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本书要占据我的时间，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好看，二是有意义。譬如我曾无数次翻开《精神现象学》，但是真的看不下去，不是看不懂，而是实在不好看，黑格尔的术语和行文方式我都不喜欢。譬如我偶尔上卓越瞄几眼，总想把那些装帧和标题引入注目的社科类畅销书放入购物车，最后都打消念头，因为我觉得看这些没什么意思，纯粹过过眼瘾。尽管有人说看任何书都会有收获，但另一个事实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不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只能给我们带来小小收获的书上面。
后来我发现，我对待书的方式跟我对待感情有着惊人的一致。一般来说，要符合两个条件，我才会跟一个女人相处下去：我还喜欢她；我在这段感情里看得到希望。以前我总以为自己放弃一段感情是因为前者，但最近我省悟到，很多时候我认为是前者的，其实是后者。有一回我带一个姑娘去逛我儿时成长的街道，逛完以后，我就打算和她结束了。按照我以前的理解，这是因为我突然对她没有感觉，其实并非如此，主要的原因是，我发现没办法和她分享我的过去。这当然不是她的错，但我却无法和这样的人长久地一起生活。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感觉变幻莫测的人，忽视了自己渴望“共同生活”的那一面。
我在八月份因为一篇文章而结识我上一任的女朋友小依，然后我们在一两个月前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她要去日本读书，读完还打算留在那发展，而很明显，我是不可能跟着去的，因为我的事业在那里完全扎不下根。
在一些人看来，这并不是真正分手的原因。真正分手的原因是我放弃了这段感情。因为在她做出去日本留学的决定时，她每天依然情意绵绵地来找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对我们感情的影响。当我颇为理智地给她做出那个推论时，她有点吃惊。她从来没有想到去日本意味着我们终将会分手，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异地恋，就直线距离来说，从深圳到她现在的城市，并不比到日本要更近。
小依是因为我在那篇文章里表现出来的不婚主义倾向才来认识我的，但我们两个对爱情的理解，明显没有对婚姻那么一致。在我们看来，婚姻是一种不人道、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建制，在某种意义上，它使婚姻双方变成彼此的私有财产；如果人类能发明另一种抚养健康后代的制度，婚姻完全应该消亡。不过，她比我走得更远。她认为爱情也是如此。她信仰歌德的那句话：我爱你，与你何干？她本来想着认识了我，把爱意默默保留在心里，但是我们两个按捺不住，还是在一起了。即使如此，她说她对我的爱就像《美国往事》里说的那样：“当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厌倦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想到你在世上的某个地方生活着、存在着，我就愿意忍受这一切。你的存在对我很重要。”
我不否认这是一种爱，事实上，在几年前，我对小曼的爱正是这样的。不过，那是建立在我和她实在毫无可能的情况下。我不明白当两个人都喜欢着对方并且可以为这段感情努力的时候，为什么只能远远地看着彼此，让爱渐渐流逝。
我们只有两次真正地闹过不愉快，头一次是我提出说想去她所在城市附近找个高校任教。她不太愿意，说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对这段感情的希望不太一样，正确地说，她是否对这段感情抱有一般意义上的“希望”，我都很怀疑。她经常对我说，你按着你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去做，不用考虑我。以前也有别的女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她们的意思是：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她们都会迁就我的。但是我很清楚小依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各走各的路，但依然爱着对方。这暴露了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很不同的一点：在我看来，共同生活对爱情来说是必要的，而她非常坚信，共同生活会摧毁爱情。
和小依分手后我在看阿伦特的《康德讲座》。阿伦特说到在康德那里，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即使有，也是一种“旁观者”的哲学，不是一种“行动者”的哲学。我觉得她欲言又止的话是：康德的哲学不仅是一种旁观者的哲学，也是一种“注孤生”的哲学。如果说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还对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优先性犹疑不决的话，那康德毫无疑问将优先性赋予了前者，并且把这种优先性不恰当地带进实践哲学之中。
不单是康德的实践哲学，整个自由主义哲学的主流，都是一种注孤生的哲学。有人说过，无政府主义是自由主义唯一的合法结论。而康德—密尔一脉的自由主义者也认为，某种人与人的联系，除非是我们自愿选择的，否则对我们毫无道义约束力。这两个说法似乎也意味着，所有的联系、依附和共同生活，对我们来说，仅仅只能作为“选项”而存在。
确实，我曾经也认为，我这样的人，无法跟任何人一起生活。每次我想起我自己有多么让人难以忍受，我就会忘记我的家人的所有缺点，真心诚意地忏悔。尽管如此，我依然强烈地渴望和某个人一起生活，与她共度一生。这两年年末苜蓿回深圳看我的时候，分别时说的最后一句，总是：祝你找到一人与你相伴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小依是一个比我们更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她对政治哲学没有任何了解），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她对我有抗拒，说，我知道你们男人总是想把女人变成家庭主妇。前一阵我看她在某个社交网络上的状态是：人总是渴望和其他人发生联系，就连和蜡人拍个照，也要把手搭在它们的肩上，这样的倾向，在我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在知道小依要去日本的打算，我私底下挣扎了一个月，终于提出分手。以前和我分手的姑娘我的朋友们都不认识，而当初为表郑重，我把小依介绍给我最好的几个死党。分手前，我还把情况告诉他们，然后问：你们有没什么办法？他们纷纷表示遗憾，但是希望顺其自然，等她到了日本，如果真的得分，那再分也不迟，快刀斩乱麻的事，不符合大家对这段感情的期待。
最后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一个好朋友站在小依那一边，没有说要绝交，但是也在对我生闷气。那个朋友对爱情的看法比我要更加理想化，他虽然并不像小依那样，完全追求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但是他坚信爱情里不能有任何功利计算。他认为我在分手的这个决定里，就体现了相当严重的功利主义思维；而小依是逻辑自洽的：她去日本的决定和她对爱情的理解没有任何冲突。
我并不怪他误解我，自从我们认识以来，他就把我当做一个有趣且有想法的堂璜来包容，但我知道他和苜蓿一样都希望我找到与我共度一生的那位。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以为我真的找到了，中秋晚上，我在天台上晒着皎洁的月光，看漫天的孔明灯飞过我的头顶，和几千公里外的小依打电话。小依说她一直都想着好好赚钱，就是盼着有一天能包养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现在她觉得包养哲学家也行。我说我一直不认为男人给女人送奢侈品是一种美德，因为这些东西会助长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但现在我看着你的照片，真希望自己是个大富翁，这样我就可以给你买好多漂亮的衣服包包配在你身上。只有你才配得起。
可惜，爱情让我们更了解俗世的生活，但却没能把我们拉进共同生活。查尔斯·泰勒说过，自由主义者总是倾向于把人的生活理解为原子化的。我和小依处理这段感情的方式，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从来没把对方与自己看做一体。她自始至终都把我们看做两条交相辉映的平行线，而我在没有看到共同生活的希望之后，三下五除二地结束了这段感情。如果类比成政治哲学的话，她是一个首尾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我还保留着建构某种自由主义共同体的强烈愿望。她始终明智地不卷入共同体生活，而我在一个个共同体之间疲于奔命。
然而我真心诚意赞同泰勒所说，原子化的生活，既不是人的生活的起点，也不应该是终点。如果那是终点，那实属无奈。在古希腊，“友爱”，就是各种共同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的德性。即使在现代世界，人类也依然没有放弃共同生活的理想，自由平等主义者罗尔斯把“结社自由”（包括结为连理）作为基本自由之一，而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也说，“爱情”，就是从“我”变成“我们”。这些洞见都说明，自由主义承认对“共同体”的渴望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两个相爱的人，就构成一个爱情共同体；既然是在一个共同体里，就不能完全不顾及对方感受地运用自己的自由。我不明白一种把遥遥相望的状态作为理想状态的感情，为什么还能称得上是“爱情”；我不明白放弃共同生活希望的两个人，何以还能称得上是“爱人”。
我一直孜孜不倦地描写自己的感情，是因为我觉得在我身上，具备了最不可能与一个女人一起共同生活的男人的所有特点：脾气差，女性朋友多，不会做饭，讨厌被看到自己的隐私，没有抚养后代的热情。但也就是我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放弃和一个女人共同生活的渴望。因为我也觉得，如果自由主义者连这点都不到，那“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这个问题，无论在微观的爱情里，还是在宏观的政治上，都没有解决的希望。而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我刚认识小依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签名是，自由与爱。我真心希望有一天，她和我都能拥有这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