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因为机缘巧合，我被卷进了刘强东性侵一案。这段时间以来，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掺和这件事？
很多人以为我大概是听到了美国那边要起诉刘强东的风声，然后去联系了女当事人，然后拉起一群人，翻译了起诉书，发起了签名，还积极地和刘强东那边打舆论战。这种想象离事实太远。实际情况是最早把起诉书翻译出来的是王志安的团队，只是翻译得不好，所以那一个版本我也没怎么看。没多久我就看到有朋友说要另外翻译一个版本，要找一些志愿者，我也没报名，主要是因为懒。同时我也看到一个在墙外发起的声援女当事人的联署，发起者似乎是海外的留学生。后来他们又弄了一个墙内版，我看着登录方便，就在墙内版上签了个名，但很快就被人删了。
我对这种事一种有逆反心理，于是就发了个朋友圈询问，有没有人能弄一个墙内的联署，半个小时没有人回应，我就在自己公号上发起了一个。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去年我在公号给陶崇园的家人募捐，以及帮助发起中大校友针对张鹏案的联署，也是基于这个心理。
我在后面的事情中之所以站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主要是因为我和女当事人有一个间接的联系。公号的签名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个学生来找我说，那个女生是他的朋友，非常感谢我的发声。发起签名的人和翻译起诉书的朋友知道这一层联系以后，前者希望让我去询问是否可以在公号推送里提到她的姓名拼音，后者希望我去确认起诉书是否翻译无误且可以发出，两次我都得到肯定的答复。所以在有些人眼里，我就成了女当事人和声援她的群体之间沟通的桥梁。后面我对自己角色的定位也基本是这样，直到女生加了其他人的联系方式，我就不再代为传达。
我在自己的公号和微博上发过女当事人的起诉书、几个视频和一段做成视频的音频，不过这些都是不同的人做的，他们之所以让我来发，除了因为我的两个账号在这些人里已经是受众最多的，还有一个理由是，我看起来承受力比较强。有的人只想默默地助人，不想让别人知道，有的害怕被关注，有的怕被找麻烦，总而言之，帮助女当事人的基本是一群社恐。
麻烦的确是接踵而至的，最常见的是所谓的“网络暴力”。在视频和音频发出以后，有无数的人在微博和公号下面留言，也有无数的人给我发私信，我并没有全部看完，因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谩骂女当事人和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懒得控评，后来发现骂的人里，大部分是所谓的“水军”（有各媒体的舆情监测为证）。我自己倒是不怎么受影响，但是那些评论让支持女生这一边的人看了糟心，于是我把类似的评论都删掉了。
在剩下那些不怀好意但是也不像水军的人里，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收了女方的钱？你是不是拿了哪些人的好处，要做空京东？
不仅吃瓜群众这么问，我的亲戚、以前的同学、朋友和读者都这么问。我一个亲戚在我公号下面留言说，你能不能更关注一下家里的事，掺和这件事你有什么好处？我有一个初中的同学群，里面特意有人艾特我，说你透露点料呗，这里有什么内幕？东哥明显是被坑的嘛，你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人？我的一些朋友和读者，倒可能是出于好意，也来劝我，他们跟我说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得不出刘强东是强奸的结论，觉得我不理性。“不过”，有的人会加一句，“如果你有这件事里可以得到某些你想要的东西，那就当我没有说过。”最让我气愤的是一个读儒学的师弟，说签名翻译都是我带头搞出来的，为了自己当运动领袖，不顾当事人的利益，不顾年轻学生的死活。
我倒是想过，要是当事人愿意，帮她找一个专业的公关团队，可能对她和对我们都更好一点。因为女权圈内部也有人觉得我们“公关能力”不强（毕竟我们从没把自己当过一个公关团队），还有些人质疑我们做这些事的动机。我找了一个非常熟悉媒体和公关的前辈，想问他有没有靠谱的专业团队介绍，他惊诧莫名，说，你怎么觉得国内会有公关团队敢接这一单活？对方是什么财力，你们是什么财力，人家连南都都可以收买。他劝了我一通，也给我支了一些招，有一句话是让我感动的。他说，你是个好人，想帮别人出头，不过这事太难了。
其实承受这件事以来最让人难过的，并不是每天被上百个水军骂，而是大家始终不愿意相信，人是可以出于纯粹的义务感去做一件事情，这让我这个康德主义者怀疑这套理论的普适性。我和一些参与这件事情的女权主义朋友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对于她们来说，无条件地相信一个有勇气站出来指控性侵的当事人，这是她们“女权主义承诺（feministic commitment）”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我是因为自己被摆到了那个位置，而且基于我确实偏向相信女生的信念来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如果说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一些可见的“好处”，那大概是微博粉丝涨了两万，但我失去了一个经营了三年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一百多篇文章从此在网上消失，我和两万多的读者也失联了。我得罪了一家中国排名前几的科技企业，他们所聘用的公关公司可以下三滥到什么地步，我们从这次舆论战中也可见一斑。而且，由于在此事中过于突出，有司大概已经把我列为“高危人员”，以后要受到的限制我现在也想象不到。
从成本－效益分析来看，我在这件事上付出的成本远高于效益。如果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会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宁可自己没有被摆到那个位置上，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喜欢那种高节奏且被带着走的状态。我为此付出代价，收获了无尽的误解，以后祸福难料。那我为什么还这么做呢？从根本上来说，我从没相信过成本－效益分析或者工具理性可以代表人类理性的全部。人去做事情，不是都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还有一些事，是“不得不做”，因为你被放到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赋予了你某种义务。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义务就不存在。
我从没公开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MeToo以来，我参与过几个案件，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大多数时候这是因为，我觉得只有不去逃避这个义务，我才是真正自由的。我知道，有的人是“感知”不到这种义务存在的，上面这些说法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归根到底他们不相信人会出于义务去做一件事情，但我知道有的人和我一样会被康德的话所打动，他说，出于义务行道义之事，乃人性光辉之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我也并不是否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只不过在中国我们见过太多喜欢夸耀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男性，表现也并不怎么样，甚至一回头就做了些与女权主义相悖的、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比如这次翻译小组里的某个将头像换成“女权之声”的男性，私下一直追着组内某个女性来骂。为避免自己被和这样的人归为一类，我还是尽量不要去宣称自己是个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如果一些女权主义的朋友觉得我够格，愿意这样称呼我，我欣然接受，如果觉得我不够格，我也不会为自己争辩。
上面我提到康德式的义务动机，可能也有人会以为我在吹嘘自己是个品德高尚、来者不拒的人，这也是误解。基本上我是不会给自己揽活的，也不会主动去发现别人是否需要帮助，所以除了当事人自己来找我求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需要帮忙和想帮忙的人之间，我刚好可以代为沟通，这样最后常常不得不成为帮助者的一员。然而我也知道，无休止地承担义务，自己迟早会心力交瘁，所以那些我觉得对方完全可以找别的人帮忙的，我就不会那么积极地去回应。
希望大家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不要来麻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