细分的过程。当我定下来,第四集是风干、晾晒、腌渍、腌腊这个小框架后,对于风干的部分,是做风干海带还是风干牛肉啊,就是分集导演的任务了。”任长箴介绍。

现在,缺的是人了。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央视不缺人才。

官窑出来的工匠

“我是官窑出来的工匠。”任长箴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她强调了她对体制内外划分的看法,“我的关系是体制外的,但我的头脑、我的训练、我的手艺是央视标准的。”

15 年前,任长箴大学毕业即进入央视工作,之后调入央视的纪录片栏目《人物》工作了 6 年。直至 2005 年离开央视前,她已经是《人物》的编导中坚。此后,她担任过《生活万岁》、《留住手艺》等几个大型电视纪录片的执行总导演,在央视和地方台均有过合作,皆是以自由人身份。

她承认,央视做纪录片,一定是地方台无法超越的。因为全国很多优秀的人才和可用的资源,都依附在中央台。纪录片频道虽然为新设的,但是央视的各个频道,几乎都有纪录风格的栏目,早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闫大众也是原《人物》的编导,离职后和任长箴保持了多年的合作,两人是黄金搭档,任做导演,闫做摄影。陈晓卿找他来本是做分集导演的。任长箴后来把他变为首席摄影师,“因为我觉得他文案能力稍弱,摄影能力更强。其实这不是一种降格,这是工种的转换。因为我看到了他身上的强项。”

如果是这样,最初纪录频道请来的四位导演,只剩两位了。邬虹成了第六集导演,任长箴领下第一集。人手显然还是不够的,任需要继续招兵买马。

张铭欢是《人物》的编导,他最先被任长箴推荐加入了这个团队。任长箴在《人物》认识他时,他还只是个实习生。六年过去,当年的实习生,已经成了三十岁出头的业务骨干。俩人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平常见面很少谈吃喝玩乐,大多是聊怎么拍片子。

他被分配第四集——当时的名字还叫“盐”,即讲述腌制的一集。这集可选的内容极多,腌肉就有很多种了,所以作为分集导演,大量的工作是筛选梳理,需要是特别认真的人。任长箴觉得张铭欢能担此任。果不其然,后来大家各自呈交搜集的资料时,有的导演只交了 3 页,张铭欢交了 110 页的文案。

任长箴深知一点,这片子是讲全国各地饮食的,不是在城市里周旋的,是关于乡土的,所以一定需要有乡土经验的导演。CCTV-7 是农业节目,她觉得人选应该来自那里。于是她锁定了 CCTV-7 的节目,连续看了好几天。好在看的过程中,她也发现了不少好玩的故事,比如山东怎么储存姜,四川如何摘辣椒,但是,片子的叙述风格都比较老旧。她安慰自己,要实在找不着导演,找点选题也行。

直到有一晚她看到了科教片《水生世界》,连续看了几集,很有意思,让她耳目一新。“不是站在农业的角度看海洋,而是生态环保的角度看海洋,我突然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片子。”她等着字幕出来,总导演是杨晓清。

杨晓清当时已经是科技苑的主编了,平时很少做小片子了,主要是帮导演改稿子。当她收到任长箴的邀请短信时,俩人还完全不认识。但是杨晓清毫不迟疑迅速同意入伙了。

至于怎么把这位科技苑的主编从农业频道调出来,俩人还商量了半天。任长箴写了个申请,杨晓清拿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俩都觉得一定可以打动杨的顶头上司——一位女领导。但最后这番精心策划,完全没有用上。CCTV 频道之间的调令不过是几句简短的话:“兹调杨晓清同志……请批复为盼。”

杨晓清加入不久之后,就跟任长箴提出,第四集腌渍和第三集发酵的故事有点混淆。她建议找她的一位同事过来,是生物发酵专业的,给大家辨析一下。

那人来了之后就说:“你们写的文案太可笑了。腌渍是物理反应,发酵是化学反应。”大家让她具体讲讲,她于是用形象的语言嘲讽了腌渍,“多难看啊,弄一个缸弄点盐,把那菜弄得皱巴巴的,毫无谈论的可能性,不过就是盐的大分子置换了植物中水的小分子,最后风味发生了改变。发酵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美妙的过程。”

任长箴觉得这个人对发酵是充满了感情的,而且她恰又不仅仅是发酵专家,而且是电视编导。“这姑娘之后用两天时间迅速写了个新文案,把发酵体系一下子就理顺了。植物蛋白的转化就是豆腐,动物蛋白的转化就是奶酪。你一下就觉得这人脑子太清楚了。”

任长箴跟杨晓清商量,这人,咱们得把她弄进来。那已经是临近开机前两个星期了,于是唯一理工科背景的导演马羽洁,也加入了《舌尖上的中国》。

就这样,像日本电影《七武士》,一个个背景不同的人,先后加入,组成了一个团队。除了陈晓卿统领,没有一个人来自于纪录片频道,但所有人都有过央视工作的背景。

所有人都看重的,是纪录片频道这个平台。没有人是真正冲着钱来的,一个分集导演的酬劳是税前8万元,虽然在央视纪录频道而言,已经算是给出顶薪,但对于这群平均年龄超过35岁的中年人来说,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收入,意味着他们要全力投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们的分集导演,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尖子。”任长箴感到很骄傲。

此言不虚,比如第二集导演胡迎迎,曾担任过杨澜主持的《天下女人》的执行制片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也把公司的事务先放下,主动请求加入摄制组。

“手已经够好了,要选枪了”

任长箴是技术控,很喜欢研究摄影设备。她注意到SONY新品F3即将面世,她知道相对于央视常用的大型摄影机 HDW-750P,F3 小得多,便于携带,更重要的是,可以换单反照相机的镜头,这意味着一次外景拍摄,可以带多个镜头,拍出不同感觉的东西。

她向总导演陈晓卿提出了这个想法。这在央视是前所未有的——不用台里提供的设备,购买另外的设备,陈晓卿回绝了她:“你记住,拿枪的手永远比枪重要。”

一台 F3,需要约 8 万元,对于全片的 500 万元预算而言,价值不菲。

“手已经够好了,要选枪了。”但任长箴不认这个理。她和 SONY 沟通,对方同意她不付款的情况,试用 F3 一个星期。于是她拍了一段 10 分钟的样片,交给陈晓卿。

陈晓卿是摄影专业毕业,他马上能看出影像品质上的区别。他告诉任长箴,会帮她争取,他要任长箴写了一份申请购买设备的报告。之后,陈晓卿把报告修改了几轮,把一份过于专业化的评测报告,改成了领导能看懂的版本。8 月份,上头批下来了,一共买 3 台 F3,七集导演轮着用。这是 F3 第一次在国内的纪录片中使用。

使用能换单反镜头的 F3,确实带来了成功,大量的高清浅景深镜头得以完成。譬如第三集里的毛豆腐,置于前景的豆腐纤毫毕现,而后面的景是虚的,尽管两点之间距离很近,但是画面突出了重点,显得很好看。

并不是解决了“枪”,就能实现所有的拍摄效果,比如航拍。

在中国做航拍,手续是很麻烦的,一般来说,需要由军方提供飞机。而费用对摄制组来说,也是不能承受之重,陈晓卿曾表示,一次拍摄可能需要 60 万元。在国外的纪录片里,热气球也是航拍的重要工具,尤其对于低空拍摄而言,可以很稳的获取画面,然而在中国,这同样难以实现。

BBC 大中华区销售总经理张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航拍需要很大的开销,所以央视有时会以购买素材的方式,来使用这类镜头。

在第七集的城市农夫故事,摄制组希望拍到四合院里的天台种植全景。他们打听到,可以用遥控飞机装上摄像头,完成这个航拍。摄影闫大众在网上发现有一帮孩子玩遥控飞机,还把视频传上去了,于是就联系他们过来。但是折腾了大半天之后才发现,因为过程中躲避飞鸟和杨树,拍摄的镜头不完美,没法用。

“这是中国纪录片拍摄现状,你们以为央视投资就多有钱呢,跟BBC他们一比,也就是草台班子状态。”任长箴说,“如果是我控制经费,我死活要完成一组遥控飞机的航拍,用到某一个故事里。”

所幸,这个片子还是获得了一次航拍。在黑龙江九三农场拍摄时,需要从高视角拍摄机械化收割麦子。闫大众听说农场有洒农业的飞机,就请求调用那个飞机。“农场方面也很激动,因为央视来了,说咱们玩一个吧。”

闫大众没有任何航拍经验,绑着一根麻绳当安全带用就上了飞机。最后,那唯一的航拍镜头用到了片子里。“回想一下,挺危险的。所有人都后怕。”

“中国纪录片终于要一反陈词滥调了”

陈爵,你或许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但他是电视纪录片界的头脑级人物。这个行业因为远未市场化,并且播放渠道有限,绝大多数优秀的从业者,从未享有与能力相齐的声名。

还在《舌尖上的中国》的筹备期时,任长箴给很少联系的陈爵写信,请他来参加策划会。她在电子邮件中写了一段解说词,是关于一个蒙古族家庭和酸奶的故事。

“清早,那日松推开家门,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今天他家的毡房要转移到下一个地点。妻子正在为这场转场准备着一天的干粮,酸奶已经做好了,乳清和蛋白自然分化,这种酸奶,是城市人无论如何也见不到,因为城市中的乳凝剂,已经使乳清消失掉了。酸奶是那日松一家转场最重要的热量来源。”

“中国纪录片终于要一反陈词滥调了,要按照英美的路子做片子了!”这是陈爵的评价。在策划会上,他激动地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那日松和奶渣的故事,我看到的是,一群中国人,他们在吃着什么,他们在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他们每天重复着一种动作,但其实他们坚守着一种信仰。”陈爵的这句话坚定了任长箴的判断。

这种平实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解说词,在最后的成片中得以延续,也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仿“舌尖体”在网上风行。温暖、感人,是很多人看完此片后的感受。

这得益于主创团队的目光并未紧紧盯在美食本身。“做纪录片,文化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光讲吃,不就跟美食栏目一样了?”陈晓卿说。在他看来,记录如何将自然的馈赠经过捕猎、采掘、加工、制作成食材,比像食谱一样事无巨细地记录美味佳肴的做法更加重要。

任长箴对此有着更强烈的感受:“这些美食,对食客来说,是珍馐美味,但对于获取它的人来说,只是劳动对象。我恰恰是在把它当成劳动对象上,花了很多笔墨。因为我的情怀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说,它无非是什么,你看到的,是食材跟人有关的故事。”

基于这些理念,《舌尖上的中国》除了讲美食,还有丰富的生活故事,甚至还展现了那些出场人物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比如渔民林红旗在船上吃的方便面,种笋者老包把市价贵出20倍的冬笋替代春笋做的腌笃鲜、职业挖藕人劳作一天后吃的简单饭菜。

张铭欢认为,难能可贵的是,主创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差不多,能够迅速达成共识。

在每个分集最后,都有出场人物的笑脸镜头,那是任长箴给分集导演的规定动作,在前期拍摄就定好了。“我就是对劳动者表达致敬,没别的。”这种人的表情直面镜头的回放,恰恰能把观众情绪,推到最高点。

任长箴 2005 年离开央视时,接拍的第一个合同是耐克的广告,给当时尚未成名的李娜、刘翔等人剪辑一个访谈。她最初的版本,都是这些人在谈人生理想之类的。但对方告诉他,不要这些。“你得拍李娜喜欢戴叮叮当当的耳环,你得说她喜欢穿粉红色的衣服。”

最开始,任长箴对这些要求并不适应,但她后来明白,要学会去抓普通人最朴素的愿望和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种表达方式在《舌尖上的中国》有着充分的体现。

《时间的味道》一集中,有一位香港大澳岛做虾酱的老奶奶。本来这不在导演张铭欢的拍摄计划中,但老奶奶在和他聊天时,突然哭起来,她想到了去世不久的丈夫,夫妻俩做了一辈子的虾酱。“当时我就想,这故事我一定得拍,可能这虾酱不是特别吸引人,但这里有人的情感以及时间的味道。”张铭欢说。

许多观众这样表示,《舌尖上的中国》中的温情是很多电视纪录片所缺乏的。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主创人员认为,该片的成功在于创作组的坚持。“不然所有人看到的完全不会是这样的,会是另外一种价值观。”

以往,纪录片的目标受众是中年知识群体。而这次,更多年轻人被吸引到屏幕前面。“你们每集里都有喵星人,看来你们都是猫控。”一些类似这样的留言,出现在主创团队微博和博客里。

外宣定位

在近一年的制作过程中,陈晓卿给了任长箴充分的信任。虽然俩人有过激烈的争吵,但是仅仅限于业务层面。“陈晓卿可以叫停,可以换人,这都是他轻易可以做到的。但他还是接纳了意见。创作上有分歧,太正常了。”闫大众说,“这个片子能达到现在的位置,要感谢陈晓卿。从最初的立项,到最后送到央视一套去播,他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任长箴也说:“给我这个舞台、认可我的方案、同意我用F3,这些我要感谢他。我找来的所有分集导演,他没有质疑,他是相信我的。”

虽然在拍摄中,陈晓卿没有到过现场。但在后期,他投入了很多努力。导演胡迎迎记得,陈晓卿有次来她工作室一起剪样片,一直忙到了夜里三点。

陈晓卿的代表作有《森林之歌》、《龙脊》等,多次获国际、国内电视节奖项。有着多次带着大集团作战的经验,他有自己的方法论。在《舌尖上的中国》,他坚决不按地域划分导演,让每个导演只负责自己的镜头。这个做法,让投入经费变大,但取得效果非常好。

《舌尖上的中国》立项之初,就定位于面向国外市场。陈晓卿曾反复强调,要展示国家形象,要让外国人能看懂。

任长箴在讲香格里拉松茸的故事里,写过一句解说词,“蘑菇这种东西在云南只叫做菌,而不是叫做蘑菇”。她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但这句解说词被陈晓卿认为毫无意义,删掉了。“对于外国人来说,你这翻译来翻译去,不就是 Mushroom 吗?”

外宣的定位,也难免让内容上的审查更加严谨。

在第一集《自然的馈赠》最初的版本中,任长箴放置了一个八渡笋的故事:广西去年因为大面积干旱,潮湿炎热的环境消失,八渡笋歉收,罗文才经营了10年八渡笋合作社没收到订单。在看样片时,有好几位导演觉得特别好。“前面是天时地利人和,大家都喜欢转折之后的故事。”任长箴对于这个设计很得意。

但陈晓卿建议把八渡笋的故事剪掉,领导不喜欢灾难。任长箴认为这故事对于整体结构至关重要,坚决不改。“这个都不算灾难,它就是一场干旱而已。我是为了表现主题,自然不是什么时候都给你馈赠的,有时候也会收回他的馈赠。”

因为所有素材都在任长箴家里的电脑里,陈晓卿无奈之下提出了应对方法,如果不改,第一集只能挪到系列片的后面。“爱放哪集放哪集!”任长箴态度强硬。

但最后这故事还是被删掉了。在任长箴的讲述里,这情节颇像电影。“陈老师让我交50分钟版本,我以为大家都交 50 分钟版本呢。其实别的导演只交48分版本。那两分钟的故事就被陈老师亲自删掉了。”

今年 4 月份,《舌尖上的中国》被央视送往第 65 届戛纳电影节参展。公众对电影节的固有印象是为了评价而设,但实际上,电影节也是为各国影片的交易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央视的良苦用心收效显著,《舌尖上的中国》是中国所有参展纪录片中问询量位居第二的片子。

央视旗下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负责该片的国内外的发行,公司海外发行部主任张琳表示:“《舌尖上的中国》有信心在发行上创造近年的一个高峰。”央视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透露,已与德国、韩国、日本、美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机构达成销售协议或意向。

但反观国内,《舌尖上的中国》的走红,更像一场偶然事件。为一部纪录片开首映式,是央视前所未有的举动。但 2012 年 5 月 10 日,《舌尖上的中国》首映式并无引起太多报道,百度新闻搜索,只有寥寥几家媒体提及。

然而,从 5 月 14 日晚 10 点半在央视一套播出以来,这部片子就成了网络上最热的话题。首轮播出的平均收视率达到 0.5%,超过一套之前同时间段电视剧的收视 30%。这一切,对于纪录片来说,实属难得。

很多人是在首播当天,陈晓卿发了一条微博,才注意到有这样一个片子。陈晓卿当时有约16万粉丝,其中不乏意见领袖。微博上的快速传播,和片子本身的口碑效应相结合,让片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网购也间接让这纪录片升温。不少网店卖家乡特产时,已经打着“舌尖”招牌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第一集介绍了云南诺邓火腿之后,一个卖诺邓火腿的淘宝店立即产生了 33 笔订单,其中 32 笔都是在当晚11点后产生的。淘宝商品热卖的同时,也免费为《舌尖上的中国》做了宣传。

沈宏非作为该片的总顾问,参与了前期策划讨论和后期文字润色工作,他认为晚上 10 点 30 分的首播时间,恰好契合了人们“午夜发吃”的习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在 5 月 10 日和 30 日,纪录频道举办的首映式和研讨会中,央视领导和总导演陈晓卿均有参加,但现场并没有其他主创成员的身影。“我们周围这些人都不知道,只在微博看到这事。”摄像师李继松说。

从商业运作的角度上考虑,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企业在领取荣誉的时刻,站出来的一定不会是公关公司。纪录频道意欲制造品牌效应,必然会主推其核心成员。陈晓卿成了当仁不让的名片,CNTV 专为他设立了名人工作坊。而任长箴等人,只是铁打的营盘上流水的兵。

任长箴临时组建的团队已经解散了,《舌尖上的中国》只是他们的职务作品。胡迎迎和闫大众去了青岛拍企业宣传片,杨晓清、马羽洁回归农业频道,任长箴则在家休息。

“我们也愿意参与到这场巨大的胜利里,我们从没经历过,我们有权经历。”任长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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