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回广州，找了生哥大黑骏扬出来吃宵夜。席间生哥对我们说，现在你们三个各得其所，我很替你们高兴。说到生哥，不得不先介绍一下。他是香港人，港中文博士毕业，本科是梁文道和周保松先生的师弟，后来和周濂老师是同学。相比几位名震江湖的友人，生哥就低调多了。他平时说话很少，发表论文也很少，中大一直委屈他做一个讲师，但他的讲课水平，绝对是国内外一流。他的普通话不标准，但是并不会让人听得不舒服。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他讲边沁的效益主义，近三个小时的课，从一开头到最后，没有说过一句废话，逻辑清晰得就像在念一篇论文，可他手上就只有一张列好的提纲，每一个要点只是写了一句话。我五月在学而优做讲座，回去的路上，骏扬对我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比不上生哥，你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深以为然。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多发几篇文章，以他的造诣，莫说评个副教授，国内的伦理学教授没几个水平能和他相提并论的。我有一个师弟就说，要是生哥带博士，他第一个考，他相信自己将受到的训练绝对不亚于在海外读个哲学博士。生哥跟我说，他读论文写论文都很慢，每写一篇东西，要修改不知多少遍，再发给自己相熟的师友看，然后再改。我知道英美伦理学界一直有这个传统，不过自从实行量化标准后，这个风气在英美学术圈也在逐渐没落，在当下的中国就更加不用说了。我在中大五年，没听说过生哥参加过一场国内的学术会议，他的论文发表进度也一直让我们着急，因为哲学系要求讲师七年内在核心期刊发表五篇论文，否则续约和评副教授都有麻烦。即使是这样，他的讲课质量从未因此下降。不仅在我们硕士博士里，就算在本科生中，生哥也是一个明星级别的人物，一个不靠讲段子纯讲哲学就风靡系内外的老师。
这几年，我或多或少是以生哥为目标的。因为他和我的师兄周志羿的影响，我从来不把多发论文当做一种本事，而是像朱老师说的，“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挖到后来的结果就是去年临近毕业，论文来不及发，只能延期。我倒也没有关系，反正以我现在的工作，毕不毕业一点也不影响。前一阵因为一篇文章，收到无数的约稿，我大部分都推掉，但是答应以后有时间可以考虑合作。生哥对我说，你要是有更自由的选择，又可以不放弃学术的道路，那我建议你大可不用去高校。
我很明白生哥为什么要这么说。十月上旬，我大学和博士的同窗载之兄告知我将要答辩，我问他可有去处，他说尚未，有几个学校备选，都是教两课。我没有问下去，只是想起大三暑假在他宿舍与他纵谈中国哲学的情景。他坐在圈椅上，说话表情丰富，时不时推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我记得他提到两个比喻，一个是逆流而上的泳者，比喻当下困境中的中国学人，另一个是坠落山崖倒悬枝上的僧人，意指求学问道之途，九死一生。他硕士和博士做的都是明代的阳明后学，然后就这样要去教两课了。
前一阵传言高校教师里面要推行“七不讲”，我看了一下，这“七不讲”，倘若落实贯彻，自由主义伦理学不仅成了空中楼阁，还被削手断脚，寸步难行。如果有学生问，老师，康德的“可普适化原则”和“普世价值”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说？只能“呵呵”了。
从知道我大概还能写点东西开始，生哥就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这个特长。必要的时候，可以作为糊口的手段之一。我一度把进入媒体当做做学术外的第二选择，不过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彻底死了这个心。下旬，朋友所在的《新快报》出了《请放人》的头版头条，“穷骨头”这样的用词，是很能让我这种受过孟子影响的人血脉贲张的。但是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当所有的媒体人和自由派都在质疑公权的程序正义，以及怀疑记者遭到威胁和刑讯逼供，我从朋友那获知新快的肮脏内幕，感到愤怒异常。我上微博和一群公知吵了一架，自己在朋友圈发泄了几遭，但我知道，自零八年以来对中国自由派公共事业的信心，算是基本幻灭。
是的，当下整个大形势对自由派特别不利，真真说得上是“时运不济”。反观新儒家那边，却是“那边风景独好”。我偶尔会去“儒家中国”、“道里书院”，还有豆瓣的“汉地道脉”看一下，儒家内部自己评出来的“当世五大儒”（秋风、陈明、蒋庆、康晓光、余东海），有微博的我都关注了，连齐义虎这样的毛儒我也没放过。新儒家内部展现出来的勃勃生机，既让我心生敬佩，又让我忧心忡忡。公正地说，自由派这几年没有出过能和白彤东的《旧邦新命》、柯小刚的《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还有丁耘的《儒家与启蒙》相比的政治哲学著作。蒋庆、秋风和康晓光，一个接一个地设计出自己的“儒家宪政”（或“儒教宪政”）纲领，成败优劣暂且不论，至少其理论野心和政治担当，应该让自由派汗颜。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是我确实没看过自由派内部拿出过一套能完整解释中国历史的经验、当下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出路的理论。这个要求也许有点高，新儒家或许也比自由派受到更少打压，儒家的信仰还带有半宗教性质使他们更具使命感，但是现实摆在眼前，自由派要是真想让自己的观念在未来的青年精英的大脑里占有一席之地，那真的不能再找借口了。鲁迅说一个人不可能上午声光化电，晚上子曰诗云，这完全是可能的，儒家理念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存在极大程度的兼容性。
这真是一个让人尴尬的时期。个人的境况逐渐转好，外在的大环境却每况愈下。我尴尬到有时根本没法向别人解释，我到底在郁闷什么。自由派媒体这个样子，关我什么事？自由派学人万马齐喑，这个又与我何干？我现在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其实也不是。宵夜那晚，我接着生哥的话头说，没错，从物质方面来看，我现在的状况确实是十几年来最好的，也许大黑和骏扬也是。不过，这跟我当初设想的不太一样，也未必是我最想要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这里面有太多运气的成分，我觉得我的理性和努力并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这让我感到不踏实，甚至沮丧。
我没打算把我那套“运气论”在人生观理论再演绎一遍，以上所说仅就我的当下处境而言。我现在的工作，是在深圳的一个饭局上随口答应下来的，那天我本来是可能不去的。五月份有一些机构和公司打算拉我合作，合作的内容和哲学没有半毛钱关系，倒是和我“不务正业”的能力颇有相关。骏扬经常说我大不了就去教英文，专业八级，去哪混不到饭吃？是啊，我高考的这个英文专业还是乱填的，大学专业课大部分时间都逃课去图书馆看哲学了。
如果我把“理想主义”定义为：相信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改变自己，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改变世界，那我的理想主义已经失败了。我确实改变了自己，但不是按照我计划的那样，我也确实影响到一些人，但也不是按照我设想的那样。前阵跟一个老朋友吃饭，她说，我还记得你高中说到希望自己变成的样子，就是你现在这样，你满意了吧？她根本不知道，我那时都是说着玩的，我真正想成为的，根本不是我现在这样子。所以，现实主义就是，你逐渐意识到你的计划和努力，对于你自己和这个世界，都没有那么大的作用，现实的存在就是对人类的自主性的巨大讽刺。
你以前问我到底运气重不重要，或者“时命”重不重要，我会说很重要，我充分意识到人没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能混到什么样的层次，我能赚多少钱，我会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个很大程度得靠运气。但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相信人没法决定自己的基本境况，比如我会认为，即使我没法做一个伟大著名的学者，去改变别人的思想，但是做一个有实力的学者还是做得到的。我觉得我还是受孟子影响太深，他说过，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意思就是，“天爵”还是能修得到的。但真正的现实主义会告诉你，“天爵”你也未必修得到，因为你或许天性邪恶，或者天生脑残。智力和品性是最大的运气。因此，一个立志做学者的人，不仅可能做不了一个伟大著名的学者，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庸碌无为的学者，运气足够糟的话，他还可能一辈子都考不上研究生，写了山一样的书稿，满篇都是废话，他却自以为是稀世珍宝，就好像我师弟王路笔下的章顺生。当然，他最后发达了，以自己曾经鄙视的方式。
中学时看了一大堆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的传记故事，每一篇都告诉你这些伟人生平遭受冷遇，死后光芒万丈，让文艺少年看了欢欣鼓舞，一下就走上了不归路。最害人的是，他们居然写道，这些人里面不乏有一些，不仅庸众不欣赏他，连行家也不喜欢他的，比如梵高。这下完了，所有人的评价你一概忽略了，你总幻想自己是那个被行家看走眼的那个。我敢打赌有相当比例的人都是这样走上理想主义之路的。
我走上理想主义道路却是因为我的初恋。那个姑娘是我们初中班上写文章最好的，就算从现在来看，她也是我见过的最有写作天赋的姑娘之一。我跟她刚好相反，我没什么天赋，对文字的审美是靠自己阅读练出来的。我脑子里很少有成篇成段的美妙的文字飘出来让我下笔如有神，不过，经过几年的积累，我倒是能判断出什么样的文字不好，所以我用的是排除法，写得不好就删掉重写，直到写好为止。
我确实是为了拉近跟她的距离，拼了命学语文。一个不小心，成了终身爱好。我读哲学是为了写小说，没有经历不能勉强，只能在思想上用劲，后来发现哲学比小说好看，如此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在哲学上并没有展现什么天赋，我大学看的上百本哲学书，我能记得的非常有限。挑书也挑得不好，赶时髦，除了最早的十几本经典，后面都是什么后现代。后现代那一系列都翻译得很烂，这也是我后来看了英文版才知道，我一开始居然以为个中的佶屈聱牙都是理论家有意为之。建议沉迷后现代的朋友好好看看《索卡尔事件》。
我读硕士的时候，一开始抱着的念头是，只要有什么事情证明了我没有天分，我就不往下读了，硕士毕业赶紧找工作去。不过一年下来，我不仅几门课都拿了全专业最高分，而且那时我聊得最好的一个同学也告诉我，因为看到我对哲学的热诚和天分，她觉得她不太适合继续读哲学，不打算继续读博了。我觉得她太不厚道，不读就算了，还要拿我当幌子。我那时的师兄师姐也不忍心打击我，反而是有一两个还拿出不太成样子的论文让我帮忙翻译摘要，我一下子信心大增，头脑发热又读了博士。
这几年下来，要我客观地评价自己，我依然会说，我没什么哲学天赋，动笔也不是很勤快，就是书和论文看得不少。你要问我后不后悔读了这五年，我肯定不后悔。要是没有这五年，我估计还在后现代理论中泥足深陷，连基本的哲学思维体系都建立不起来。我在哲学系认识的，以及通过哲学认识的那些朋友，有不少可以成为我一辈子的知己。
从纯粹的感受来说，这五年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除了回忆和恋爱，没什么快乐能和阅读、思考、写作、讨论哲学相比。我还记得零八年第一次进翟门，跟周志羿师兄吴敏师姐一起组建贞元社，我们三个人经常为了一些细节末节的论证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回头就一起去小北门玩杀人去了；我也记得在邓老师的课上，我怎么从最后一排，坐到中间，再坐到邓老师旁边，我研一时看刘宇师兄做报告，羡慕他那种纵横捭阖的分析能力，等我也到了博二，我在邓老师课上做的报告，得到和当年刘宇师兄一样的评价；我更记得无数次在Q群上，在周师兄的网站上，在微博上，在开谈上，我们师门就各种伦理学问题打成一片，几乎是无话题不谈，无道理不讲；至于和骏扬、大黑、张威每次见面，闲话家常最后总是变成了哲学论辩，那就不在话下了，有一次我和张威聊到堕胎问题，在我的宿舍楼下一步未挪地站了三个小时，回去差点脚抽筋。我不知道我不读哲学会是什么际遇，但是我对现状最不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的当初的那个选择。
最近张威面临读博与否的抉择，网上也照例有不少人跑来问我考研考博的事。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我甚至没办法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出合适的建议。我只能写出我对这个选择的体验，我对我师友的了解，以及我耳闻目睹的所有有关的事情。
我在读研读博期间认识的几个最有哲学天赋的师弟师妹，最后都没读博士。最让我佩服的满新，现在在培正学院当思政老师，他把自己的课程设计到研究生讨论班的水准，上学期居然在课上用分析哲学讲女性主义。用他的话说，夹缝中生存，看能不能把缝越挤越大。另外几个，也是或多或少从事着教育类的工作，和哲学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偶尔在课上借题发挥讲到“我思故我在”，也能让他们开心好一阵。
不知道载之兄到时教两课，会不会有这样的神来之笔。毛泽东早年修过阳明学，左派经济学者卢麟元也说，阳明学就是古代的毛泽东思想，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尽情发挥的点。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把自己的缝越挤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