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柳红
整理：李婧
今天晚上是夜聊，其实就是讲讲人生故事。我想讲我人生的三次选择，或者说三次转折。我今年 54 岁，有过几次比较重大的转折，可能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
先说说我20岁之前吧，然后第一个转折是从 22 岁开始，也就是我大学毕业开始。
我是在北京上的小学，然后去河南五七干校，后来回到北京，从北京考大学，然后又回到上海。1968 年上的小学，因为文化大革命曾经一度停课，1968 年才开始复课闹革命，所以我1968年才上学。那时候已经积累了好几岁的小朋友，所以上学的时候我已经 8 岁了。但是在上学之前我认识的字已经非常多了，能够读书了，所以我记得妈妈当时就跟学校要求，说这个孩子程度很高，让她跳级吧！但当时学校要求非常严，就说不行，所以我还是从一年级读起。
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就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歌跳舞的，我一直都是这个宣传队的，一直在唱歌、跳舞、表演。当时中共这个搞宣传的系统真的是非常强大，所有的业余宣传队其实很专业。尤其文化大革命时很多专业的艺术团体已经散了，就到基层来，因此我们受了很专业的训练，比如说，我们舞蹈练基本功，都很专业。毕竟我喜欢，还觉得挺好玩的。一直在演出，像五一，十一，当时北京的各个公园都要有游园演出。我是长期搞文艺活动，而书念得很少，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可怜的，在读书上是最可怜的。也没有什么书读，能够读到的也很少，我们当时课也都改了，学工学农。所以我们常常要到农村去夏收，收麦子，然后也要到工厂去学工，实际上文化知识学得很浅，读书也读得很少，这是我们的先天不足，不像你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有这么多的书，这是我们终生的遗憾，补也补不上了。
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玩和文艺活动，觉得对我的人生也有一些好处。那就是，我喜欢艺术，喜欢文艺，至少我不至于那么样地去追求所谓的功名。我会觉得，那个不是那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在这儿。所以我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有机会接触各个门类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熏养。所以不管我们当时唱的是什么，跳的是什么，但是，总还是喜欢。其实大人也常常会觉得你浪费那么多时间，但是回想起来，我这一生还是受益于我的爱好文艺。
我们上大学那年，你们知道中国是哪一年开始恢复高考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7 年。好的。那么 77 级和 78 级他们都是 1978 年入学。1978 年的春季是 77 级入学，秋季是 78 级入学。这两届就差半年，就差几个月的时间。我呢，是 78 级。第一届全国统考，77 级是各个省市考，78 级是第一届的全国统考。我所在的那所学校叫做七十二中，北京第七十二中，现在已经没有了。它在XX胡同，在二中的旁边，是个比较小，比较破烂的一个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考试，它也不是说按照成绩分。这个学期住胡同这边的，上这个学校，下个学期住胡同那边的上那个学校，是非常随机的。那么我呢，反正那年我就进了七十二中。当时我们旁边是二中，你们知道北京的二中是个好学校。就是数字越小的越是好学校，二中，四中，你们都听说过吧。（101中学不是挺好的）对，那个数比较大，101 不错。然后呢，我们七十二中的人就常常愤愤的说，气死二中，七十二中就是气死二中。但实际上现在已经被二中给吞并了，世界上已经没有七十二中了。但是七十二中有谁呢？姜文是七十二的，英达是七十二的，濮存昕是七十二的，等等，就这些。因为我们附近是人艺，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宿舍也在这，所以我们都被分到这所学校，当然我们是不同的年级。嗯，英达曾经写过一篇大概就是七十二中从地球上消失了，就是纪念七十二中这样的一篇文章。
那一年我们整个年级，正式的考试，只考上了四个人，三个男生，一个女生，就是我。也就意味着，我们其他的同学，全都插队去了。有个别家里边插队的哥哥姐姐太多了的，就照顾留在城里。等于我的同学们，他们都没有上大学。所以想一想，我始终觉得我还是同龄人中幸运的。有那么多跟我一样的，他们如果在另外一个社会，在另外一个时代，他们都应该能够上大学，都应该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我的同学们可能后来就是下岗工人呢，各式各样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历史。当然后来扩大招生，所以又有一些大学开始招分校。因为当时实在是想念书的人太多。于是比如北大呀，人大呀都开了分校，所以我们学校大概又有几个人上了分校。但是我们那年正式考只有我们四个人考上。这个是我上大学。
我学的是自动化仪表，其实我喜欢文艺，自然就喜欢文科。但是当时我的家庭，因为我妈妈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整，那个时候她的结论下来了，被开除党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对她问题的一个结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父母都希望，我和我姐姐同年考大学，都希望我们考理工科，觉得考理工科这样安全，不会犯错误。于是我们两个都爱好文科的人，我上了自动化仪表，我姐姐学了化工机械。当然后来我们都没有干当时的专业。所以连考大学这样一个专业，职业的选择，也和历史，家庭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是我上大学之前。
接下来我说人生的转折。一个转折就是我在专业和职业上的转折和选择。你们知道，我是学自动化仪表的。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是全国统一分配。统一分配，我记得老师当时第一个念我的名字。我当时很担心回不了北京，因为在外地，所以特别想回北京。好不容易回来了，但是当时我这个单位我听不懂，我一听我就很沮丧，觉得这个单位太不好了，叫什么呢？叫一机部销售技术服务公司。我们一听“公司”这个名，简直觉得公司，现在的人觉得公司，很能接受公司。我们那个年代，觉得公司是个买东西的，反正公司是个商业，很不好的。我们的理想就是去设计院，嗯，那个，但是把我分到了一级部销售技术服务公司。同时它也是机械工业部销售管理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是为什么？就是你们知道机械工业部，过去中国的那些部都是为了保密，都是用编号，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五机部，八机部。那么我就是一机部，一机部就是机械工业部。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然后生产的产品，运到哪去，它全由计划来调拨，下指令。那么到这个时候，我 1982 年毕业的时候，这时候改革已经开始了。当时有一个提法就叫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这几个。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为辅，还有外加上市场调节。所以它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指令性计划了。那么作为一机部它原来只有生产调度局，它根本不需要考虑销售的问题。它就是生产调度，就是这个厂生产多少，然后生产，然后你调到，调到比如说东北去，调到福建去，这些产品。但是在这个时候它就新建了一个局，叫销售管理局，就是我被分配去的局。所以它刚刚成立我就分配去这个局。它是改革的一个新的产物。但是它既是一个销售管理局，是一个行政的职能，同时它又叫销售技术服务公司，等于它又卖东西。就是一个大官商。就等于它可以卖机床，可以卖汽车，一机部的产品它可以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局和这个公司呢它就分两部分。有一部分就是做行事管理的职能，另外一部分人呢，就行使销售的职能。那么我被分在商行处，搞市场预测，所以我不是卖东西的那个部门的。
然后对我一个工科学生来说，这个东西太陌生了。我就记得我去的时候先是老人先要跟我们谈话，跟我们讲当前的改革形势，就跟我说了这个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我根本听不懂，这个词对我来说记也记不住，特别陌生。所以呢，我第一次出去开会开得是什么会，是订货会，就一机部产品订货会。那么就等于你看，一机部它开始走向市场，它要订货了，要供需，双方要见面，就等于生产厂家和需要这个产品的要见面了。让我们去开这个订货会，然后呢，但其实这个订货会对我一个工科的学生到这我根本看不出名堂。我不知道他们谈哪，有什么内容，所以当我回来我其实什么资料都不能带回来，我什么收获都没有获得。我就带回来了每个省的人他们住在什么房间的这样的一个表回来。所以回来就让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写一个这次参加订货会的感想。我就写不出来，我实在是什么资料也没有，这是第一次。
接下来你们知道中国国营企业的改革是从四川开始的。赵紫阳先是执掌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是在四川开始的。那么所以呢就把我们带到了四川省机械局，就和我们机械部下面对口的省里的机械局。我们就在呢做调研，然后专门把我和另外一个大学生就留在哪儿，然后我们在哪儿蹲点蹲了很长时间。我这次非常有心，所有的人讲什么我就都记下来，所以当我再回到北京，我就写了一个比较好的调研的报告。所以那次对我是一个激励。我们局长在上面评就觉得我写得好，就好像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就开始有了电大，你们听说过电大吗？电视大学。还是因为大学实在不够。很多年轻人他们耽误了十年，大学关门了，没有学上。于是开了电视大学，所以我那个机关里的人大学生很少。因为我们分来 77 级，78 级，大概分来了有四个人左右。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不是大学生。所以电大一开，大家就都去考电大。电大有经济类，于是我也考了个电大。所以我大学毕业我又学了个电大。又去读那个经济的课程。于是我就开始准备考研究生。我 84 年就要考，就等于我 82 年毕业，83 年就准备功课，为了 84 年考。但是单位不放。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个流动的时代，人可以按你的选择。当时这是完全不可以的，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就觉得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大学生，我们这么重视你，你要走。所以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我就记得报名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比如下午 5 点结束报名，那我可能下午 3 点走进局长办公室，再一次要求。局长看着我，他也挺无奈的，也觉得我挺可怜的。就说，呀，算了吧，小柳。我也只好说，算了吧。
你准备了一年，却不能考，还是很难过。然后于是我就又准备了一年。然后到了 85 年年初再去考的时候，又是局里面的一个办公会议。最后还是坚决不同意。最后我那个局长，就说去年没让人家考，工作表现这么好，这样，只许考一次，考不上永远不许再考。所以其实这个风险很大。考社科院呢，当时我考的是工业经济研究所。工经所是社科院里面最火的所。那个工经所的第一任所长叫马洪。这些名字，你们将来读我的书就看到这些。马洪是高岗的“五虎上将”。马洪原来是我的所长。然后第二任所长叫蒋一苇，都是非常传奇的人物。
蒋一苇，我现在在给他写传记。他是过去，江姐红岩知道吧？他就是和江姐、陈然在一起的。他们被抓了，因为做《挺进报》。那个钢板什么的都是他刻的。被抓了但是侥幸活下来了。但这一生他都不提自己，只提他们。蒋一苇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位。我们所这两位他们都是干事业的，他们在学术上可以兴很多事，不是一般的书斋里的学者。所以工经所在全社科所非常火。我们那年招十个人，大概有 120 个人考，在全国各地。这 120 个人的理论都是很棒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去考试的那天。因为社科院，我们工经所的考题是这样的。它每一门卷子就考两道题，就写两篇论文。它实际上就考验你的研究能力。比如工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它不像大学，有什么简答题，问答题，名词解释，不是那么细碎的。它就是两道题。那么比如说资本论，它就是一道题让你写一篇大文章。所以它应该是对那些工作过的，有研究能力的人更有优势。所以我其实去考试的时候我特别的心虚。我看人家吧都是竖着提包，像干部，像大人。竖着拎一个皮包。我呢，斜着挎了一个书包。然后我还穿一个花棉袄。梳一小辫。那时候有一个小鹿纯子。日本拍的一个电影，我们都喜欢，然后都梳她的头，就梳那样的头。
人家都看起来那么老成，我去以后挺慌张的。但是一考起来我就觉得还是挺踏实的。所以呢，当时在北京的考场里大概有几十个人。总之，我呢是北京唯一一个考取的。我们招的这十个人另外九个全是外地的。而且他们都是学经济管理的。只有我一个学工科的。所以呢，其实我大学功课很不好，因为我不喜欢工科。尤其是机械制图。我老看不出后面那条线。弄得我记得每次放假回家都带着那东西。哟这立体的怎么看不明白。然后上海那个机械制图的老师说话又是拟声词我就是听不懂。然后特别着急。反正我成绩不好不喜欢。但是我这次考研究生呢还给了我点激励。所以你看人生它是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激励。考大学，然后再考研究生。所以说这是个转折。但是这个转折还没有完。
我在职业和专业的转折这才是第一次。到现在我经历了很多次。读了这个工业经济，其实我也不喜欢，怎么又随着改革的大潮我又进了这儿呢？我发现我尽是读我不喜欢的。然后《资本论》，因为我们的导师都是《资本论》学得很好的人。就愣读《资本论》。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我们 1988 年研究生毕业。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公司了。就当时研究生院里面说的红道，黑道，黄道。说进政府机关就是红道，要是下海经商就是黄道，有钱嘛，金色的。然后留在社科院就是黑道。然后呢我发现我其实并不喜欢我的专业，我也并不是那么擅长研究的人。但是相较这几个道来说，我就特别本能的，不用思考就选择了留所。所以刚才给你们说，我那么多的爱好就使得我在其他方面没有那么多的进取心。就觉得不是那么有意思。所以我还记得他们别的专业的男生，因为我们女生少，所以男生会比较关注女生。背后的议论就是，正好被我听到，你们班女生，你们班柳红，那个上哪儿。他们说留所。哟，她不是挺能够的。就好像我留所就是不能。总之就留所了。
留所了以后呢，当然第二年 89，我就又回到研究生院，我就又参加研究生院的活动。这样我之后呢本来应该是去牛津，然后后来就清查，就没去，就不让去了。又过了几年，到 90 年代中，那几年整个的环境非常不好。你们可以想象，政治环境非常不好。（可以细讲一下吗）我先粗讲。有时间再细讲。我先把一个大概的过程。讲个人的经历就是讲那个时代。对了，我还忘给你们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北京的认识的人每次都让我从上海给他们带皮鞋，因为上海是个轻工业城市。那个时候的市场流通还不那么好。北京都穿的是老大粗苯的，上海呢比较好看。比如说穿丁字皮鞋。每次都要给他们带衣服带鞋。然后我们的伙食费，我写过一篇东西叫《秋风吹过三十年》，也在我的博客上放过。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大概 15 块钱，已经很贵很贵了。最贵的菜是 1 毛 5。他们叫“大巴”，其实就大排。红烧大排。然后那个读研究生。我刚才讲哪儿了？
我再补充一下在研究生院的时候。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你们知道的反自由化。我还忘记说了两个运动，1983 年，当时有个“清除精神污染”，当然那个只有 73 天……83 天，然后被胡耀邦给制止住了。那个时候就是说不许留披肩发，不能穿喇叭裤，很多人拿着剪刀在工厂，看谁穿了（喇叭）裤子就给人剪了。不能留披肩发，我们当时因为留点披肩，所以我们都自己改发型。后来到了 1986 年，那时反自由化，我已经在研究所院了，研究生院也有很多举动。在那个时候的学生，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好几次罢餐，现在的学生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活动，甚至于我都有点忘记什么原因了，是不是因为伙食不好，还是为了什么就抗议，大家都不吃饭。然后我们社科院的研究生院挺小的，就这么几座楼，这几座楼是这么围着的，然后到吃饭的时候所有的窗口，人们头都探在外面，就看见谁从底下走过去，如果有一个人拿一饭盆走过去，大家就会骂他。然后研究生院的院长有一天站在三幢楼的中间，拿着喇叭对着楼上面喊话，“同学们，请到食堂来吃饭吧”，我们会怎么怎么样改进什么的。还记得学校有一些外面来的活动，有一次刘欢来演唱——刘欢当时是国关的学生。还有一次是刘晓波来，刘晓波来是和李泽厚的学生——你们知道李泽厚吧，社科院哲学所的，他的学生有个叫赵士林的，现在在微博上最近也比较活跃的——有几位他们辩论。反正学校老觉得社科院的博士们给社科院研究生院丢脸了，好多人都没有敌过刘晓波一个人。再有当时非常兴跳舞，但是因为研究生院男生多，所以就要从附近的，好像对外经贸大学请女生来，所以她们老来跳舞。我们还搞化装舞会，还是挺有意思的。当时我们旁边就是农村，拿我们的粮票跟他们换鸡蛋，好像一斤粮票比如说换七个或八个鸡蛋，我们就自己在房间里头煮鸡蛋，人家需要粮票，因为那还是有票证的时代，当我们 88 年毕业的时候，大概是这样。
然后“八九”我参加绝食，我参加绝食的时间很短，后来才进去的，所以我有一个孩子，名字就叫“子尤”，用了个自由的谐音，“子尤”，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六四之子”。我就说了“八九”之后就清查，清查之后整个的环境也不好，没什么劲，所以在那大家都意兴阑珊，很多人渐渐地就开始纷纷地下海，朋友叫朋友，同学叫同学，一个室的互相拽的，所以我也在外面搀和过他们的一段咨询公司啊什么这样的事情。后来大概在 94 年我就进了一家国企，叫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是一个外贸的国企，他们新成立了战略研究部，我就到那个战略研究部。但是我去那儿第一天就很不喜欢，发现这里真不是我待的地儿，我真不喜欢，虽然很多人现在也会去这样的地方，但是我发现就是我骨子里头不喜欢，所以依然又回到我从小的那些爱好。所以我就离开了。当然我就不断地辞职，我现在从社科院就辞职了。人们现在会觉得社科院这样的地方多好啊，又轻松，也不用坐班，我们大概一个星期去一个半天或者两个半天，反正每年有多少的工作量就可以了，但是我也觉得没劲，那些课题我也是不喜欢的，我就觉得这样是浪费生命，所以离开。那么到了中电，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我依然觉得我又要离开。所以最后我就退退退，退得现在我就变成一个人。
当然中间在 2007 年，我做了吴敬琏的研究助手，这也是一个民间的组织。07 年之后我就是一个独立的学者，一个自由的职业。我觉得人的一生实际上是不断地在自我发现的，在寻找的过程，就是你在发现你自己，什么是你心底里最想要的，什么是最适合你的，那么我觉得我现在是找到了。但是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历程，又是去学自动化仪表，又是去学经济，又是去这儿那儿的。但是所有的经历对我来说，不尽然全是浪费，我想每一段对我也都有帮助，要是没有这样的寻找也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找到。那现在我就是在做 1980 年的研究，以一人之力，大概这六七年，我都在做这段历史的研究，在 2010 年已经出版了那本《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那么今年我还在写一本书。所以关于这个研究有可能是我一生接下来都要做的，这是我研究领域要做的，就是关于经济学人或者经济学界的历史。当然我不仅做 80 年代，有一些历史我遇到了，那我觉得就不能够丢掉，就是正好被我遇到了，我觉得有责任要把它给担起来。
比如说社科院经济所 1950 年代的一段历史，在 1956 年，社科院的青年团和党支部有一场争论。那一年周恩来号召“向科学进军”，毛泽东都号召。那么青年团和党支部他们发生什么样的争论呢？青年团他们就希望多一些学习的机会，深造的机会，他们希望能够考博士；这些党支部呢就希望青年人他们能够为老科学家服务，做一些辅助的工作，在工作中学习，而不是当面地花时间去读学位。这样的一个争论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大是大非，然而不料赶上了接下来的……首先这场争论本身它就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件，引起了中宣部，引起了中国青年杂志他们高度的关注，社会讨论。后来 67 年以后反右运动，搭上了，结果整个党支部最后全军覆没，被打成右派，打成了一个反党集团，这个反党集团叫“狄林反党集团”，“狄”叫狄超白，“林”叫林里夫，因此中国经济学界的历史被改写了，现在无人知道狄超白，都不会有人知道，我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因为这个反党集团大概有 20 多个人受牵连，他们后来非常不幸，非常悲惨。那么这个林里夫他到 2000 年以后才去世，但他的夫人上个月去世了，所以我也非常地遗憾。每当某个电话打给我，我都心惊肉跳，我都认为林里夫的夫人要去世了，我很担心，因为我一心是想在她生前，我写的东西能让她看到，他们的一生太苦了，希望能够对他们有所安慰，但是我依然没能完成。所以在做这个历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良心活，你面对着都是一个个的生命，它是活生生的，它不是文献到文献，它都是一个一个的人，包括我写 80 年代历史也是这样。
那么诸如此类，就是我现在的研究，我就从这样的一个体制内，最后走到了一个独立的学者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其实我非常地庆幸，我这一辈子几十年几乎都没有再开过会，没有再说过废话，没有再说过官样的话，我只见我想见的人，只做我喜欢做的事，我觉得人要对自己好，什么是对自己好，就是对自己的心好，对自己的心好就是不违背自己的心愿和心意，那么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做到了。那么这个是关于我职业、专业这样的一个选择。
第二个人生的转折和选择是什么呢？是经历死亡，那这又是一个太特殊的经历。子尤是 1990 年出生，他可能比你们要大，你们现在是大三、大四，大概是 92、93，那么子尤是 90 年出生的，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孩，非常幽默，爱好极其广泛。他活的每一天，他自己说“我每一秒钟都和上一秒钟不一样”，他饱读书，古今中外，无所不涉，这么一个人，也有非常美妙的写作的本事，他写谁我就想去见谁，他喜欢一个女生，他写了一个小云，写得我就想见这个小云。他说小云说话是东风无力百花残，然后我就想什么机会能见到她呢？有一次演《迁徙的鸟》，我就买了 10 张电影票，我说请你们同学去，把这小云叫上，于是他就给小云打电话。他先说，然后我再把这电话接过来，我再说，我说“你看子尤写你的文章了吗？”她就是“看了”，我说真是东风无力百花残啊，我说“写得怎么样啊，你觉得？”，“把我写得太好了”，哈哈哈，特别逗。后来我们就去看电影，看了电影我们都特激动，每个人都喜形于色的，只有她，小云。然后我说那个“电影好看吗”，她就拉着衣服角说“还行”，哈哈哈。我觉得呦，跟那个真像……但是也是个非常出色的女孩。当然后来子尤忽然病了，住到医院里，她就是往医院打电话，当我再接到电话，她就是急切的声音，“阿姨，子尤怎么样了？”，我说“他病得很厉害”，“我还想跟他说话呢！”就一改她那个慢慢的声音。他刻画的那个人物特别有意思。子尤特别有趣，他在病中他的同学们常常来，他这些同学好像貌似是来看他，其实每次来他们都说来充电，他们在我们家基本上大家每次笑得全趴在地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丰富，有犀利的文字，有优美的文字，而且他也是一个对生命有非常透彻的看法的人，总之是很有意思的小孩。
他大概是在差两个星期 14 岁的时候生病，是在胸腔，一个纵隔肿瘤，那么情况就非常地危急，所以对我们来说一下从健康人变成了病人，而且变成了一个死亡随时在追赶着你，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一直是长期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其实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一个妈妈和一个孩子，我是一个单身妈妈，我自己带着他，所以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岁月。前一阵网上有一个微信圈里面传的一个妻子，她在丈夫的悼念会上的一个讲话，别人都很哀伤，她上去讲，她说你每天晚上你老打呼噜，你老怎么怎么样，就她上去她就都说这样的话，她都讲他生前那些不堪的事，讲自己丈夫怎么怎么不堪，但是实际上这样地不堪，这样地让她受累，这样地让她讨厌、厌烦的，其实都是让她最亲最爱的这样的东西。那个在微信圈里一直在传，当时我看了以后，我特别触动，其实在微信上我也写，我一下想到的是什么呢，因为子尤他一直不能动了嘛，比如说他在床上每次他要拉的时候，我要给他接，我们都非常非常地困难，我们每次都要想办法，我们俩老变换花样，就是我总是说每次这个过程总是我们俩哈哈大笑的时候，就老想办法咱们这样吧那样吧，我们变着花地弄。然后最后我有一天就说哎呀，我说什么时候……对，每次他拉的呢我还要仔细地看，然后我要记下来它是什么形状，它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要给他的中医大夫，告诉他，然后他再指导我怎么样，或者给我们开药方，因为我们那个中医他在外地，诸如此类。就是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件事，我就说“哎呀，什么时候妈妈可以不再看你的屎了。”子尤说“妈妈，你有一天你不再看的时候你会失落的。”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件事当然是当然是……所以我都说他怎么知道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的经历从生到死，从死再到生。子尤走了之后我也在做丧子妈妈的一些精神关怀，我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丧子妈妈，每一个人有一番故事，她们中间很多人病倒，抑郁症，精神病，也有自杀，各种各样的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她们从来不会向外人打开心扉，甚至于有的人孩子死了都不告诉周围的人，不告诉自己的同事，这样的人来向我咨询。各种情况都有。我也有一对大学同学，他们的孩子也是很优秀，在美国，但是也是抑郁症就跳到海里面自杀了。有一天我接到他们的电话，妈妈非常急切地问我，第一句话就说，说柳红我就是想问你，是什么让你活下来，我说是因为孩子。她说怎么会呢，为什么呢，她就是说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希望，那希望死了，我们自然也要死去，你为什么说因为孩子。我就说其实他就是一转念，因为我们爱孩子，那么孩子走了，他希望我们的一定是希望妈妈好。我就知道子尤是希望我好，他在最后，其实在最后的大概十天左右或者几天的时间，每天夜里面他还说“妈妈，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要让我妈妈好的人”。所以他时时刻刻都是希望你好，我就说我们对孩子最好的爱、最大的爱就是我们活好，我想他一定不希望我们病，我们倒，然后我们一蹶不振，甚至于我们死去，我是这么想。
子尤是 2006 年 10 月 22 号去世，那天夜里我写过一个祭文，祭文在子尤的博客上也有，那么我就说的是，我说“做你的妈妈让我受宠若惊，让我尽力要我好起来”，我也说到“我一定会活你希望的样子”，所以这个之后我觉得怎样地活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太艰巨的任务。实际上你悲伤你躺倒容易，而你能够站起来其实很难，那我特别幸运的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当时就有一位瑜伽教练走进我，她因为当时是订那个《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连续四天有一个栏目叫“少年作家子尤辞世系列报道”之一，然后之二，之三，之四，大概一共四天，她订那个报纸，她就每天都在看，然后她就特别难过。后来她有一天在上瑜伽课的时候她就对她的学员说“哎呀，这几天我特别难过，有个小孩去世了”，然后她的学员有一个正好是我的朋友，就说她是我的朋友，说“遗体告别的时候我也去了”。后来这瑜伽教练说那咱们怎么帮助她啊，让她来练瑜伽吧，于是她就给我写信。后来我呢就拒绝，我根本没有心思去练瑜伽，然后我也没有这个劲什么的。她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就是那个热情就让我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出于实在不能够驳人家面子、舍命陪君子似的，我就勉强答应了，所以我就去了第一次。去了第一次呢我就还得去第二次，我在去之前我就紧张得我就必须得躺着，因为我当时的身体实际上非常地不好，在孩子最后一个月，我满嘴牙全是活动的，就是马上就是一个没牙老太婆，就可以全掉光，就都活动。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上火还是，不知道是个什么反应总之。我在第二次跟她练瑜伽完了之后我就晕了，就只能平躺着，所以实际上我的身体情况非常糟糕。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也是心脏不好，有的时候他在床上躺着，他在里头屋子，我在外面屋子，他叫我，他说“妈妈，来”，我觉得我就特别想过去，但是我过不去，但是我又不能跟他说现在我不舒服，我只能说“稍等啊，我这就来了啊”，慢慢地，一点一点挪到他的跟前去。慢慢地，这个瑜伽教练当时她就跟我说，她说每天要快走半个小时，这样可以分泌出一种东西来抵抗这种抑郁。我也跟她去爬过一次香山，但是我连最低的那个层我都上不去，就是特别低，在平台那块我都上不去，我就心脏难受，只能躺在那个石头上。我就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那时候开始每天背着瑜伽垫，爬我家附近的一座小山，离家不远，百望山的山，确实非常非常矮，我就到山顶上练瑜伽，就这样。那么在山上，我也每天看着山，接触自然，也会有些感觉，你就知道，人实际上那么渺小，生命其实也就是春夏秋冬，像一片叶子一样落下去了。所以就这样一天一天，这样地往起活，然后从身体和心它相连着的。我就记得那年的冬天，卖冬储大白菜，北方人都要冬天储存大白菜，那么以前孩子在的时候，我是肯定要买这个冬储大白菜，那么他们又在我这个院子里卖，我看着这堆白菜，我站在那儿就思想斗争，我想我买还是不买啊，我自己确实不需要，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吃这么多，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买还是不买它对我来说是个象征，就我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下去，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买，然后再搬到楼上去。所以有很多特别特别细小的事情。所以在对一些丧子妈妈的关怀过程中，我也特别理解之后她们要自杀什么的，我觉得她们有任何的想法，我觉得都特别地自然，特别地正常，所以每当这时我都会说，我说“当你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一定想着先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觉得我可能在自杀这个可以干预一下，可能就能干预过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挣扎，一方面在求生，一方面在求死，所以常常这个可能都在一瞬间，可能就一个生命能够帮助。
这是一段艰苦的日子，我就从这个爬百望山、练瑜伽，渐渐地我就开始跑步，我大概是从 2008 年开始跑的。实际上每一次在孩子的生日或者祭日时，我也都会有一个行动，就是为了纪念他，我自己给自己的仪式，比如说我记得跑第一个 10 公里，一万米，好像就是在他的生日，我那时候在一个大学的操场上，400 米一个圈，我要跑 25 圈，我就怕我跑忘了，我每跑一圈我大喊一声，“18！”，然后让我记住了，“19！”，这样跑25 圈，其实我特别不会跑步，从小我就体育达不了标，然后这样慢慢地跑起来。我第一次接触马拉松是在 50 岁的这一年，2010 年，也是在子尤的送别的日子，那年 10 月 24 号是北京国际马拉松，子尤 10 月 22 号去世，10 月 24 号我们遗体告别，然后他在复兴医院沿着长安街去的八宝山，我们跑马拉松的路线就是从天安门出发，然后往西，要经过复兴门，所以就等于在子尤走后四年时间，送他的那一天，我在长安街上跑马拉松，我也把它看成是一个纪念，这是我第一次跑半程。像这时候我本来自己练时只能跑 10 公里，我根本不知道我能跑 21 公里，这样一个跑，所以这都是一点一点的。然后跑 21 公里以后，前年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在美国有一场接力赛，叫 Hoped Coast，从雪山要经过 Portland 这个省，然后再跑到大海边，320 公里，是一个接力，12 个人参加，1 个人要跑 3 棒。于是 Nike 在中国组了一个队，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参加，我没有勇气，而且我觉得我万一跑慢了把人家那 11 个人的成绩给弄差了怎么办呢，但我最后还是咬咬牙就接受了这个挑战，于是我就去了。Nike 就派个教练专门给我训练，所以我就发现人其实是有潜能的，我一直跑得很慢，我基本上平时慢跑也就是一个小时 8 公里本来，但我那时候我就可以 59 分钟 10 公里，那次在山上我就可以 28 分钟 5 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跑，当时跟我一块去的我的同的队友他们都非常年轻，他们年龄比我小一半，只有我是 50 多岁，那年我是 52 岁。但是这个过程就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从美国一跑回来，我就跑了一个全程，跑马拉松我第一次跑了一个全程，在宁夏，北京就我一个人，北京人都不太稀得去那么偏僻的一个马拉松，但是我去跑了。接下来就是最近 11 月份去香港走 100 公里，我们 40 个小时完成。
所以我就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身体这样的锤炼，它使得我的内心也有很多的改变，整个生活改变了，你们现在看到我可能也会觉得我是个健康人，和我的同龄人相比现在基本上还没有老年的这些状态出现，我的头发也是自然的头发，也没有染过头发，能跑能跳，每个月得要至少 100 公里的量，现在我也在一个“健行者”的一个队，每个周末还有一个训练，我自己只要天好就去跑。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我和丧子妈妈们在一起的时候，给别人的帮助它就是一个更有力量，因为不是靠言语说“哎呀，你要坚强，不要伤心”，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能够活成这个样子，因为我经历过好几个妈妈，她们都说，“我也成”，或者是“因为有你怎么怎么样”，因为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你能够还这样站立着，她们也会觉得自己也有希望。所以我想这是我第二个生命的转折。
我整个生活方式也变了，比如我也素食，我素食了八年，当子尤在的时候我开始的，然后我也追求一种自然的生活，我现在就，我现在是素面朝天，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那个化妆，现在我都是最简单的生活，我们家也不用冰箱，不用空调，有几年不用冰箱，但是我现在因为有些粮食要存放，所以我现在开开冰箱，基本上不吃冰箱里的东西，尽量都吃新鲜的食物。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转折。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转折是什么呢？是学习做公民。我觉得我也是非常地遗憾，那么晚我才有一点点公民的意识，才知道我们要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大概这几年的历程，先是 2010 年，我打了一个知识产权的官司，做吴晓波抄袭这个案子，至今还没有完，一审二审都判了，我已经设项申诉到高院。按理说抄袭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它是不需要法院来判的，是有一个知识人的共同体，大家谁都可以认得抄袭，抄袭这是非常好辨认的，但是在中国，我们现在这样特殊的阶段，行行业业都在造假，那么对于读书人、写字的人来说，他的造假方式就是抄袭，抄袭就是他的造假方式之一。那么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于是这样的知识人共同体就没有，所以特别遗憾，于是只能诉诸法律。那么诉诸法律无非是希望在中国这样淡漠的一个时刻，我们通过法律来主持这样一个正义，帮助社会建立这样的规范。
很多人劝我说“哎呀，这小事，你就算了吧”，因为有那么多大事。你看，这个国家也是，一天到晚都是死人的事，都是要命的事，似乎这个是小事，但是你们看德国的国防部长是一位年轻的政治新星，被看成德国的奥巴马，未来的奥巴马，（被）发现他当年的论文是抄袭，于是又取消博士，电视上道歉，然后辞职；匈牙利的总统因为发现他博士论文抄袭，也是取消了博士资格等等一切东西，最后也是辞职。为什么？难道一个抄袭比一个总统还大吗？难道一个抄袭比一个国家这样有希望的政治人物还大吗？当然。为什么？是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诚信，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一个基本是非。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是需要守卫，哪怕你是总统，哪怕你是什么，在所不惜的，我们要守卫这个价值。所以我想我打这个吴晓波抄袭的这个官司，它确实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意义，除了在知识产权上，中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后进的国家，保护得不够；再有，这样一个成果说到了这样一个意义，你想，行行业业都造假，任何一个行业你只要占据着一个位置，占据着一个权力，你就造假，然后让你的下游享受你的那个假，吃你的假，用你的假，那么这样一个假的链条它从哪里斩断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你遇到这个假的时候，你就得斩断它，而且这个过程确实也是折射了很多方面，也折射了当下的司法，也折射了当下的知识分子，也折射了很多，这是一个。
再有就是 2011 年，独立参选，这个可能你们也都知道了，我独立参选朝阳区的人大代表，在我们安慧东里社区，这也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但是也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我在此也特别想跟你们说下一次，大概 2016 年，下一次的基层人大选举，请你们一定要珍惜你们手中的这一票，你们要参选，你们不做这个候选人，但是你们一定要做投票人，因为中国你们知道只有基层人大是直选，其他它都是间接选举，我们只有这样一个投票机会。大家常常会骂说这个人大它是橡皮图章，他们开会都在那睡觉，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是你们选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可以说我没选，对，因为你不选使得那些选他的人把他给选中了，实际上中国的投票率是非常非常低，我举一个例子，像 2011 年，这次选举之后，《北京日报》，就北京的报纸宣称这是民主选举的胜利，投票率 97%，97% 是个什么含义呢？你想我们这里面难道真的有 97% 参加投票了吗？当然不是，比如说我所在的小区，我所在的小区，这个选区有数万人，但是选民有多少呢？3700 人，3700 人的 97%，你想这 3700 人在我在那选区里他有很多国营单位、大的单位，那么国营单位的人当然他就可以按照指令来选了；再有还有一些居委会的一些铁杆，在居委会一些非常核心的人。所以这个投票率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而那数万人却没有投票，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说现在是个异地登记的问题，像你们很多北漂的在北京，他就不能在这投票，他就必须得回到他的家乡投票，那么他怎样才能够在北京投票呢，他必须得回到家乡所在的派出所给他开一个异地选举证明，他才能够到北京投票，而他所在这个派出所根本不知道这证明怎么开，而他也没工夫回他的家乡，回他的村庄，回他的区，回他的街道去开这个，所以就使得大量这个社会的最主要的人，他们现在工作的，承担社会工作的这些人，他们却失去了投票的这个机会，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当然 2011 年也非常可喜的事，全国大概至少有 200 多位独立参选人站出来参选，而且这次它很重要的是在社区。在 1980 年、1981 年，那次的独立参选主要在大学，你们可以去看陈子明的书《宪政的萌芽》，它专门记载了 1980 年、81 年北京的大学生的选举，北京大概有 80 个学生站出来做独立参选人，最后有 16 个当选，好像有 16 个当选，16 个还是 8 个当选的。那么 2011 年这一次和那次不同，当时隔 30 年，多么遗憾，这个历史，但是这次大家到了社区，那么这个是非常可喜的，因为中国是需要社区的这样一个成长、发育和进步，自制、管理，居民，由业主，先学做业主，然后学做公民。所以下一次希望你们都要积极地参选，从现在就要开始了解关于选举的知识。
再有就是去年夏天以来我在做业主维权，这个业主维权至今还没有完，今天我还在为这件事情，是我们住的这个楼有一个很大的违章建筑，这个违章建筑又是一家洗脚店，24 小时都经营，有很多违规的行为，你们知道北京前一阵有一个在房顶上的，然后我们现在楼里的这个违章建筑他的主人是全国政协常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各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找，比如说工商局，比如说城管，比如说卫生局，比如说区政府，比如说公安局，等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找，也是非常地艰辛，但这过程让我对社会基层的管理、运作也有了很深刻的了解。
那么我学习做公民大概这几年做了这样几件事，这就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人生的三个选择，我的三次人生的转折。好，我先讲到这，谢谢你们。
问题：经济学专业学生应该怎么做学术研究?出路在哪里？
回答：我现在也不是在做经济学研究了，我现在在做史，跟经济学界有关。我想一般的选择有两种。一种就是象牙塔里面的。就是纯学术的，我想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去为这个学术的大厦添砖加瓦，就要是耐得住寂寞，能够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做出发明创造贡献，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一种做纯学术的，这就是要追求在全世界最好的新闻学刊物上发文章，被认可。
再有一个就是立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立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因为这几十年来始终有一个困惑，就是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工具化。这个计量的内容越来越多。那么中国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通过这样的模型它是不是能够概括。知道杨小凯吗？在 80 年代杨小凯，杨小凯的数学非常好。他在文革期间“坐”了很长时间。他在那里头遇见了数学很棒的人，所以他在监狱里头学数学。后来他就到了社科院的数量所。他在海外当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中青年经济论坛》上。《中青年经济论坛》是 80 年代年轻人自己办的一个学术刊物。在我的书里也讲了这本杂志。那么他就写过一篇文章，讲他到国外以后他的困惑，就说他心里头装的是中国的问题。他的关怀在这个地方。但是他每天又在做纯模型的。那么这两个该怎么办，两者结合。一种是思想的，有些思想可能也不是通过计量模型可以体现的。所以他也讲到了他这样一个困惑。所以我想，要根据自己的长处，有的人可能更适合做这种纯理论的。有些人可能更适合把理论和实际做某种方式的结合。但是我觉得中国这样的转型时期，这样的问题是太有可为了。对于任何一个学科都是特别好的研究的场。
但是呢，中国现在的学者们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都知道学术界腐败。有两种。一种是科研机构，比如社科院，大学里面，都争这些课题费，争这些资源，其实做些非常无聊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形式，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实际价值。再有还有另外一些学者他们就比较热衷于在媒体上，非常热门话题的这样浅显的看，仅仅教科书上的一点东西，一点概念，并不是真正的研究。所以这样两种情况都是中国学术界的弊病。新人如果有志做学问的人，真的是怎么样的能够走一条新的路子。走条真正做学问的，纯粹的做学问的人。这个对你们是个考验。很多在海外学回来的我认识的一些名人。他们本来也很有抱负。但他们回到这，他们一下子到这个染缸里面，结果就被同化了。因为那个利益太大了。那个诱惑太大了。所以怎么样在这里面保持独立，这真是一个考验。但是中国必须有好的做学问的人，一定是需要的。
问题：公民运动精英参与，中国改革迈步难除了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革除大部分问题。如果仅从大学生角度来谈，问题在哪？纸媒唱衰盛行，新的学子的出路在哪？
回答：我当然觉得这个公民运动是有价值的。是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的。中国改革在于公民的大范围参与，毫无疑问。是需要民间社会的发育。需要更多的人的觉醒，具有公民的意识。
从大学生这儿，如果你们看到我写 80 年代的青年人，其实那个时候和现在，文革刚结束，也是一片黑暗，也是个积重难返的时候。但是那些年轻人就抓住了那样一个时代，成了弄潮儿。他们真的是非常不错。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其实也很棒。我接触很多年轻人，当然我也接触很多老人。我觉得你们的知识面，公民的意识，这种的独立的意识，那比上一代真是强很多。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生，或者绝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去当公务员，奔向国企。像你们这样能够到立人来游学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走对了路。所以这个时代的弊病真是也反映在大学生身上，大学生他们又受到他们家长的教育，又受到社会的熏陶。所以才走到这一步。所以你们这些比他们早一点有知觉的人。我就想你们怎么能够一个一个的影响。真的是让他们在意自己生命的价值，活出自己来。我觉得这个影响特别重要，你们可以建立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的，除了立人大学，就在你们身边，做这种读书会，各种方式的联合。这样是一个小小的社区的建设。在你们学校里的小小的社区的建设。可能只能靠这样。我们靠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改造生命，让他们明白。其实那些进公务员系统的，进国企的，其实他们活的一点都不快活。他们不快活，但是又好像变成了他们不得已的一个选择。没有最优，只有次次优。但是他们没有勇气走另外一条新路。所以我想你们就可以给他们展示一个新的世界，由你们创造的世界。其实 80 年代的年轻人，他们自己创造了很多。这里有太多的故事。
纸媒这个新闻学子走的路，我觉得现在新闻学子走的路不是越走越窄，反而可能是越走越宽。纸媒唱衰要看是什么样的纸媒。因为你们要面向未来，你们要迎接一个新的时代。未来还是有纸媒的，但不是这样的纸媒。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有了这种问题意识，有了这种新闻的专业训练，你是一把好手，我觉得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都特别可为。我现在接触一些做深度报道的年轻人，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不错。那个，我也建议在这儿学新闻传播的，你们也开始进入一些深度的问题。比如说假期回到家乡你就可以开始这么做起来。中国还是有非常好的新闻人物。虽然他们也非常苦闷，但凡有一丝机会，有一点缝，他们都在努力，都在向上。比如说我现在就给你们提一个问题你们可以做的，就关于这次红卫兵宋彬彬道歉的事情。你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把一段历史给搞清楚。然后你们再看做这个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就不断给自己出题目。就想如果我来做这个题目，我可以怎么做。
问题：87 年在大街上曾有领导人和街头的人的对话。领导上街回答问题是需要很大勇气面对的，都是尖锐的学生。对此我想问现在中国学者和政府对话的渠道有哪些？其中哪些形同摆设？哪些行之有效？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回答：现在的这种对话几乎没有。就是 80 年代我的书里面写的那种意义上的对话这几年已经没有了。这几年完全堵住了这个渠道。当然现在有一个可能能够行之有效的就是通过微博，通过网络。但是，年轻人，我们是在明面上的，可领导却是在背后的。所以还是没有这个面对面的对话。你们要知道在 1987 年十三大政治报告里面专门有政治改革的内容。其中协商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确实这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现在是没有了。但是我想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所以我们在批评政府的同时，当我们想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先改变自己。人们会说，台湾有一个蒋经国。但是如果没有台湾知识分子的“党外运动”，就不会有解除报禁和党禁的蒋经国。那么昨天有一个朋友还在说缅甸吴登盛的伟大。那我说因为有昂山素季。对吧，它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人民，我们进步到哪儿，我们推动他们进步，这样大家之间有一个协商对话，有一种妥协，然后共同朝着这样一个健康的方向，社会进步，推动社会转型。
（我讲一下关于这个渠道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个信访制度，您觉得是形同虚设的对吧？）
我也信访，我也是信访的人。它现在是这样，从形式上它现在都有，包括网络上它有跟政府的网络互动平台。我就看到互动平台，它就可以给区长写信，我就给区长写，区长他很快就批下来。居然，当然他可能是看到我写或者怎么样。看到我写的内容，就批到下面的部门。但这下面部门它照样不干事。那么区长他后头没有跟踪这件事。所以我就想是不是虚设呢也在于我们对它的要求怎么样。如果我们都认真，它就会慢慢增加实的内容。就是我们一步一步，包括那些信息公开什么的。其实我就想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我有时有点做不过来。我们这个选区的人大代表提了两个提议。一个就是从我们地铁站出来过马路没有红绿灯，人们都在哪儿挤着一块过。但这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就说要在这设红绿灯。然后人大委员就给我反映上去了。最后说这个地方不能设红绿灯，北京市政府说这里不能设红绿灯。于是就想组织几个年轻人，跟我每天，不用每天，就抽点，比如高峰时段，我们拍一个小时，看看这个车的流量和过马路的人的仓皇。因为这样一定会出人命的。我就觉得要做的是特别特别多，诸如此类。我们遇到一个，咱们就做一个。每一个人都随手做，都公共参与。其实真的这个家是自己的家，这个国是自己的国，这个社区是自己的社区。大家都这样参与。其实在其他发达国家，这种义工特别的多。但是我们这儿这种公众参与还特少。像我这次业主维权，我实际上很想让我们楼里的人都能参与。但我没有这个奢望让他们参与，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敲门，结果人家就露半个脸。就说，“你找物业呀”。其实不是物业管的事，我什么都找过都没用。他们连想听你说都没。这个是中国的现状。真的是让人挺无奈的。
但是也没关系，半年前我去了柬埔寨去做国际观察员，去看看他们的国会大选。我在前一年去了东帝汶。去看他们的总统选举。东帝汶是世界上恨不得最穷的国家。他们国家 50% 的文盲。然而他们的选举好的一塌糊涂，真让人感动。我就问在我们国家人民素质不行。他们国家的 NGO 接待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投票怎么投，他们是用钉子，因为他们不会写字。他们有 13 个总统的名字，你总认识这个总统吧，你要选他，你在上面戳一个洞。柬埔寨也是这样。我们即使在他们乡村。那些农民投完票都不走，在选票站跟前。我们问他为什么？怎么这么关心这个？这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他们就是普通的农民。所以你说他们这个国家就是靠大量的 NGO，大量的公民社会的发育。不会认字没关系，他听得懂话，听得懂道理，你可以一个一个的传播，影响。我想立人大学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种子，你们就是种子，播散到这个大地上，然后你们再去影响其他的人。其实好像看着挺失望的，觉得挺难的，路挺遥远的。但是实际上你想，恰恰是这样一个国家，你才觉得它激动人心，你有的可做。常常你在欧洲的国家，在美国，你会觉得，它已经每个格都画好了。你在这儿，你任何一个努力，都可能看到结果。你可能帮助一个人，你可能帮助一群人。
但是我除了讲承担社会责任，我还都想建议你们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是你们要关注我关于谈身体、谈生命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身和心真的是相连的。而且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现代人一定是有健康意识的人。这一定要放到你们的事业里去。因为你们看到在美国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可以是马拉松的健将。在我们这儿，好像学者就得是戴眼镜……要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有现代意识。健康，过健康的生活，把运动放到你们的时间表里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问题：（问题背景）计划生育收了很多罚款，但是失独老人却没有任何补助，国家有没有必要做出一些负责人行动？
回答：其实在前几年，我参与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因为有一个 800 人签名的，说到计生委去抗议。他们之前来的时候我见过他们的文书，我知道他们之前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了。我虽然没有去，但我在微博上公开说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确实有很多值得做的。当然我可能是个例外。我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责任。但是这块也是我关注的。我就在最近我还在问，你们知道微信公众平台。我其中还问到一些问题，当时响应独生子女政策，现在丧子的这些家庭，我说是不是国家要有国家赔偿？他们就说不可以。因为微信上回答不知道是谁，总之这件事可能是需要一个讨论的。如果你们这里有学法律的同学，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看是不是有某种方式的，因为国家行为造成的这样一个后果。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大事件。几百万可能，上千万的。
问题：没有勇气走一条新路，有可能现在的独生子女的政策有关？怎样看待开放单独二胎的进程？
回答：一胎的这个政策在农村地区根本没有实行。如果你们来自农村你们就会知道哪有真一胎的。它只不过就是多生它就罚款。就变成了一个产业了，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所以这个是个非常糟糕的。只是城里的大概是一部分人有工作单位这样的人他是比较严格的所谓一胎的。而有些特权的，权贵的也没有一胎。所以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样一个一胎的政策。所以这件事对农村就不存在问题，它本来已经就不是了。所以依然就是对城里的那一点人。那么这些人现在又有了新的考虑，让生了是不是要生。因为还有环境的问题，还有对未来不好的预期。所以我也不觉得这个政策会带来什么变化。
问题：（问题背景）每个人都会经历绝望，在彼时彼地彼生的时候都会有绝望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问题背景）在极端绝望的情况下怎样去处理这样的心态和行为？
回答：在孩子去世以后，我还又学了心理学，考了一个心理咨询师资格。我当时考这个也是因为接触那么多的丧子的家庭，我看到汶川地震后许多心理咨询师去做那个抚慰的工作，必须得有资格，所以我才去考的。我是觉得根深蒂固的就是知道无论到多么困难的时候，多么痛苦的时候，多么过不去的时候，你都要想着生命太宝贵了。真的只能是说生命宝贵，不能够轻言放弃，而且你是有责任的人，你想当你放弃你的生命，你的亲人，爸爸妈妈，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孩子，又给别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真的是没有过不去的事。任何人生的灾难。它在现实中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灭顶之灾，你就走向毁灭。再有一个灾难过来，如果你从里面凤凰涅槃，你就是一个新的人，你就走向了人生的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刻自己想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一定停一下，我先不给自己，缓一下，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其实关于这样的问题，你们看到李兰妮，深圳的一位，她是一个深度的抑郁症患者，她不断地自杀，又有自残的行为，但是又在不断地救自己。实际上，人永远是这两种东西在挣扎，争夺。只要不是病，抑郁症是需要我们关怀的。另外的情况是一些外在的原因使得自己觉得有点过不去的时候，我想千万不要做放弃生命的事情。我这只能说到这了，因为实在是太具体了。
问题：我一直对你们这一代人非常感兴趣，身处在这个环境之中。以前的许多问题遗留下来的影响了后代，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个局面。你们那个年代的人经历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概括）
回答：这真是个问题。做了什么留下了这么一个烂摊子。（笑）确实是非常宏大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不是说父辈们做什么能改变的。比如说他们手里有枪，开着坦克就来了，冲着我们就打了，冲着人民开枪了，很多人就流血了，死了。我的很多朋友在流亡，很多在监狱，像秦城。80 年代他们本来的事业全部就终止了，有学术兴趣的人，有学术研究能力的人不能再研究，等等。89 事件改变了中国。我想中国有两个改革。一个是 1980 年代的改革，一个是 89 之后的改革。后来你们生长的这个年代的改革就是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它就把政治完全的管住，以改革的名义在推进。所有贫富差别悬殊拉大，然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走向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真的是非常遗憾的。89 这个事情国家付了那么大的代价，难道仅仅是代价或者是什么。今年是 25 周年。我要再跟你们说我的先生是流亡者，1989 年离开中国。走的时候 38 岁。现在 63 岁。所以我们全部的命运都和这个事件连在一起。这个是几个人的记忆，这是中国人的记忆。
问题：89的时候转型的失败和经济是否有关？经济发展的不够好，能够动员的人比较少？（另一个问题）一方面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有通过法律的角度维权，会不会矛盾？
回答：我想还不是，没那么简单，不是说公民意识这样。这个政治方面高层斗争的结果。因为 80 年代你们知道的太少了，研究也比较少，出来的东西也比较少，还看不到。吴伟出的《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在香港。实际上那个时候赵紫阳在政治改革这个问题上，在研讨走的很前。三大的政治报告上他们的研讨的内容稍微缩回去一点，因为要考虑的可行性问题。真的要沿着这条路子走的话，这个和平转型应该是能够见到的。但是呢，这样的的政治改革，共产党所不能够容许的。所以总有一个四项基本原则在那儿框这。所以坚持改革开放三十年，四项基本原则。一遇到就会有问题。这样的政治改革，态势就是触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它就有非常激烈的抵抗。这个时间对中国人说太短。当然很快就以流血的方式结束，失败。中国人付出的代价，看到实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包括苏东最后的转型，实际上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平滑。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国企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增量改革。而是农村，乡镇企业。国企至今依然还没有改革。说这样的法律干嘛还要维这个权，确实好像有点悖论。但是像这都没有路还走什么路呢？因为这个过程中你就触碰到了法律,还是得纳入法制的轨道，包括反腐败，它也得纳入。要让他变成一个真的法律才行。是靠我们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你看现在这次 18 届三中全会提了很多很多点。现在有一批人要出这个年度报告，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当你这是你的承诺。我们认真把这当成承诺，所以我们盯着你。所有的是都得盯着，要监督。所以我们这些公民就睁大我们的眼睛，尽可能的监督。
（问题法律是独立的）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选择出生在那块土地上。（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您作为亲历者的身份还有很多话……历史研究的经验）
有一个有点类似的事。在 1999 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当时一起参加绝食的朋友，我们说我今天要做个纪念，于是呢那天大家就都到我们家聚会。那当时子由就 9 岁。我就拉着他们出去买吃的呀，准备晚饭呀。然后他老问什么事呀？我就给他说什么什么。这是哪年的事儿？我说 1989 年。比我大一岁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呀？因为更远的历史都知道。历史他特别懂。他这么一问其实给我很强的一个震动。就有可能大一岁的事就遮蔽的死死的。所以每一年的六四我们都是要去天安门的。所以常常都是 2003 年的晚上我们在外面散步说妈妈咱们去天安门吧！那时候都有点晚了我们赶快就去了。他回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夜幕下的天安门》，这个网上没有。立刻删掉。人名看到了，问别人说谁家的。这首诗写得特别好。
年轻一辈不懂历史，我们除了学校教育我们家长有责任的。每个家长都想让孩子别知道这些事，其实我想大家就会知道的多一点，不会走那么多弯路，费那么多时间。然后你说连 100 年前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 1000 年前，连 20 年前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 50 年前。这真的是个问题。我其实也很多都不知道。我们从小学的都是历次路线斗争。十次路线斗争，永远学好像永远都记不住。现在看来很多都是假的。我们过去知道的坏人，好像现在都是好人。所以中国历史最糟糕。当然反过来又证明历史是多么厉害。他们怕历史。所以我们才要搞清历史，揭露真相，还原历史。我们要把遮蔽的，一点点展开。所以我们要尽量的了解历史。你们知道北京有个草场地吗？你看他们就让孩子们知道大饥荒。那其实我呢也想有个小小的倡议。比如说你们的家人他们都有经历，如果每一个人，能够写一个 1980 年代的故事，或者一张图片，或者几百字，一千字，都挺好。因为我现在想弄一个 1980 年代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 89 是胡赵的时代，胡耀邦赵紫阳的时代，这样就使这段历史被遮蔽了。我在 2010 年在维也纳大学我们开过一个学术谈论会。就是关于中国的 80 年代。一个海外的汉学家以为中国的改革是从 1992 开始的，他们居然不知道中国有个 1980 年的改革。这个历史彻底的被遮蔽了。现在确实问很多大学生他们都不知道赵紫阳是谁，不知道胡耀邦也大有人在。所以当我们讲 1980 年代的故事实际上会慢慢告诉我们的同辈。我看最近越来越多关于 80 年代的东西出来，还有 80 年代的女生，都特别清纯的。当我们把历史的真是呈现出来，去刻意抵抗这个遗忘，也是这个公民该做的事。教科书教的是另外一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