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周恩来的女秘书许明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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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爆发反右派运动之后，周恩来曾经的女秘书杨刚，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这个我们在此前一期节目中已经谈过。1966年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仅半年，周恩来的又一个女秘书许明，也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根据胡庄子的《“西纠”九问》等资料，和大家说说这起事件。

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许明，祖籍河北沧县，1919年6月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县，先后就读于天津美育中学、河北省第二中学、北平女子二中；1936年4月加入中共；1937年10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9年8月的一天，许明与孔原，邓小平与卓琳，两对新人，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前举办了简短的婚礼。婚后，许明除了随丈夫的工作调动而调动外，有两次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经历。

第一次是1940年5月，许明随周恩来赴重庆，任中共西南工委秘书。

第二次是1953年，许明调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先后任总理办公室秘书、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这一次，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13年，协助周分管过文教、机要和政法，被认为是周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关于许明之死，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她的儿子孔丹的说法。孔丹讲，1966年12月21日晚，许明服大量安眠药，凌晨被发现后，立即被送到北大医院抢救；之后，许明一度苏醒，但最终还是不治，于12月23日离世，年仅47岁。

另一个说法是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讲的。研究周恩来的专家秦九凤1991年采访韩福裕时，韩说，许明是在卧室内服药自尽。事前，她把室内打扫得很干净，收拾得也很整洁。然后，她钻到床底。由于床单外沿垂下，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她的遗体几天后才被发觉。

许明为什么寻短见呢？

综合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材料，可能有四个原因：

第一，毛泽东的批示

曾经同时担任毛泽东和江青秘书的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列举了许明的三个问题：

一是对待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态度问题。

文革初期，许明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曾到那里上访，投诉刘少奇、邓小平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把他打成右派、反革命。许明当时是支持工作组的。

刘、邓派工作组到清华，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毛表面同意，内心反对。毛回到北京，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立即严厉批评刘、邓派工作组，并做出撤出工作组的决定。

派工作组成了刘、邓的一大罪状，被工作组打压的蒯大富，则成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的红卫兵领袖。许明支持工作组，自然成了她的一大问题。

二是许明对待攻击陈伯达的态度问题。

戚本禹讲，1966年8月，有支持“血统论”对联的老红卫兵，在国务院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许明没有制止他们攻击陈伯达。

所谓支持“血统论”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是当时一些高干子女贴出来的，文革时流传很广。

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红卫兵时，建议将上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下联改为：父母反动儿造反；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许明没有反对红卫兵攻击陈伯达，也成了许明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问题。

三是许明的儿子与造反派对着干的问题。

当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上访反对刘、邓派驻的工作组时，许明的儿子孔丹带领他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西纠”跑去阻止、反对，甚至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

孔丹为什么胆敢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对着干呢？背后是否有许明支持？

戚本禹说，对于当时的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写了简报，上报毛泽东。毛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

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程度，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的这个批示，指名道姓，批评许明“支右压左”，对许明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第二，可能是被江青点名批判

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

江青在讲话中问：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杀、乱抄家？这时下面有人递条子上来，说有周荣鑫、孔原、许明等五人。江青当场就点了这五个人的名。

周荣鑫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孔原是许明的丈夫，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许明是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联动”的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12月5日成立的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由“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东纠”（东城分队）、“海纠”（海淀分队）等几个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孔原、许明之子孔丹是“西纠”的总负责人。

1966年12月5日夜，“联动”成员在北京市区内到处刷标语，诸如：“中央文革（小组）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

“联动”成立之初，便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打倒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的口号。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依靠的最重要的超级权力机构。毛的妻子江青，虽然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给毛当政治秘书几十年，是毛的大笔杆子，关锋、戚本禹也都是毛的笔杆子。毛在文革中要打倒谁，最初都是通过江青、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向下“传递”信息的。

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关锋、戚本禹、陈伯达，就是反对毛。

据孔原、许明的小儿子孔栋回忆，1966年12月16日的大会上，关锋声嘶力竭地狂叫：“许明，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这个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顿时会场一片呼叫声。许明不得不在寒风中站起来示众。

江青在万人大会上公开点许明、孔原的名，特别是会上揭露他儿子参与的红卫兵组织乱打、乱杀，让许明感到“压力山大”。

第三个，因为支持儿子孔丹领导的“西纠”

“西纠”1966年8月25日成立，共有北京市西城区的50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参加，孔丹是“西纠”的总负责人。

“西纠”主要是通过发表“通令”发号施令。通令的特点是：崇尚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这“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护老干部。

据孔丹讲，“西纠”的所有通令，他都拿给许明看过，大都得到肯定。

孔丹还讲，“我母亲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算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西纠”干了些什么事呢？最恶劣的，就是乱打、乱杀。

据文革史专家王友琴的文章介绍，1966年8月28日，北京东郊管庄玻陶水泥设计院的技术员黄瑞五家被抄家，打死黄家五口人的，是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38中是“西纠”的发起单位之一。

“西纠”的其它发起学校中，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打死校长沙坪和一个校外司机的妻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打死校长卞仲耘和附近饭馆一个18岁的女服务员，还在校外打死七个居民。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三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内私设监狱，打死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以及被抓来的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何家还有四人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