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毕业季，很多事情纷至沓来，使得我的心情特别复杂。大部分时候，我觉得它们是互不相干的，但偶尔停下来想一想，好像又有一条线把它们松散地串在了一起。
这两天邓伟生老师在香港大婚，我心里是替他高兴的。关于他，我在《哲学与理想主义》一文中有许多感激的表达。这些年，我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涉及到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多多少少也是受他的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元伦理读书会里，满新说他是以任远老师为榜样的，我说那我是以邓老师为榜样的。现在榜样还是榜样，我绝对不敢说我如今的讲课水平能达到邓老师的五成，但我大概是没有“运气”能像邓老师那样安心地走进婚姻殿堂了。
七年前我写过一篇《耐住寂寞》，一时在小圈子内广为流传。里面提到学术和世俗成功，和爱情，可能都是不兼容的。如果它们不兼容，一个学术男会如何做出选择？后来我觉得我还是太年轻了，对于大部分学术男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选择”，无非是见步走步，然后不断地一边控诉现实，一边为其辩护而已。像倪梁康老师的高足，粉笔科技的张小龙师兄，读博读到一半，终究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价值所在，创业成功后衣锦还乡回系捐款，顺便退学，这种例子是罕见的。
有一段时期我也被当作这样的例子之一。我在博士第三年的时候被现在的老板看中，去他那里教国际学校大学预科的人文课程，然后一边教书一边写各种文章，和以前相比，毫无经济压力。这样的工作并非没有乐趣，我和老宋他们说过，这些年最大的成就，是把一个原本崇拜希特勒的学生教成一个林肯的崇拜者，还有让两个学生成功申请了英国排名前几的哲学系。反正富贵人家的孩子，多读点哲学没有坏处，要是一不小心喜欢上，也不会给家里带来什么负担。只是我做这个工作并不是我读博的初衷，我那时想的是，找一个还过得去的高校，一个月能有邓老师的三分之二收入就不错了。
可惜后面年轻气盛。2013年，我先是参与揭发了某个圈内大腕抄袭，接着又写了那篇《施派的逼格》，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罗文全兄后来对我说，你胆子也忒大了，人家都是混成了博导才开始亮剑，你博士还没毕业就跟大佬们干起来，这要是还能毕业，也算是一个奇迹。虽然最后拖到第七年顺利博士毕业，但从2014年开始，我心里也在想，这进高校的路子，怕是走不下去了，得罪了哲学界两大山头，在学院里基本是寸步难行 。
所以别人看我过得潇洒，我总是说，我能怎么办，那时还不是只能见步走步？能见步走步，并且能接受，已经算是好的。前两天回去拍毕业照，和师弟师妹们得出一个结论：能顺利读完博士，身心还健康的，就该谢天谢地了。以前看到这么一个豆瓣广播，说有一栋博士楼的楼下长期有一只流浪猫，每天都有博士（候选人）给它喂食，以此缓解焦虑和抑郁。有一天那只流浪猫失踪了，整栋楼的博士都疯掉了，一堆人在楼下四处地徘徊，等着它出现，那晚没有一个人能睡个好觉。有个师妹告诉我，他们那栋楼有个女博士，因为论文压力和毕业的压力，每天都以泪洗脸。另一个师弟跟我说，社人院那边有个男博士，用三年时间深入西藏一个村落去做调研，用四年写成了三十万字，最后在预答辩阶段就被自己的导师否掉，七年辛苦落得一场空。我那些准备读博的，在读博的，已经博士毕业的朋友里，得个抑郁症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不过，我从一开始读哲学的时候，就不打算走忧郁路线。那时刚进哲学系，系里给新生做了一个心理测试，辅导员老师有点尴尬地说，我们哲学系去年的心理测试是全校院系的最低分。做完测试后分数出来，辅导员老师走到我旁边看了一下，说，你这分数高得，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哲学系的吗？2014年开始，我就想着看看我能不能过一种和以往不同的生活。既然不打算进学院，那可能就该考虑做一个“普通人”。我理解的“普通人”，就是那些以赚钱养家为生活主要目标的人。在老生常谈里，我们会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普通人也是有梦想的”。这样的话在欧美和日本也许是成立的，但在中国，这基本只有在上选秀节目卖惨的时候才会说。普通人当然是有梦想的，也想过过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也就想想而已。在中国，所谓的“养家”，不只是给家里钱那么简单，你还得成为一个family man，要顾家、以家庭为中心、放弃家庭外的大部分和赚钱无关的活动。这大概就是一个正常的中国女性对一个要结婚或已经结婚的男性的期待。
你以前会以为这些是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的女性对一个男性的要求，后面你发现，有些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权主义者对男性也一样是这些要求，只是多了要尊重女性的意见和自由而已。因为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家庭内部本身就是权力争夺之战场的一部分，女性认为自己以往承担的义务太多，最直接的诉求当然是要求男性承担多一点，并且给自己要多一点权利。这些我都能理解，只是当有女权主义者跟传统派一样骂我“逃避责任”时，我就不再觉得，女权主义和不婚主义是必然的盟友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要求我们“收起幻想，好好赚钱”的劝谕，我感受得最明显的就是“人人网政治圈”这个群体。这个群体里面的许多人，以前也自称“理想主义者”，他们在网上办社团，在线下办读书会、沙龙和论坛，谈论国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和国内外大事，写慷慨激昂或男默女泪的文章，想要改变一整代年轻人的三观。虽然各人的恩怨像一团乱麻，但也算发乎性情，没什么好求全责备的。我2012年回深圳，就开始从人人网淡退，后面王代表也注销了，人人上渐渐只剩李硕那群人，大家都转移到微信朋友圈。在大猫去世前的那一年，有很多旧的人人网朋友都重新出现在我的微信，有人还把我拉到一些群。在里面，我看到一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天天晒工资，互称“人赢”，打听发财的门路。有几个，已经把“我党”挂在嘴边，并对其统治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实说，这些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却让我厌恶无比：当初去读哲学，去认识中国各个地方的理想主义青年，就是为了躲开那些市侩者，没想到绕了一大圈，还是躲不开（有一两个真心在创业的，我倒是特别敬佩）。有时和另一些人说到，他们都不以为意地说，大家都“成熟了嘛”，总不能一辈子做愤青。
在写《耐住寂寞》的时候，我在想，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他要么呆在象牙塔里做学问，要么以家庭为港湾去追求世俗的成功和幸福，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路了。后面我发现，这两个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甚至是合谋的。从启蒙运动以来，所谓的“文人（philosophes）”或“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直爱给政府找各种麻烦，在西方，文科大学教师就是这类人的精神后裔。在中国，政府对文科大学老师，有一套高超的管控术。中国的高校基本是附属于政府的，高校老师，尤其是文科的老师，常规性的收入比较低，为了要增加收入，就不得不去申请各种项目。有一年我看了一下几个哲学类的国家项目，排名第一的是《习近平与“中国梦”》。或者，他们可以去校外走穴，这还得有相当的名气和影响力才能做得到。不管是申请项目还是走穴，一个文科大学老师为了维持体面的收入，基本都没什么多余时间来给政府“找麻烦”。本届政府上台以来，管控就更加不顾体面，意识形态挂帅，以高压手段进行震慑。在这个氛围下，许多高校文科老师“负气出走”。
出到外面，发现市场也并不像奥派说的那么“自由”，家庭也并不像一些自由保守主义者所说的，能够抵御“极权”。在前一阵子发生的“中产阶级内部踩踏”事件里，那个年收入五十万的金润华府业主底气十足地说：锦东庭园和致瑞雅苑的业主，不管有多少硕士博士，他们的小孩都没有资格和金润华府、望江锦园和望江水岸几个小区的业主小孩一起上一个小学，因为收入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父母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不一样的小孩，就不要上同一个小学了。在另一篇讲中产阶级幼儿园鄙视链的文章里，有很多中产家长也表示，一年交得起十二万幼儿园学费的家长，和只交得起六万学费的家长，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有英文名的、看无字幕外国动画片的小朋友，和没有英文名的、看《喜羊羊》的小朋友，也不属于一个阶层。这件事让人绝望的不仅仅是弥漫到社会各处的“中产焦虑”，它还让我看到，自由派所寄予深重厚望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主要由这样一群人模狗样、沾沾自喜、互相攀比甚至互相践踏的暴发户所组成。国内外已经有许多针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正如上面的案例所反映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在乎如何让自己的后代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稳步地往上爬，或至少不要掉下去，而并不关心自己所处的位置会赋予他们什么样的责任。这不就是尼采说的“末人”吗？所谓的中国中产家庭，就是这样一种末人的再生产机制。
最糟糕的是，一旦我们组织家庭，我们无法保证我们不受这样的影响。在鄙视链那篇文章里，有个父亲讲到，原来也非常厌恶攀比，但是一旦自己的孩子进了幼儿园，整个家庭置身到那个氛围，自己就受影响了。有些朋友说，那我丁克吧，但就像我在《我为什么是一个“不婚主义者”》里说的，现在中国社会的整体婚恋观念极其糟糕，不仅对于女性是用一套全然物化的标准（比如ayawawa一直讲的mv和pu）来衡量，对于男性也一样（房子车子票子），男女之间有多少人能说不受那一套标准影响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相爱，组织起一个家庭，共同对抗这个世界，这不是一种现实的愿景，这是这个系统生产的一个幻觉，为的是将抵抗者诱骗进系统里。家庭不是最小单位的抵抗组织，家庭就是极权系统的一部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几年我一直在宣传不婚主义，甚至是单身主义，因为在我看来，婚姻制度，对于人类的根本自由是有负面作用的。这不仅是说，结婚了之后就要承担许多责任，就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也不仅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使婚姻制度变得过时。这也意味着，婚姻并不只是一纸契约，不只是“过日子”，不只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它所牵连的其他制度以及社会的整体文化和氛围，都构成婚姻的一部分。如果其他制度是不自由的，社会的整体文化和氛围是不自由的，那婚姻又如何孕育自由？你当年决定不了你能不能生超过一个，你未来一样决定不了你能不能只生一个。
有些自由派说，自由派要多生孩子，这样才有人口基础和极权系统斗争。还有的说，自由派要有组织性，不结婚不就一直是“原子化的个人”吗？原子化个人只能组成利维坦。我在上面的说法基本都可以反驳这两种观点：如果仅仅是生养和教育，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家庭，难保不会被这样的整体氛围同化，除非你像郑渊洁那样，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教；结婚并不能让两个人变得更有组织性，只能让你们浸入污浊的婚姻文化中，即使你们能一直自持，也没有力气再做别的斗争了。
我们应该把不婚和自由的观念传播开去，生物基因的扩散并不能保证自由的传承，只有观念的传播才可以。我也不反对我们可以在亲密关系中完善自身，只是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必须是两个人（或多个人）发自内心的结合，而不受外界标准的干扰。在这之前，双方（或各方）对“本真自我”要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而这可能会非常地艰难。自由派当然需要组织性，但是组织性却和有没有处于亲密关系没什么必然相关，甚至，沉浸在私人的亲密关系里，觉得“有情饮水饱”，反而有可能让人忘记真正的“公共性”。
不婚主义，不是一种人生观，还是一种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