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日，我每天早上像上班一样，刷牙洗脸刮完胡子，就从加拉塔走到卡拉廓伊（karakoy），在那里坐轻轨，到苏丹艾哈迈德站（Sultanahmet）下，然后去各个景点：迪奥多西方尖塔、蓝色清真寺、圣索非亚大教堂、地下水宫、考古博物馆、托普卡珀皇宫、土耳其与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我对伊斯坦布尔的交通颇为不满：地铁里没有信号，换一次线就得重新刷一次卡，轻轨太热，渡轮耗时过长，公交车站经常没有到站巴士的任何信息。有一次我约了警察晚上十一点在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警察局见面，但是十点钟在艾米诺努（Eminonu）已经搭不到轻轨，我不得不花高价打车过去，而司机在路上还在继续兜人。
在卡帕多奇亚的一家中餐馆里，我对餐馆老板说，来土耳其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但是他们都喜欢去各种网红地点（比如卡帕多奇亚的苏丹酒店，上面有一个天台，凌晨五六点可以拍到热气球满天），中国人来这边消费的，完全是别的中国人生产出来的想象。在土耳其的前半个月，我们在棉花堡只呆了半天，为了和那些像棉花一样的石灰岩合照；我们去费特希耶，只为了照片里能出现滑翔伞和地中海；我们在格雷梅呆了三天，为了在热气球上摆出各种姿势，也为了博物馆酒店里那像罗马浴场的泳池和两只不同颜色的孔雀。但在我看来，我们的旅程最闪光的时刻，是我们在以弗所民宿自己做了一顿晚餐，我们还在费特希耶的鱼市跟卖鱼的讨价还价，在安塔利亚的海边，我的歌声吸引了两个土耳其的年轻人，他们给我录了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
来伊斯坦布尔之前，我对它有许多幻想。我想象自己住在一家高档酒店里，一下楼就可以看到各种欧式建筑；我想象这边有各式各样的食物，我的早午晚餐都是不一样的菜式，我的伊斯坦布尔之旅不会出现任何重复的食物；我想象这边的人有某种世界首都人民的气魄，也许还有一些东罗马帝国的遗风，但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清楚；我忽略了帕慕克的小说里对伊斯坦布尔人的所有讽刺，全心全意搜索他在《纯真博物馆》里写到的街道和建筑，一边瞻仰一边重温他的小说。事实上，我确实住在一个被欧式建筑围绕的房子，我的窗户几乎正对着加拉塔，房子大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天花板有上上个世纪风格的图案，走到地板上都能听到吱呀的声响。不过，来这边半个月后，我对土耳其的食物已经相当厌倦，除了热茶和煎鱼让人胃口大开，点其他饮食几乎全靠运气，光是这一点，我就没办法在伊斯坦布尔生活超过一个月。这边大部分人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基本一无所知，只会大喊“奥斯曼帝国”，更没有任何世界首都公民的觉悟，他们会在任何有机可乘的情况下狠狠地敲你一笔，完全不介意你会在游记里怎么批评他们。
后来我开始考虑我原有的幻想对伊斯坦布尔是否公平。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里有一章叫《西方人的眼光》，他对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人眼里的伊斯坦布尔，感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他多少知道萨义德的“东方学”，也知道学术界流行的“后殖民主义”，他明白伊斯坦布尔的世界形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西方人“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他自己对伊斯坦布尔的回忆，也糅合了奈瓦尔和福楼拜等西方人对这座城市的非凡描述。“20世纪初以前，伊斯坦布尔人本身很少写他们的城市。街道，氛围，气味，日常生活的丰富多采等等活生生、呼吸着的城市，只能借由文学表达，而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赐予的文学灵感惟有西方作家以文字表达。”
这里还需要指出来的一点是，中国的读书人对伊斯坦布尔的向往，与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慕克本人大有渊源。我来土耳其前曾经让朋友们推荐一些和土耳其有关的好书，80%的人都推荐了这位自称“一只眼睛始终盯着西方的伊斯坦布尔作家”的作品。也许不是每一个来伊斯坦布尔的中国人都会去贝尤鲁的纯真博物馆，但是那些爱读书的人多半会这么做。独立大街也非常懂得帕慕克的商业价值，几乎每一家书店都有帕慕克小说的英文译本。帕慕克让我们觉得自己和那些来网红地点打卡的中国人是有区别的。
可能是喜欢希腊罗马的缘故，我对这座城市在1453年的遭遇深表遗憾。如果可以，我希望跟别人说我来的是“拜占庭”或“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伊斯坦布尔”。我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地下水宫呆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土耳其的各种清真寺的总和。我不介意为了找到修缮中的柯拉教堂（Chora Museum），在一些游人罕至的街区被一双双充满好奇和怀疑的眼睛盯视，但对于随处可见的伊斯兰建筑，我懒得为它们分配哪怕一点点的时间。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里，我于各种古希腊罗马的雕像、石棺和神庙的残骸面前流连忘返，发思古之幽情，但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留下的东西已经接近失忆。坦白说，我对历代沙皇一直想恢复“君士坦丁堡”的雄心壮志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在来伊斯坦布尔之前，我去了一趟安卡拉，除了观摩大选以外，我还想瞻仰一下凯末尔的陵墓。中国研究政治和历史的人对凯末尔是有情结的，现代中国也有自己的国父，但是我们的命运更为坎坷。在带领土耳其人打赢了独立战争之后，凯末尔在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教育、文字等领域全面推行“西化”政策，并着手建构“土耳其民族”。一百年下来，土耳其变成伊斯兰国家里面最接近西方国家的一个。尽管有政变，但土耳其政治的民主成分依然不少；尽管没什么世界知名品牌，但土耳其有着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尽管有埃尔多安的“再伊斯兰化”的政策，但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程度在伊斯兰世界仍然是相当高的。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来土耳其前对它的政治社会的所有认识，都来自于西方和中国的学者和媒体，连我研究土耳其政治的问题意识，可能都是西方和中国自由派的一种塑造。这也是为什么，摆脱“伊斯兰化”和“世俗化”的这种二分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上面说的，是一个颇为讽刺的状况：作为一个东方人，我去看待另一个东方国家（我们不要假装土耳其是个西方国家了）的时候，用的依然是西方人的视角和框架。不过在这之上，可能还有多一层来自中国语境的滤镜。这里面“西方”或“中国”的视角、框架和滤镜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真实的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是怎么样的。在这一方面，我当然不是一个罗蒂主义者（他不承认存在一个框架以外的真实事物）。
在遭遇伊斯坦布尔特色的酒托和敲诈之后，我对这个城市的幻想破灭了大部分，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对它的希望和好奇心。在我走之前的第五天，一种愁肠百结的情绪抓住了我，它在为将要到来的离别做铺垫，提前使我怀念在这里遇到的人事，鼓励我去把握后面接踵而来的一切。于是我开始回忆，在伊斯坦布尔的这段日子，究竟有没有哪些瞬间让我“这很伊斯坦布尔”。
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只是凭直觉。6月26号抵达亚洲区的火车站，的士司机一路把我送到马尔马拉大学的大门口，全程打表，这似乎很不“伊斯坦布尔”；在马尔马拉大学，左翼学生阿俊带我们参考校园的时候被他的老师逮住，后者强行带我们参考各种物理实验室，这和伊斯坦布尔似乎也没什么关系。我在这座城市去了各种博物馆，里面有许多和伊斯坦布尔没有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把它放在另一个城市，似乎也不是不可以，比如土耳其银行博物馆、地毯博物馆、马赛克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
伊斯坦布尔有一些地方和这个城市的名字总是联系在一起，比如圣索非亚大教堂，连警察在给我录口供的间隙都会问我有没有看过某个壁画，但它们属于游客，而不属于伊斯坦布尔人。伊斯坦布尔的自然人文景点里，只有两个是完全属于伊斯坦布尔的，那就是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帕慕克说他年轻的时候每次和母亲吵架，都会跑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走上几个小时。我住的这个屋子，有两个客房可以直接望到金角湾，而天台上的景致更加美不胜收，一抬头就是加拉塔，左边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右边是金角湾，两大洲三大区域尽收眼底。因为能望到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缘故，托普卡珀宫也彻底地融入了伊斯坦布尔，不像许多人文景点一样，和它是“疏离的”。如果没有在金角湾或博斯普鲁斯海峡看过那把天空分成五层颜色的日落，那伊斯坦布尔真的白来了。
27号两个香港朋友帮我约了给因杰投票的护士先生，他招呼我们的方式也十分“伊斯坦布尔”：他把我们邀请到他常去的那家茶档，在贝尤鲁的爱尔兰街角酒吧附近。所谓的茶档，就是墙角边的几张凳子，只有一个很小的厨房藏在墙角对面的大门旁边。我们每点一杯茶，一位俄罗斯侍应就会给我们送来用土耳其茶杯装着的茶和一两块方糖，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香港朋友马上上网查一块方糖的卡路里有多少。护士先生说他一天要喝二十杯这样的茶，每杯加两块方糖，我们都吓坏了。
28号我一整天都没有出去，在自己的房间写一篇约稿。谢达后来问我究竟在哪里写的文章，我说，在房间里的沙发上，双腿驾着床。沙发的扶手很平稳，可以放点心和茶杯。我从巴扎那儿买了两种不同的土耳其点心，都甜得很，据说每块有几百卡路里，但是对于疲乏的作者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能量补充。谢达家里也有红茶和方糖，我每次烧一壶水，自己泡茶和加糖，这样写几个小时，就等于省了几十里拉。要知道这边的咖啡馆，一杯土耳其茶就要四里拉。
酒托和敲诈当然很“伊斯坦布尔”，都上过国家地理频道了。不过伊斯坦布尔的警察也是很有自己的特色。忧郁的尤瑟夫是跟我用英语交流的警察，十分瘦弱，快要秃头，我一看到他，就很想在回答问题的同时跟他开一些玩笑，但他完全把握不到笑点。最后我发现他们觉得我的名字的中文拼音更好笑，他们一行人拿着我的护照笑了半天，整个警局充满快乐的空气。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苦中作乐也是伊斯坦布尔人的一种精神。尽管没有人教我，但我依然心领神会。29号被敲诈完那天，我回到谢达的家，她有一位住在这儿的朋友来敲我的门，问我有没有充电器，然后我们又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以前研究过法哲学，我问，噢，哈特、德沃金还是拉兹？他说，这些人他当然知道，不过他研究的是中世纪西班牙几个思想家的国际法理论，他们都在格劳秀斯之前。一直到谈话结束我都忘了告诉他我那一天的遭遇。
7月1号我一大早去警察局报案，他们让我晚上十一点再来，这段期间我没有回到谢达家干等着，我从塔克西姆广场的地铁坐到轻轨苏丹艾哈迈德站，又开始了在各个博物馆间穿梭的一天。我向一群来做义工的大学生问路（他们的衣服上用英文写着“问我吧”），其中一个男生鼓起勇气问我，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我可以和你合个照吗？然后还教我比兰花指，这让我对土耳其男人有了新的认识。
我问他们神圣和平教堂（Haiga Irene）在哪，他们给了指了一条错误的路，我辗转到只有一间别墅大小的伊斯坦布尔图书馆，被一个做图书管理员的老头莫名其妙地请了进去。他塞给我一本关于这个图书馆的历史的英文书，让我好好读，我在那翻了不到半小时就看完了。我想上楼看看，他又把我请到另一个房间，塞给我几张明信片，然后做出数钞的手势，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没有，他摆摆手说那就算了，一把我把推出了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先生不会说英文，上面的话都是我猜的。
伊斯坦布尔人不仅喜欢苦中作乐，他们也不认为宗教和自己在生活中喜爱的一切有任何的冲突，不管古兰经里是不是禁止了这些。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很多清真寺都有嗓音特别好的阿訇会宣礼，每隔一段时间唱一次。在一些地方，我发现每当喇叭中的宣礼响起，周围的空气会变得肃穆起来，但在伊斯坦布尔却不是这样。加拉塔的下面有一个广场，经常有人聚在这里唱歌或者跳舞，因为这是有名的景点，所以来唱歌或跳舞的人水平都不低，不然周围的人不会答应他们这样影响公共秩序（有一次谢达说，那些唱得不好的，我一定会报警的）。在某种意义上，这里就相当于伊斯坦布尔一个著名的演出地点了。而且有趣的是，就算宣礼响起，他们唱歌跳舞的兴致也丝毫不减。有几次，我同时听到窗外的宣礼声和热情奔放的音乐，我从窗户望出去，没有一个人被宣礼声影响，唱的人继续唱，跳的人继续跳，围观的人也继续围观。
这方面给我最大震撼的是谢达，她也是穆斯林，但非常讨厌埃尔多安。谢达慷慨大方，有正义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房东。不过她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女性穆斯林的差别不是一星半点。她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傻笑着跟我说话，还很大方地问过我要不要飞叶子。有一天她和我讲到土耳其东部的阿拉拉特山上有诺亚留下的方舟，我说你对圣经还挺熟啊，她说，古兰经也是这么写的啊。我突然有了兴趣，说，你觉得喝酒飞叶子和信仰会有冲突吗？她说，我觉得不冲突，恰恰相反，这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她看我有点不理解，又继续说，你的身体是你欠上帝的“债”，可兰经叫你不要喝酒什么的，是说这身体不是你的，是上帝的，所以你不能毁坏它，那就是说只要不毁坏它就行了嘛。说完她狡黠地对我笑笑，又飞了一口叶子。我觉得她的这种诠释简直妙极。
在土耳其共和国出现之前，伊斯坦布尔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街上到处都是说希腊语、亚美尼亚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的人们。现在，这一个本质依然没有改变。谢达的屋子有五个房间，经常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房客，有一回她接待的四位房客分别来自四个不同的洲。第一位和我聊的房客是梅苏特，他是一位澳洲的银行家，经常带着儿子周游列国，不过最近儿子还没考过试。跟我聊得最深入的，是来自荷兰的小唐（没错，和川普同名，把他给郁闷坏了）。他是一位牙医，祖上二战前在印尼有大一片种植园。他讨厌小孩和鸟儿，对女性也没有真正的爱，总是在吐槽完一件事之后加上一句“去他妈的”，然后是一串干笑。小唐不是标准的自由派，他对荷兰的福利制度是推崇的，因为那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他极其厌恶移民和游客。荷兰有大约五十万的土耳其移民，他们一辈子活在土耳其人的社区里，只和自己族裔的人通婚，一对夫妻生好多个，小唐对此颇为忧虑。
后来我发现这整栋楼都相当地国际化。有一天傍晚我在天台写文章，住在九号的艾琳上来打电话。我们聊完物理、宇宙、伊斯坦布尔人之后，她邀请我和她一起去一个派对。出发的时候，我发现同行的五人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艾琳是土耳其外省人，她的室友一个是来自立陶宛的金发碧眼的姑娘，另一个是牛高马大的埃及男人，立陶宛姑娘带来一个朋友，来自叙利亚，长相非常阿拉伯。在派对上，还有两个他们的朋友，都是女生，分别来自摩洛哥和意大利。除了记得意大利姑娘叫艾米，其他人的名字我一个都不记得。派对结束时已经将近三点，埃及男人一个个问我们有没有申根签证，他说打个出租车去港口，准备一伙人坐船去希腊的夜店。我说，天哪，你们疯了吧。
不过，这确实很伊斯坦布尔。
我在参观各种博物馆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土耳其人并没有在盲目地西化，他们很注重挖掘伊斯兰历史传统里那些和科学、女权主义相通的部分，而且这种挖掘，确实是有根有据的，和有些中国学者在中国传统里找宪政的资源完全不一样。伊斯兰科学与技术历史博物馆找到的切入点就特别好：伊斯兰学者在历史上不仅保存和研究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文献，而且也对自然科学的推进做出过一定贡献，这些贡献在西方人编写的科学史里基本都被抹煞了。在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我看到一幅叫“反潮流”的刺绣作品，来自一位土耳其的女性艺术家。作品上是一群穿着伊斯兰传统服饰的女性举着一系列带有女权主义口号的抗议牌，比如同工同酬和反性骚扰。她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但也不放弃西方女权主义者已经争取到的一切。
在天台上，我对小唐说，在你们欧洲，历史已经终结了。但在这里，还有在中国，历史还在继续。作为横跨亚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还将会有非常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