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在夜晚走路这个癖好，大概是高中养成的。白天我觉得灰尘太多，不愿在路上多走，一到晚上，能走路的，我一定不会用交通工具。我在北京住过几个星期，有一晚从后海走回大猫在安华桥附近的家，一路或工地轰鸣，或黑灯瞎火，我还是觉得特别痛快，因为路长，人静。这样的一个城市，要不是空气质量太差，我真想用双脚把它的街道都磨蹭一遍。
回深圳以后，我发现深圳的关内特别不耐走。我并不是说，深圳像潮州一样，能够在几个小时内把市区走遍。有一晚我从大剧院走到竹子林，花了三个多小时，这才只是横跨福田区而已。我说的是，深圳的街道规划过分单调，没有特色，繁华地段基本集中在深南大道两侧，除此之外，只有国贸和CBD附近还能走走，其他都是依样画葫芦。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也许是优点，但对于一个不仅把散步看做健身活动，还看做娱乐活动的人来说，这一点实在是致命伤。比如说，第一次我走到竹子林，第二次我坐地铁到竹子林下车，继续往西走，经过华侨城、世界之窗、白石洲，到深大，到南头关，最后一次，我从大剧院往东走，到黄贝岭到沿河路，深南大道三次就可以走完。所以我曾经对朋友说，要是我孤身一人，我就去苏州和绍兴生活了。苏州是我自己去过，小桥流水甚是喜人，绍兴是看周作人的小品文，被里面讲石板路和乌篷船的段落挠得心痒痒。不仅苏州绍兴，任何一个有点历史的中等城市都可以用几百条街把深圳甩开。
我大一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把我高中的夜行图完整地画了出来，无非就是红岭路和红宝路，以及这路段的几个据点。求知书店、7-11、荔园大酒店、金鹰剧院、深圳文联、雷鸟网吧、大剧院，里面不少都拆了。一一年我写完《四城记·深圳》，就再也没有写过和这片区有关的东西。去年媛媛和不二搬家，搬到在我家旧址盖的新楼上。我说，你们错过了这个地段的黄金时期。
从零七年搬来至今，我没有写过布心，“布心”两个字甚至很少出现在我的文章里。从散步的角度来说，这真是个极坏的地点。比如说，我每晚从家里出门，走到东湖路和东晓路的交界，不太可能往左边走，因为左边一直通往爱国路和沙湾路，都是长长的车流，基本没什么人行道。有一晚我试着走去沙湾路，那真是一长条的公路，我要挨着山边的树走，才不会有被来往的汽车撞飞的危险。走了几公里，敬姑娘给我来信息，她大概觉得走山路挺酷的，要我录下车辆碾磨的声音给她。我问她在哪儿，她说在海南度假，还给我录了段海浪，说两段凑起来听，就是现代的山海经。
所以我一般会沿着东晓路往下，走到它和太白路的交界时，我就会向右走，因为东晓路被太白路南边的布心路从中间截开，如果我要一直走下去，就得跨过天桥才行。太白路非常长，一直通往布吉路，如果不想走同样灰尘滚滚的布吉路，可以在松泉公寓附近左拐，走去翠竹路。深圳前年做得好的一个地方是，大部分车站后面都贴有附近的地图，每回我走到山重水复，跑到就近的公交站后面研究一番，总是能顺利找到新的方向。一年下来，我辨别东南西北的能力被训练得非常强，充分证明某施派青年说现代化使人丧失天然的方向感是扯淡。今年我出门，发现有地图的公交站好像少了，不知道是不是百度地图普及了的原因。
我在翠竹路上有两个朋友，徐帆和苜蓿。徐帆一直到初中的时候还住布心，高中开始就住在翠竹沃尔玛附近。初中他邀我去他家复习，我得从坐24路从荔枝公园一直坐到东昌总站，现在一查，只有十几个站，那时真觉得跨越了大半个城市一样（其实都在罗湖）。不知道是布心发展得太快还是怎么样，我住到这附近后，上街去找以前和他一起逛过的地方，完全看不到痕迹。那时太白路的东边有一大段还没修好，有些地方还露出沙土和水坑，路的北边有一间挺大的音像店，我在里面翻到一张陈明真的写真，完全不知道她是谁。现在同样地段也有一家音像店，不过店面小多了，而且生意十分冷清。据说阿财以前也住在布心村，高中的大刀会大佬也是布心中学的，我在这边兜兜转转，实在想象不到当初他们住在哪一栋凋敝的楼里。现在彭程好像也住布心村，我一次也没找过他。
苜蓿家是什么时候搬到翠竹公园对面，我也不太清楚。一一年我和她一起去找小明的时候，她还住在东乐花园，一二年她从云南回来告诉我要结婚，她们家就已经住康宁附近了。我刚读博的那个寒假，我们见得最多。在小明那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见见朱师兄，清理一点手尾，我说可以，然后第二天就在喜荟城的星巴克见到拍纪录片的朱师兄和他的现女友。他们快要结婚了。后一天我和苜蓿又在喜荟城的老西安吃饭，我们从饭桌上聊到东乐花园的石板凳上，最后我目送她上去。她提起自己在深圳的住处，一直说“我姐姐家”，她每年在深圳这边，呆的时间确实还不到一个月。从东乐花园走回我的家，基本是一路向北，还要过一个天桥，有时我宁愿在太安站下车，然后穿过这个路灯稀落的小区走回去。一二年底，她一边宣布自己要结婚的消息，一边告诉我她们家搬了。后来我和她说起这个花园的名字，发现她完全忘记。她觉得这个不重要，就好像那次我们在微信上聊天，她说，她自己的人生，总是向前看，过去的事情，她觉得没必要记得太多，而我，对过去过分留恋，弄得自己肩膀很沉重。关于我们两人对过去的态度，她说得很正确，不过我却不认为自己肩膀沉重，就好像我们不会说书读得多肩膀会沉重一样（除了在庄子的意义上）。她总说我外向，她孤僻，实则她每年认识的人，并不比我少，每隔一阵我看她的日志或微博，总能发现一些新的名字。她总是不惮于去尝试任何可能性，连我视为洪水猛兽的婚姻，她都尝试过，分道扬镳以后也无怨无悔。去年还是在喜荟城的星巴克，我对她说，你可以放心去到处走，我就是你的参照系，这么多年，我的理想、道路基本是不变的，我的问题意识也在那里（她还要我解释什么是“问题意识”），然后她就去清迈筹备客栈的分店了。不知道对于我的话，她现在还记不记得。
从喜荟城经太宁路，也可以走到翠竹路。其实我在翠竹路还有一个故人，那是我高中的同学杨鹏。曾经有一段时间，那里算是我第二个家。我从人民医院看完小毛病，或者筋疲力尽地考完模拟考，都会上杨鹏家躲一躲。那时他家还是拨号上网，但是冰箱里总是有许多吃的，他房间的空调也很凉快。每次我去，杨阿姨总会给我做一堆好吃的，吃完我们在他的房间躺着听Nora Jones，然后不知怎么就扭打起来。其实他的英文比我好，但是考试结果总是不如人意，他让我教他考试技巧，我说我是个直觉派；他也让我教他一些和女生打交道的办法，当时确实有一个女生跟我表白，不过我一直觉得是她审美比较异常，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传授。他认为他为我两肋插刀，我却收收埋埋，十分不够意思。我从前没有往这方面想过，还以为是他脾气古怪，于是也寸土不让。扭打的结果，就是我从大二暑假后就再也没去过他家，现在偶尔经过，也会觉得可惜，至少我该问问他有没变成基佬。
我从前年的夏末开始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前面四个月，每个月写一章。
白天我挺直腰板坐在电脑前，一吃完晚饭就往外面奔。我觉得我需要一点体力上的释放来帮助我疏通思路上的障碍。
我从来没在太白路上想清楚一个问题。那条路有一段太黑，几乎没有路灯，我要小心看路，免得像泰勒斯一样掉进坑里。过了那段，又太亮，太吵，我被水果摊吸引，被一家火锅店的湿炒牛河吸引，被隔壁的凉茶铺吸引。要说布心附近市井气最重的地方，就是松泉公寓那了。可那附近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我去黄凡家，要爬湿漉漉的楼梯，说明那里湿气太重，住久了容易得病。中大小北门附近的下渡村也差不多，一年到尾，不见天日，石板路上都是水。我偶尔不得不经过，总是加快脚步，那种湿气就像会黏上人的妖怪一样。前不久听说黄凡装修了新房子，说现在就缺一个媳妇儿了，我心里替他高兴。
这两年我每年都要回怡景一趟，怡景就在宁水花园和东湖公园附近，后两者都在爱国路那边。怡景中学后来变成了翠园初中部，我初中和高中都在翠园，从来没有在那读过，但我初中的班主任在我们毕业后去了怡景任教。高一我们去看她，在那绕了几圈，知道罗湖图书馆就在那附近，此后我就成了常客。我想起那个经常要跟着我去的女同学，我总是嫌弃她太多话，到了高二，我想跟她一起去，她也不肯了。我考上研后，她问，你真的要走上这条不归路吗？我说，是啊，托你的福。那时推荐叔本华和米兰·昆德拉给我的，就是她。她富有灵性，知道我行文里的暗笔，如果说我写《小曼》里的“神笔侠侣”有什么现实的根据，那和她的那段往事大概算一个。
前年我回罗湖图书馆第二层逛了一遍，很失望地发现，原本摆满外国文学名著的那几个书架，现在摆的全是网络小说；哲学书基本全部不见了，只剩下一些随处可见的心灵鸡汤。我愤愤不平地想，如果十几年前我在这里看到的书是这一些，我的高中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当然，现在市民中心附近的深圳图书馆高尚大气，书种齐全，深圳并没有抛弃马尔克斯和维特根斯坦，只是我觉得，这种资源兼并式的发展，并不能体现我城的文化进步。美国镀金时代的钢铁大亨卡耐基，最爱做的慈善事业就是建图书馆，他一辈子建了三千所公共图书馆，因为他知道，自我教育是穷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而据我所知，市图书馆盖成后，红荔路的旧深圳图书馆（后来改名为市少儿图书馆），还有这个罗湖图书馆，都变得更破败了。不知道是读者贪新忘旧，还是政府文教政策偏颇，从我这个老市民和老读者看来，这只会使这个城市的暴发户气息显得更加浓烈。至于那些棋牌室性质的社区图书馆，我就不多说了。
气鼓鼓地从罗湖图书馆出来，我想起我的夏夜漫步并不是为了怀旧，我也没有时间为深圳的文教事业生气，如果我不在从怡景走回东湖公园的这段路上理清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和罗尔斯的“合理多元主义事实”之间的关系，我今晚回到去就没什么好写的，我明天起来也未必想得清楚。于是我打算耍赖，从怡景往荷花市场和木头龙的方向走，经由翠竹再走太白路回去。这段路有好几公里，足够我弄清楚几个关键概念，还有第一章下半截的行文结构。可我走到翠竹万佳的时候，电话响起了。
电话那边的姑娘在我隔壁的省份读书，同时在当地最有名的电视台实习。我也忘了我和她是怎么说上话的，只记得那一阵，她特别喜欢打电话给我。打到第三分钟的时候，我就问她，你有什么事吗？她说没事就不能找你说话了？我说也不是不行，不过我在路上。她说那就边走边说呗。她跟我说她的前男友，她的弟弟，她们单位的领导，她还跟我说张柏芝、范冰冰、董洁，问我看不看得出她们整容。老实说我对她说的话都没有兴趣，那时愿意听她说下去，大概是因为她的名字跟高二做梦梦到的一个人一模一样，她的长相也特别像我以前喜欢的一个姑娘。她经常问我，你觉得我有内涵吗？我说，好像没有。她说你会不会聊天，你这样还会有女生喜欢吗？然后自顾自地笑得很欢。我拿着电话，又从翠竹路拐进了田贝。这条路越走越长。
田贝的尽头有一条桥，从桥上可以走到笋岗，或者洪湖。我站在桥端，预见到一年零三个月后的自己，从桥的另一端走过来，他紧紧地裹着秋黄色的大衣，思绪在捕捉脑海里烟火一般的灵感，快要唱出歌来，回到家，就是一篇《论共同生活》。我也预见到九个月后的自己，沿着这一条颤巍巍的大桥，走到纵横交错的八卦诸路，想让一个从新西兰归来的友人兑现见面的诺言。我还看到两个月后的自己，从这走到笋岗桥上，在手机里对着一群将要融入自己生活的人炫耀自己的脚力。然后我从迎面而来的一辆汽车的窗玻璃上看到当下的自己，挽着袖子，目光茫然，全靠一时的意念在维持生活的平衡。我脚下的这些路，可以在未来的生活巨变里支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