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我去参加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期间和导演有过一些寒暄。几句下来，他就用粤语问我，你也是深二代吧？那不一定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但却是我第一次对这个名词产生强烈的兴趣。
我在潮安县沙溪镇生活到八岁，所以当然会说潮汕话，因为电视的关系，也会说一点普通话。来了深圳以后，我周围都是潮州人，但阿水平时说的是普通话，于是我也跟着他说普通话。在红岭小学，说普通话和说粤语的一半一半，我还是继续说普通话，但上了翠园，几乎大部分人都说粤语，我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说。到了初二，粤语已经成为我最常用的口语。
大学以前，来往的大部分都是潮汕人。在高三二班的朋友里，洪纯仁、阿财、阿詹、翁巧巧、张玲玲、张珩、蔡大鹏和陈多加是潮汕人，当时班上成绩第一的吴畅明、第二的韦洁绚也是潮汕人，但文化意义上的“潮汕人”身份，对我没什么吸引力。
坊间对“潮汕人”的印象是大男子主义和重男轻女，根据我的生活经验，这些基本是事实。我再也没见过比我爸和我妈更能体现“夫唱妇随”的关系了。许多时候，我妈明知道我爸做的事是错的，也不敢去阻止他，生怕他发脾气摔东西。也就是因为她的纵容，我爸一错再错。在潮汕人里面，这种丈夫胡来、妻子纵容的情况并不少见。
从四年级开始，我爸将第二家餐厅拆了，建了一个菜市场，里面大部分摊档都被潮汕人承租。在这个市场里，“讹称”（缺斤少两）的事时有发生，以至于我连我妈都不会去那里买菜。有的人说潮汕人很团结，只骗“外省仔”，不骗潮汕人，这是自欺欺人。在我爸掉下的无数坑里，有一半是潮汕同乡挖的。当年他做生意小有所成，周围集聚了一群溜须拍马之徒，全是潮汕人。这个今天跟他借一点，那个明天给他设个局。连我去华强北买手机，店家听我的口音像潮汕人，拍胸口说信同乡没有错，卖给我一部查不到序列号的翻新机，后来还振振有词：“这就是华强北的行情。”
在我认识的上一辈的潮汕男人里，百分之九十爱赌博，三分之一的包二奶，一半以上有过家暴。我有一个女性长辈，丈夫上面几样全有，还把她的钱全部骗走去补贴二奶，厝边头尾（街坊邻居）没有一个出面，只是偷偷劝她忍，说等他身体不好了，自然就打不动了。
至于要传宗接代生男孩的事，当然也是真的。不然我为什么六年都没有回潮州？上回我堂弟结婚，我二叔喝了酒，拉着我的手说，你一个博士，为什么要做一个让人瞧不起的人呢？我说，我怎么让人瞧不起了？他说，你是我们陈家的长子嫡孙，到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生儿子，就很让人瞧不起。
因为这个，家族给我介绍了一次相亲。有一次我舅妈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谈恋爱，我说没有，她喜出望外，说舅舅以前的同事有一个女儿，从英国读完博士回来，准备去深大教书，想介绍给我认识。我说认识一下也可以，她就去帮我转达。过了一周她又打电话给我，说情况有变化，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问怎么了，她说，之前跟我说的女生，是家里的老三，她们家有四个女儿，老二还没出嫁，父母觉得得先介绍老二。
我问老二是什么背景，她说老二也是在国外读完硕士回来的，只不过在上海。我说在上海你介绍给我干嘛？在她再三要求下，我还是加了老二的微信。我们总共没有说过几回话，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你们两姐妹都是留过学的，难道不觉得这么做太不尊重你们，又不是商品，怎么能换来换去呢？她说，他们上一辈观念如此，她们也不想父母不开心，也就由得他们了。
当然，我并没有说所有潮汕人都是这样，也不认为这些事情改不了。比如我家打孩子一般只打我，不打我妹，他们也不会让我妹去做什么家务。我们家三个孩子一视同仁，都没什么零花钱。我认识许多80后90后的潮汕人，相当有女权意识，有一些新世代的潮汕女生，对于“贤惠、顾家、勤劳”这样的标签也非常反感。
你说我身上有没有潮汕人的痕迹？当然有，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点点地清理我身上的大男子主义，还没有完全清除干净。潮汕人有野心，不甘于平凡，这也是我从小就从自己身上发现的特点，所以我一直希望找到一些东西，可以让我超脱于我周围的环境。不过因为对“潮汕人”身份的排斥，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总想说“深圳人”，但听说“来了就是深圳人”，说“深圳人”可能比说“中国人”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当那个导演在我面前提到“深二代”时，我觉得，这也不妨作为一个回答。
在这之前，我本来对粤语文化就有着比潮汕文化更多的认同。在我这个世代，广东地区的小孩都是看香港的电视台长大的，深圳的小孩尤甚。有线电视出现以前，深圳能接收到的电视台里，没有任何一个能和翡翠台本港台竞争。尽管TVB连续剧的价值观是“做人，最紧要系开心”以及“你肚唔肚饿啊，我煮碗面俾你食啊”，但每周六日的下午和晚上播出的港产片，塑造了我们对电影最初的认识。在深圳，每一个“吹水佬”的笑话里都有周星驰的基因，每一个“死飞仔”都想成为陈浩南的接班人。
尽管在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听过家里的VCD机播李春波的《小芳》、毛宁的《涛声依旧》和臧天朔的《朋友》，但当我到了开口唱歌的年龄，我只唱李克勤的《红日》、郭富城的《爱的呼唤》和黎明的《我这样爱你》，最多包括张卫健唱的《西游记》主题曲。在听到周杰伦的歌之前，我都觉得国语歌很土。在周星驰以外，我发现最好的笑话来自黄子华的“栋笃笑”，如果谁肯让我用粤语讲哲学和历史，那我一定可以让听众笑到一点有用的知识都学不到。
我的许多同学毕业以后都移民了，比如阿财和杨鹏在澳洲，陈凯纯在加拿大，雷景明在香港。在深圳还有一部分说粤语的深二代，但几次打交道，让我对这些人好感也有限。2012年，我从广州回深圳的家，写博士论文。我出外求学四年期间从没想过最后会留在深圳工作，但阴差阳错之下，就这样呆了六七年。回来以后，我和海归圈的朋友有过一段时期的来往，终究受不了里面的气氛，敬而远之。海归圈里，深二代只是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里面的通行的语言是普通话和英语，而不是粤语。不过根据我跟他们交往大半年的粗糙印象，如果一个局，大部分人说粤语，那这个局谈论的多半是风花雪月，如果一个局基本说普通话或英语，那很可能有很多人在聊和创业有关的事。
2014年我参加我妹的婚礼，年轻的来宾大多是深二代，不过我坐在他们旁边一会儿，听到他们聊的一些话题，还有他们的神气，依然觉得有点低俗。我不赞同杜汶泽说的“低俗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因为香港人使用的粤语，已经进化成一种可以用于探讨严肃问题的语言，去年十一月陈健民在港中文的演讲，就将粤语演讲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然而在深圳和广州，大部分粤语的对话，只能让我想起《喜爱夜蒲》和《外来媳妇本地郎》。有一次我在水围的茶餐厅吃饭，旁边一个抖音美食账号在开股东大会，老板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广州男人。他嗓门大，鼻音重，说话极其浮夸，我很忧伤地想到，这就是大部分粤语“吹水佬”的形象，于是深深地嘬了口冻柠茶，叹了一口气。
让人喜忧参半的是，现在大部分深二代已经不会说粤语了，就算想改良深圳的粤语，也没有机会了。前几年我刚教书的时候，有一次上课迟到几分钟，学生开玩笑地问，老师是不是从福田口岸一路狂奔过来？我有点不解地问，为什么是从福田口岸？他们问，你不是从香港过来的吗？原来他们听我的口音，一直把我当香港人。我的普通话在说惯粤语的人里算比较标准，和香港人说的普通话差别还是比较大，他们听不出来，只能说明他们自己不像我们这代一样，经常在粤语和普通话之间切换。我有一个学生，父亲是香港人，爷爷奶奶都是香港人，但因为在大陆长大，一句粤语也不会说。
早期的深圳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其他地区，所以我成长的年代，潮汕人客家人特别多，我的潮汕同学和客家同学都会说粤语，然后把不会粤语的叫做“捞逼”，我还不会说粤语的时候也被这么叫过。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很低级，会说“很low”，但那时他们会说“很捞”。尽管如此，深圳没有像别的城市那样，发展出严重的排外主义，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深圳市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普通话，越来越多的学校规定学生在校园里，只能说普通话。另一个是深圳有源源不绝的北方移民，现在在人数上已经远远超过广东移民及其后代。最重要的是，广东移民及其后代没有在深圳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和社群文化，这几年力推的“深二代”概念或许是一种尝试，但除了唤醒80后和部分90后的记忆，没有更多的作用。难道凭借深港版的Dennis Dragon、肥妹烧腊店、爱国路的花市、世界之窗和风靡全世界的深圳校服，就能建构一种“深二代”身份吗？
有一个东北移民过来的深二代读者给我留言说，我前面写的几篇，他都没有共鸣。他97年出生，04年来深圳，上学的时候会被叫做“北佬”，但是他也不喜欢东北，所以身份认同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而这些我都没有写到。我的一些学生也有同样的困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深圳长大，以后可能移民，深圳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就是人生某个阶段的落脚点而已，没有更多的归属感了。
深圳难以让人产生归属感，有的原因和它自身无关，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普遍状况。我在前几篇写到，我在松园路住了十五年，看着松园北从一片废弃的工厂区发展成现在的高档小区和购物中心，许多我熟悉的一切也早已不在，比如我家的餐厅，和以前电器公司里面的树林。这是一种“深圳速度”，但从1978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平均发展速度也慢不到哪里去，我2006年去的上海，和我2012年再去的上海，就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一个城市变化太快，一起长大的朋友四散天涯，人的记忆就容易失去寄托（所以我只能在文字中储存那些记忆），但换个角度来说，像湖贝小学和螺岭小学周边那一带，旧的小商店小房屋都留着，发展几乎完全停滞，却也不见得是深圳人的福祉。
深圳的贫富分化，也是让人难以产生归属感的原因。从我上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对同学中的家境贫富，都没有太强的感觉。小学我们家开餐厅算是中上了，但我在同学中是有名的穷光蛋，而林建韩父亲是开杂货铺的，可他总能变着法子拿出钱来。初三有一回，我打算请楚琳吃肯德基，毛亮提醒我，把那些一两块的散钱换成十块的，免得太失礼人家。这说明我那时完全没有“穷”的概念，也没有因为手头拮据被人怎么嘲笑过，所以我对钱，只有一种未雨绸缪的需要，没有一种病态的欲望。现在的孩子已经失去这样的“庇护”了。前阵子看新闻，有个深圳的孩子，还在读中学，但因为拆迁，名下分了十几套房子，现在存款已经超过两百万，租金年收入差不多七十万，她已经不想努力了。经过二十年，深圳现在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可怕：城中村一个一个被拆，底层人民几乎无处容身，名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一个学生能上什么样的学校，越来越取决于他的家庭收入。那些底层人民的孩子，又怎么会对这样的城市有归属感呢？
深圳也不注重发展文化。我这么说，深圳市政府肯定是不同意的，他们会给我列举深圳在过去几年建了多少文化设施，每年政府又在文化项目上花费了多少开支，深圳人每年花钱买书的钱又有多少。其实这些和“文化”都没关系。深圳最近几年吸引许多大学来深圳开新校区，不过基本都是理工科，主要是和深圳的高科技公司进行合作，以及给深圳提供更多高科技人才，和“文化”也没什么关系。作为一个在深圳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人，我觉得说深圳没有文化真的是没有冤枉它。上大学前，我看文学名著和社科著作，都会被同学当成异类，被老师当成不务正业。我在深圳许多地方做过讲座，包括中心书城，体验最好的那些，听众都是从外地赶来的。深圳不是没有文化人，不过他们都活得相当边缘化，进入不了一般深圳人的视野，也没办法形成一个合力，改变不了这个城市的精神走势。薛忆沩写出《深圳人》，已经是了不起的突破。
最致命的一点是，深圳并没有站得住脚的核心价值。我们可以说，“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但要说深圳的核心价值，那真的不容易想到。相比内地四五线城市和很多小县城，在深圳，关系确实没有那么重要，个人的能力更决定一个人在深圳的发展前途。深圳是一线城市最容易落户的，也有各种类型的人才补贴，就业环境优良，也很鼓励高学历人士创业。深圳市政府，一直想给自己打造一种“服务型政府”的印象，所以深圳各个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算是比较高，每年深圳都有很多便民的措施出现，比如去年推出的“地铁乘车码”，不用买票直接手机扫一扫就能进地铁。从这些里面，我们能总结出什么“价值”来吗？是“市场经济”，还是“改革开放”，还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管是哪一种，深圳都面临尴尬境地，因为上面的任何一个，解释权都在中央那里，不在深圳这里。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甚至在杭州，在南京，在成都，它们发迹的时间都在49年之前，这些城市内在地有一种历史的脉络和传承，不是朝令夕改的政策可以彻底改变的，但深圳则没有这样的底气。深圳只有一种形象，一种氛围，但没有核心价值。
许多人看好深圳的发展，我也不完全看衰，只不过我不看好深圳文化的发展，也不相信在深圳长大的这群人，能够在不触碰大环境的情况下，建构出一个融贯而有实质内涵的“深二代”身份。深圳，目前只能是一个孤魂野鬼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