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 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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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

1. 图国

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

如果说您准备用来作战，却又不去寻求会使用它们的人。这就好象孵雏的母鸡去和野猫搏斗，吃奶的小狗去进犯老虎，虽有战斗的决心，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死亡。

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贤明的君主有鉴于此，必须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所以，面对敌人而不敢进战，这说不上是义；看着阵亡将士的尸体而悲伤，这说不上是仁。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国内意志不统一，不可以出兵；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上阵；临战阵势不整齐，不可以进战，战十行动不协调，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英明的君主，准备用他的民众去作战的时候，必先搞好团结然后才进行战争。

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灾。”

吴子说：“‘道’是用来恢复人们善良的天性的，‘义’是用来建功立业的。‘谋’是用来趋利避害的。‘要’是用来巩固、保全事业成果的。如果行为不合于‘道’，举动不合于‘义’，而掌握大权，分居要职，必定祸患无穷。所以，‘圣人’用‘道’来安抚天下，用‘义’来治理国家，用‘礼’来动员民众，用‘仁’来抚慰民众。这四项美德发扬起来国家就兴盛，废弃了国家就衰亡。所以，商汤讨伐夏桀夏民很高兴，周武王讨伐殷纣殷人却不反对。这是由于他们进行的战争，顺手天理，合乎人情，所以才能这样。”

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说：“凡治理国家和军队，必须用礼来教育人们，用义来勉励人们，使人们鼓起勇气。人们有了勇气，力量强大就能出战，力量弱小也能竖守。然而取得胜利比较容易，巩固胜利却很困难。所以说，天下从事战争的国家，五战五胜的，会招来祸患；四战四胜的，会国力疲弊；三战三胜的，可以称霸；二战二胜的，可以称王；一战一胜的，可以成就帝业。因此，靠多次战争的胜利而取得天下的少，由此而亡国的却很多。”

吴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乱人疲，举事动众日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服。”

吴子说：“战争的起因有五种：一是争名，二是争利，三是积仇，四是内乱，五是饥荒。用兵的性质也有五种：一是义兵，二是强兵，三是刚兵，四是暴兵，五是逆兵。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叫义兵，仗恃兵多，征伐别国的叫强兵，因怒兴兵的叫刚兵，背理贪利的叫暴兵，不顾国乱氏疲，兴师动众的叫逆兵。对付这五种不同性质的用兵，各有不同的方法，对义兵必须用道理折服它，对强兵必须用谦让悦服它，对刚兵必须用言辞说服它，对暴兵必须用计谋制服它，对逆兵必须用威力压服它。”

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踰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所以，发备图强的君主，必须查清人口，把勇敢强壮的人，编为一队。把乐意效命显示忠勇的人，编为一队。把能攀高跳远、轻快善走的人，编为一队。把因罪罢官而想立功报效的人，编为一队。把曾弃守城邑而想洗刷耻辱的人，编为一队。这五种编队都是军队中的精锐部队。如果有这样三千人，由内出击可以突破敌人的包围，由外进攻，可以摧毁敌人的城邑。

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具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您能将有才德的人加以重用，没有才德的人不予重用，那末阵就已稳定了。民众安居乐业，亲敬官吏，那末守备就已巩固了。百姓都拥护自己的国君，而反对敌国。那末战争就已胜利了。

武候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起进口：“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

武侯曾经和群臣商议国事，群臣的见解都不如他，他退朝以后面有喜色。吴起进谏说：“从前楚庄王曾经和群臣商议国事，群臣都不及他，他退朝后面有忧色。申公问他：‘您为什么面有忧色呢?’楚庄王说：‘我听说世上不会没有圣人，国家不会缺少贤人，能得到他们做老师的，可以称王，得到他们做朋友的，可以称霸。现在我没有才能，而群臣还不如我，楚国真危险了。’这是楚庄王所忧虑的事，您却反而喜悦，我私下深感忧惧。”于是武侯表示很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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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料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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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兵

先明四轻、二重、一信。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险易，则地轻马。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吴起说：“首先要懂得四轻、二重、一信。[四轻]就是地形便于驰马，马便于驾车，车便于载人，人便于战斗。了解地形的险易，[善于利用]地形，就便于驰马。饲养适时，马就便于驾车。车轴经常保持润滑，车就便于载人。武器锋利，皑甲坚固，人就便于战斗。[二重]就是近战有重赏，后退有重刑。[一信]就是赏罚必信。确能做到这些，就掌握了胜利的主要条件。

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 起对曰：“以治为胜。” 又问曰：“不在众寡?” 对曰：“若法令不陰，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摩，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武侯问：“军队靠什么打胜仗?” 吴起答：“治理好军队就能打胜仗。” 又问：“不在于兵力多少吗?” 吴起答：“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无信用，鸣金不停止，擂鼓不前进，虽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处？所谓治理好，就是平时守礼法，战时有威势，前进时锐不可挡，后退时速不可追，前进后退有节制，左右移动听指挥，虽被隔断仍能保持各自的阵形，虽被冲散仍能恢复行列。上下之间同安乐、共患难，这种军队，能团结一致而不会离散，能连续作战而不会疲惫，无论用它指向哪里，谁也不能阻挡。这叫父子兵。”

吴于曰：“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吴子说：“一般用兵作战的原则，不要打乱前进和停止的节奏不要耽误适时供给饮食；不要耗尽人马的体力。这三项是为了使军队保持充分的体力，能胜任上级付予的使命。使军队能胜任其上级付予的使命，就是治军的基础。如果前进和停止没有节奏；饮食不能适时供给，人马疲惫不得休息，军队就不能胜任其上级所付予的使命，上级的命令就不能实施，驻守必然混乱，作战必定失败。”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子说：“凡两军交战的场所，都是流血牺牲的地方。抱必死决心就会闯出生路，侥幸偷生就会遭到灭亡。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要使部队就象坐在漏船上，伏在烧屋之下那样；急迫地采取行动。[因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即使机智的人，也来不及去周密谋划，勇敢的人也来不及去振奋军威，只能当机立断，奋力拼搏，[才可保全自己，打败敌人。]因此说，用兵的害处，犹豫最大，全军失利，多半产生于迟疑。”

吴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入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

吴子说：“士卒在战斗中往往死于没有技能，败于不熟悉战法。所以用兵的方法。首先是训练。一人学会战斗本领了，可以教会十人。十人学会，可以教会百人。百人学会，可以教会千人。千人学会，可以教会万人。万人学会，可以教会全军。[在战法上，]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在阵法上，]圆阵变方阵，坐降变立阵，前进变停止，向左变向右，向前变向后，分散变集结，集始变分散。各种变化都熟悉了，才授以兵器。这些都是将领应该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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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将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说：“文武兼备的人，才可以胜任将领。能刚柔并用，才可以统军作战。一般人对于将领的评价，往往是只看他的勇敢，其实勇敢对于将领来说，只是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之一。单凭勇敢，必定会轻率应战，轻率应战而不考虑利害是不可取的。所以，将领应当注重的有五件事：一是理，二是备，三是果，四是戒，五是约。理，是说治理众多的军队如象治理少数军队一样地有条理。备，是说部队出动就象面对敌人一样地有戒备。果，是说临阵对敌不考虑个人的死生。戒，是说虽然打了胜仗还是如同初战时那样慎重。约，是说法令简明而不烦琐。受领任务决不推诿，打败了敌人才考虑田师，这是将领应遵守的规则。所以自出征那一天起，将领使应下定决心，宁可光荣战死，绝不忍辱偷生。”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为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说：“用兵有四个关键：一是掌握士气，二是利用地形，三是运用计谋，四是充实力量。三军之众，百万之师，掌握士气的盛衰，在于将领一人，这是掌握士气的关键。利用狭路险道，名山要塞十人防守，千人也不能通过，这是利用地形的关键。善于使用间谍离间敌人，派遣轻装部队，反复骚扰敌人，以分散其兵力，使其君臣互相埋怨，上下互相责难，这是运用计谋的关键。战车的轮轴插销要做得坚固，船只的橹、桨要做得适用，士卒要熟习战阵，马匹要熟练驰骋，这就是充实力量的关键。懂得这四个关键，才可以为将。而且他的威信、品德、仁爱、勇敢，都必须足以表率全军，安抚士众，威慑敌军，决断疑难。发布的命令，部属不敢违犯，所到的地方，敌人不敢抵抗。得到[这样的将领]国家就强盛，失去他，国家就危亡。这就叫做良将。”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

一般说作战最重要的是，首先探知敌将是谁，并充分了解他的才能。根据敌人情况，采取权变的方法，不费多大力气，就可取得成功。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 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灌字“氵”旁换“讠”旁]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武侯问：“两军对阵，不知敌将的才能，想要查明，用什么方法?” 吴起答：“令勇敢的下级军官，率领轻锐部队去试攻敌人。务必败退，不要求胜，以观察敌人前来的行动。如果敌人每次前进和停止，指挥都有条不紊，追击假装追不上，见到战利品装做没看见，象这样的将领是有智谋的，不要和他交战。如果敌人喧哗吵闹，旗帜纷乱，士卒自由行动，兵器横七竖八，追击惟恐追不上，见利惟恐得不到，这是愚昧的将领，敌军虽多也可以把他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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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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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励士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 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问道：“赏罚严明就足以打胜仗了吗？” 吴起答：“赏罚严明这件事，我不能详尽地说明，虽然这很重要，但不能完全依靠它。发号施令，人们乐于听从，出兵打仗，人们乐于参战，冲锋陷阵，人们乐于效死。这三点，才是君主所应该依靠的。”

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譬如现在有一个犯了死罪的盗贼，隐伏在荒郊旷野，派一千人去追捕他，没有一个不瞻前顾后的。这是为什么呢?是怕他突然跳出来伤害了自己。所以一个人拼命，足使千人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