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txt

吴子兵法
　图国第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料敌第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治兵第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论将第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应变第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励士第六
　　一
　　二
　　三





ÁÁÁÁÁÁÁÁÁÁ：doosho.com　1，2，3，4，5

ББББББББББ：doosho.com　1

ĆĆĆĆĆĆĆĆĆĆ：doosho.com　

ĎĎĎĎĎĎĎĎĎĎ：doosho.com　

ÊÊÊÊÊÊÊÊÊÊ：doosho.com　

♀♀♀♀♀♀♀♀♀♀：doosho.com　

ĞĞĞĞĞĞĞĞĞĞ：doosho.com　

ĤĤĤĤĤĤĤĤĤĤ：doosho.com　

ĨĨĨĨĨĨĨĨĨĨ：doosho.com　

ĴĴĴĴĴĴĴĴĴĴ：doosho.com　

ЌЌЌЌЌЌЌЌЌЌ：doosho.com　

ĹĹĹĹĹĹĹĹĹĹ：doosho.com　

♂♂♂♂♂♂♂♂♂♂：doosho.com　

ŃŃŃŃŃŃŃŃŃŃ：doosho.com　

ÓÓÓÓÓÓÓÓÓÓ：doosho.com　

φφφφφφφφφφ：doosho.com　

ℚℚℚℚℚℚℚℚℚℚ：doosho.com　

ŔŔŔŔŔŔŔŔŔŔ：doosho.com　

ŚŚŚŚŚŚŚŚŚŚ：doosho.com　

ŤŤŤŤŤŤŤŤŤŤ：doosho.com　

ÚÚÚÚÚÚÚÚÚÚ：doosho.com　

≚≚≚≚≚≚≚≚≚≚：doosho.com　

ŴŴŴŴŴŴŴŴŴŴ：doosho.com　

ϰϰϰϰϰϰϰϰϰϰ：doosho.com　

ÝÝÝÝÝÝÝÝÝÝ：doosho.com　

ŹŹŹŹŹŹŹŹŹŹ：doosho.com　



吴子兵法







前言




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如果说孙武是最伟大的一位军事理论家的话，那么历来唯一能够与孙武并提比肩的便是吴起，由此殊荣便可推想他的卓越贡献与崇高地位。早在战国后期，人们便已将孙、吴连称，如《韩非子·五蠹》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吴子》与《孙子兵法》一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兵书经典。西汉以后，《吴子》仍保持着这种“顶级”兵书的地位，“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史记·孙子吴起传》）。隋朝大将军韩擒虎曾叹服李靖的军事才能道：“可与语孙、吴者，非斯人尚谁哉！”（《新唐书·李靖列传》）北宋神宗期间，《吴子》被列入《武经七书》，其经典地位更加牢不可摧。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吴子》带到日本，将孙、吴思想远播东瀛。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法国传教士约瑟夫·阿米欧把《孙子》《吴子》译成法文，使孙、吴的影响辐射到了更加遥远的欧洲大陆。

吴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历任鲁国的将军，魏国的大将和西河守，楚国的苑守、令尹，一生辗转多地，充满传奇色彩。吴起事迹见载于《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最早的吴起传记，则见载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孙子吴起传》，其中的《吴起列传》堪称记述吴起生平的最重要的史料，现摘录如下。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在司马迁的笔下，吴起不仅是军事理论家，还是能打胜仗、战功显赫的军事家与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吴起身为军事家的才能体现为“善用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深得士卒拥戴，官兵关系和谐。军事家吴起的神采在兵书《尉缭子·武议第八》中也有呈现。该书描述吴起在一场战争即将打响之时，“左右进剑”，吴起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将领无须在战场上展示剑术，说：“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一席话显示了吴起在战场上镇定冷静、深明职守的大将风度。该书还记述吴起率兵与秦人作战，两军还未正式交锋时，便有一个士卒克制不住自己的杀敌冲动，不顾战场纪律杀向敌阵，斩获两个首级后返回。吴起闻讯下令立刻斩杀这个士卒，军士劝谏道：“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斩钉截铁地答道：“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这则轶事展示了吴起的严明军纪、治军有方。

吴起对魏文侯说“魏国之宝”不在“山河之固”，而在君主之德。从吴起所阐述的“在德不在险”的思想，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君主是否有德将关乎国家的兴亡，彰显了他身为一位政治家的不凡见地。到了楚国之后，他被悼王任为楚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对于吴起辅佐楚悼王所施行的变法内容，《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还记述道：“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吴起的变法成效卓著，但因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而遭嫉恨，他们趁楚悼王去世时发动政变，竟将吴起残忍射杀。

吴起撰述的《吴子》一书，又称《吴起》《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但《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却均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四库馆臣针对这种卷数的巨大差异，解释《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四十八篇”，“盖亦如孙武之八十二篇出于附益，非其本书世不传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九》）。今本《吴子》共三卷六篇，定型于北宋元丰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关于此书的作者，明清以来有不少学者（如胡应麟、姚鼐、姚际恒、章炳麟、梁启超、郭沫若等），或认为是吴起的门人或幕僚笔录而成，或认为是战国时人掇拾成篇，或认为是后人伪托或杂抄成书（参读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一书的第一节），总之认为今本《吴子》非吴起自著。关于此书的创作时间，则有战国、西汉中叶、魏晋以后等不同说法。而今学者大都认为此书不伪，其作者就是吴起，成书于战国前期，书中虽有后人整理加工的痕迹，但基本反映了吴起所处战国前期的战争特点，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贡献。

今本《吴子》基本上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紧紧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八个字展开，既有思想深邃的“文德”主张，又有丰富多彩的“武备”理念；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又有灵活机动的战术设计，在不少方面丰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战争理论成果，其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修文德”的治国理念。

在《吴子》全书首篇《图国第一》的第一节文字，吴起便拈出了统摄全书的核心观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精辟地阐释了政治与军事的紧密关系，认为要统筹处理好治国与治军的相关事宜，既要修明政治，又要建好军队。吴起继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念。他指出君主应“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要重视对百姓的礼义教化工作，珍惜他们的生命；教导君王要选贤使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指出君主应效仿圣王，具备道、义、礼、仁“四德”，营建上下和谐的社会关系，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君主应谦虚谨慎，不要唯我独尊，这样才能成就称王称霸的事业。吴起还以慎战思想为前提，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认为战胜敌人容易，巩固胜利却很难。若要巩固胜利，不但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需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强调了较之于加强武备，修明政治尤为不易，因而尤为重要。

二是对战争起因的思考与对战争的分类。

吴起立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实际，前无古人地将战争的起因归纳为五种，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他能从人性争名、争利的欲望，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去探究各类战争爆发的根源。基于此，吴起还将战争的性质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并分别定义道：“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吴子·图国第一》）说明他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也有了初步揭示。吴起还给出了应对上述五类战争的方法，即“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将战争视为维护礼制的工具，吴起所谓“义兵”，以及“义必以礼服”的思想，显示了他对儒家战争观的某种认同。吴起的这些思考获得当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称赞吴起“认识到应当实行有利国家、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反对违背人民意愿和国家利益的非正义战争，这是难能可贵的。吴起在战争问题上的这一系列见解，不仅超出了前人，同时也超出了同时代的兵学家，从而有助于建立起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军事理论”。

三是“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子》一书阐述了极为丰富的治军思想，内容涉及军法、装备、军事训练、军人心理、作战方法、宿营原则、战马驯养等诸多方面。其中最值得介绍的就是“以治为胜”与“教戒为先”。这两条治军原则均载于本书《治兵第三》。

吴起认为要建设好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首先要遵循“以治为胜”的原则，并说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与人数多少没有必然联系，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认为只有严格治兵，严明法纪，士卒才会敬畏礼法，才会一切行动听指挥，具有强大战斗力。吴起在这里还提出了“父子之兵”的概念。只有将军队训练成“父子之兵”，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吴起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指出了“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教戒为先”，强调的是对士卒军事技能的培训。军队是由一个一个士卒组成的，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吴起给出的训练方法是从单兵训练开始，继而从“一”到“十”，再从“十”到“百”，如此不断扩展，就可“教成三军”，使全军上下人人掌握军事技能。

吴起在《吴子·论将第四》提出了“威耳”“威目”“威心”的“三威”论，要求将领严格训练士卒，让他们真正懂得各种鼙鼓金铎、旌旗麾帜、法规条令的内涵，在感官与心理上产生“威耳”“威目”“威心”的效果，从而实现令行禁止、服从指挥的训练目的。

吴起还非常重视对士卒的思想教育，重视激发士卒的士气，在《吴子·励士第六》提出了“三乐”说，即“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认为士卒在战场上的“乐闻”“乐战”“乐死”，才是君主所应依赖的关键所在。而要激发出士卒的“三乐”，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军事思想教育才能奏效的。

四是“总文武”“兼刚柔”的将帅论。

吴起的将帅论，集中体现在《吴子·论将第四》。该文一开篇就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指出将领应该“总文武”“兼刚柔”，不但要懂军事，刚柔相济，还要懂政治，有品德。孙武认为将帅要符合“智”“信”“仁”“勇”“严”的标准，对于其中的“勇”，凡人论将往往格外看重，而吴起却匠心独运地说：“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提醒将领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而头脑发热，盲目决策。

除了“总文武”“兼刚柔”的总体要求之外，吴起还对将帅提出了“五慎”“将礼”的具体要求。所谓“五慎”指的是“理”“备”“果”“戒”“约”，其内涵分别是：“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意即要求将领具备以下要求：高超的管理能力、保持对敌警惕、不能贪生怕死、胜利后也要心存戒备、制定的法令简明扼要。所谓“将礼”指的是“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指出良将要坚定破敌使命，树立正确荣辱观，绝不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畏惧逃避。

“四机”与“四德”，也是吴起将帅论的重要范畴。“四机”指的是“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其内涵分别是：“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意即要求将领能够鼓舞士气，懂得军事地理，善于使用间谍，会管理、训练部队。吴起说“知此四者，乃可为将”，强调“四机”是将帅的必备素质。至于“四德”，指的是“威、德、仁、勇”。将帅具备了“四德”，则“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敌”。吴起高度肯定良将的价值道：“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指出良将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

五是“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战术指导思想。

《吴子》的战术指导思想也极为丰富，其中最值得介绍的是“审敌虚实”论与“因形用权”论。《孙子兵法·谋攻篇》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千古名言，告诫用兵者一定要全面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虚实篇》提出了“避实而击虚”与敌众我寡时“我专而敌分”的用兵原则。吴起将孙武的上述思想浓缩概括为凝练醒目的一句话——“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第二》），认为要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并给予痛击。这条用兵原则将孙武的“知彼知己”“虚实”“众寡”“专分”等军事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历来被视为用兵者的箴言。

《孙子兵法·计篇》有言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吴子·论将第四》在此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命题，指出用兵者应根据战场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达到“不劳而功举”的作战效果。《吴子·应变第五》在阐述如何针对不同敌情而采取相应战术时，便具体贯彻了“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

今本《吴子》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论述，但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今本《吴子》的版本主要有宋何去非校定《武经七书》本、朱服校刊《武经七书》本、施子美《吴子讲义》本、刘寅《吴子直解》本、清朱墉《吴子汇解》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及《四部丛刊》本等。本书原文以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为底本，参校以《群书治要》本、《太平御览》引文、施子美《吴子讲义》本、刘寅《吴子直解》本等，同时还借鉴、参考了今人的一些校勘成果。在注译、整理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吴子》的浅见外，还较为重视吸纳、采录古今研究成果。本书引用的书籍主要有：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八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共两册，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四十三两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岳麓书社，1992年版）、李硕之与王式金的《吴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傅绍杰的《吴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吴如嵩等的《中国军事通史·战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钮先钟的《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少瑜的《兵家法思想通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纂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解文超的《先秦兵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陈宇的《吴起兵法破解》（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薛国安与杨斐的《吴子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黄朴民的《黄朴民解读吴子·司马法》（岳麓书社，2011年版）等，在此笔者对诸位前贤时彦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陈曦

2017年10月写于军艺南楼翕然斋





图国第一


【题解】

本篇的第一节文字，堪称全书的总纲。针对魏文侯“寡人不好军旅之事”的违心之论，吴起联系历史与现实，认为不能仅“修德”而“废武”，也不能“恃众”而“好勇”，否则均会导致亡国丧家的悲剧。基于此，吴子提出了统率全书的思想原则——“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八个字堪称至理名言，精辟地指出了在国家战略思想的顶层设计中，既要重视政治领域的建设，也要重视军事领域的建设，政治与军事二者之间应有和谐的平衡关系。对于维护、巩固国家政权而言，“文”与“武”的作用均至关重要，应妥善兼顾两者，不可偏废其一。

全书以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的对话形式，围绕“文德”与“武备”两大层面展开。本篇题为“图国”，内容侧重于“文德”，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吴子的治国理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君主应重视百姓教化，选贤使能，创建和谐社会。

吴起指出君主应“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重视对百姓的礼义教化工作，珍惜他们的生命；还要选贤使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这样百姓才会心甘情愿地走上战场，“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奋不顾身地夺取胜利。吴起在篇中提出了“和”的概念，指出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是开动战争机器的必要前提，即所谓“先和而造大事”，指出了四种不“和”的情况，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

其二，君主应效仿圣王，具备“四德”。

“四德”指的是道、义、礼、仁，吴起认为圣人应“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意即用道来安抚百姓，用义来治理百姓，用礼来规范百姓，用仁来爱抚百姓。道、义、礼、仁均为儒家重要范畴，吴起不仅直接使用这些范畴，还援引了儒家所揄扬的圣王商汤、周武王以阐释这些范畴的意义，彰显了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其三，君主应谦虚谨慎，不要唯我独尊。

本篇最后一节文字，记述了楚庄王因“群臣莫能及”而面有“忧色”的故事。楚庄王充分意识到贤才对于君主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得其友者霸”，只有拜贤才为师，得贤才为友，才能成就其称王称霸的事业。吴起以这个故事启发魏武侯不要唯我独尊，要谦虚谨慎，广纳贤才，励精图治。

以上治国理念的落实与否，直接关乎军队建设的成败。本篇有“凡制国治军”一句，将治国与治军并提，说明“军”与“国”密切相连，国事与军事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也说明“文德”与“武备”二者之间难以分割、相互交融的关系。本篇除了较为充分地展示了吴起的“文德”思想之外，还展示了他对战争发生的根源与各种战争类型的深入思考。在吴起之前的兵家文献里，人们尚未看到这方面的思想成果。吴起前无古人地将战争根源概括为五种情况，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他能从人性争名、争利的欲望，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去探究各类战争爆发的根源。他还将战争分为五种类型，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说明他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也有了初步揭示。这些见解标志着吴起战争理论的深度，标志着吴起对孙武战争观的补充与超越。

一

吴起儒服(1)，以兵机见魏文侯(2)。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3)。”起曰：“臣以见占隐(4)，以往察来(5)，主君何言与心违(6)？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7)，掩以朱漆(8)，画以丹青(9)，烁以犀象(10)，冬日衣之则不温(11)，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12)。革车奄户，缦轮笼毂(13)，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14)？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15)。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16)。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17)。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18)。”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19)。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20)。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21)。

【注释】

(1)吴起儒服：意即吴起穿着儒者的服装。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尝学于曾子”，曾子即孔子弟子曾参之子曾申。《史记笺证》引黄式三曰：“据刘向《别录》：‘起受《春秋左传》于曾申。’《礼记·檀弓》：‘鲁穆公母卒，使人问于曾子。对曰：‘申也闻诸申之父。’是曾申亦称‘曾子’。”施子美曰：“人言文武异途，兵儒异道。缙绅之士，岂甲胄之臣所辈哉？今吴起以兵机见文侯，而乃儒服者不其矫欤？非也。起固曾子弟子也，旧常儒服矣，讵可于一见之间而变之乎？娄敬尝曰：‘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不肯易服者，所以自重也。况儒者知兵，古人重之。儒服而以兵机见，亦其宜也。儒服即哀公问者是也。文侯者魏斯也。吴起本鲁人也，见疑于鲁，闻魏文侯贤，而往见之，安得不儒其服而兵其机哉？虽然，郦食其以儒服见汉高祖，而高祖慢之；叔孙通以儒服见高祖，而高祖憎之。吴起以儒服见文侯，而文侯且见焉，岂高祖好士之心不及文侯耶？不然也。高祖之起，方与壮士守四方，岂儒服者所能辨哉？而文侯袭祖宗之业，方切于求贤，师子夏，式干木，故吴起得以此见之。时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论。”朱墉《全旨》曰：“《吴子》六篇皆兵家机权法制之说也，然其图国以和，教民以礼，治兵以信，则庶几汤、武仁义之师，较之《孙子》十三篇纯用机智不伦矣。故高氏曰起之言几于正，武之书一于奇。岂起尝学于曾子，故其言多道德之遗意欤？”

(2)以兵机见魏文侯：意即吴起带着一套军事谋略学说拜见魏文侯。兵机，指军事谋略学说。魏文侯，战国初期的魏国国君，姬姓，魏氏，名都，一作“斯”，魏桓子之孙，《世本》称桓子之子，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能招贤纳士，师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重用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又以李悝为相，进行改革。对内作“尽地力之教”，鼓励耕作；制定《法经》；行“平籴法”；废止贵族世袭特权，实行“食有劳”“禄有功”“赏有贤”“罚必当”的政策；加强军队建设，建立常备“武卒”制度。对外屡败秦军，攻取秦河西之地。周威烈王二十年（前406），又越赵境攻灭中山。在他统治下，魏国日益富强，称雄诸侯。

(3)寡人不好军旅之事：意谓魏文侯声称自己不喜好探究行军打仗方面的事情。寡人，是古代君王的自我谦称。好，喜好。朱墉引《拟题镜》曰：“‘不好军旅’，文侯当头折抑一句，若非吴子有本领，彼时锋颖已被他挫。”

(4)以见占隐：意即能从表象推测隐情。见，同“现”，现象，表象。占，推测，揣测。隐，隐情。

(5)以往察来：意即能由往事察知未来。

(6)主君何言与心违：言与心违，意即言不由衷。施子美曰：“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渊海，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文侯而不好军旅之事，何不去备撤具，而使人自知之，又何以口舌争哉？大抵观人之迹，可以知人之心；观人之已为，可以知人之所未为。见者迹也，隐者心也，往者已为也，来者未为也。观其迹可以知其心，观其已为可以知其未为。是虽家置一喙而曰吾不为是，其谁信之？何者？言可以欺人，而实不可以欺人也。文侯心之所好者，在于军旅之事，而乃语人以不好，是言与心违也，而吴起乃能揣而知之。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7)四时使斩离皮革：意即一年到头命人斩杀禽兽，剥去兽皮，制成甲胄盾牌。四时，原指春夏秋冬四时，此处指一年到头从不间断。离，分割。《武经七书注译》曰：“皮革，是古代制造战争装具的重要材料。甲、胄、盾以及革车的防护等，都是用皮革涂漆制造的。”

(8)掩以朱漆：意即在甲胄盾牌上涂抹红漆。掩，遮盖，此处意为涂抹。

(9)画以丹青：意即把各种颜色涂在甲胄盾牌上。

(10)烁以犀象：意即在甲胄盾牌上刻上犀牛和大象的图案。烁，通“铄”，熔化。此处意为烙刻。施子美曰：“此吴起指文侯所作之事实而言之也。‘斩离皮革，掩以丹漆，烁以犀象’，此正《周官·函人》为甲也。斩，断也。离，折也。断折其皮革以为用，而笼以朱漆，坚以犀象，此非为甲而何？”刘寅曰：“今主君于春夏秋冬四时，斩离众兽之皮革，掩之以朱漆之饰，取其光泽也；画之以丹青之色，取其华丽也；烁之以犀象之形，取其威猛也。”

(11)冬日衣之则不温：衣，名词用作动词，穿衣。朱墉引《大全》曰：“‘不温’数句正破他‘不好军旅’之言。见得制服，原以图温凉；制车，原以悦目轻便也。而战攻器具非为此也。既备战具而曰‘不好军旅’，此言之所以与心违也。”

(12)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戟，中国古代重要的格斗兵器之一，由戈、矛结合而成，具有勾啄、直刺的功能。长戟用于车战，短戟用于步战。萌芽于商，发展于周，盛行于战国、汉、晋各代，至南北朝时趋于衰亡。按，周制一尺合19.91厘米，故二丈四尺的长戟约为今4.8米，一丈二尺的短戟约为今2.4米。施子美曰：“长戟、短戟，此乃《周官·庐人》为庐器之制也。攻国之兵欲长，故长戟以二丈四尺。守国之兵欲短，故短戟以一丈二尺。”

(13)革车奄户，缦轮笼毂：意即用皮革将战车覆盖起来，用皮革将战车车轮的车毂包裹起来。革车，原指重车，装载辎重。此处泛指战车。《孙子兵法·作战篇》曰：“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曹操注曰：“驰车，轻车也。革车，重车也。”奄，通“掩”，覆盖。户，通“护”，遮盖。缦轮，指没有花纹装饰的车子。缦，没有花纹的丝织品。笼，包裹，掩盖。毂，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可以插轴。施子美曰：“此正舆人为车之制也。革车，则有革以为固。奄户，则掩其门也。缦轮，则致饰于轮。笼毂，则以物掩毂也。”

(14)“观之于目则不丽”三句：田，同“畋”，打猎。施子美曰：“甲之为用，以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车戟之用，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此乃攻战之具。有其具而曰不好其事，果安用此哉？”

(15)“若以备进战退守”六句：按，此吴起用伏鸡、乳犬不可以搏狸虎喻运用军械、指挥战斗必须任用掌握军机的专门人才。伏鸡，指孵卵的母鸡。狸，狸子，也叫山猫、野猫。乳犬，指哺乳小狗的母狗。施子美曰：“无善棋有善弈，无胜兵有胜将。兵而无将，是以其卒予敌也。今文侯虽有守御之备，而不得良将以用之，亦徒然耳。是以宣王修车马备器械，非方叔、召虎之徒，则无与成功。晋人秣马利兵，蒐乘补卒，非栾书、郤缺之徒，则无以全胜。今文侯虽有其备，可以进战退守，而不能求用之人，宜不犹伏鸡搏狸、乳犬犯虎耶？伏鸡者，伏而育其子者也。乳犬者，乳而饲其子者也。彼其心慈爱，唯恐物之或伤其子，而狸、虎或害之，彼必与之斗，虽有斗心，然其势不敌，死之必矣。吴起此言，欲文侯以己为将也。”朱墉引《指归》曰：“‘伏鸡’二句盖言物之至难捕难犯者狸与虎也，而况伏鸡、乳犬当之乎？见得兵机重任，非得能用之人，虽有备具，只益之败亡耳。人主乌可不重将择人？”

(16)“昔承桑氏之君”六句：按，此吴起以承桑氏和有扈氏为例说明单靠修德或好武都会灭国丧邦。承桑氏，传说中神农时代的一个东夷部落。有扈氏，夏禹时代的一个部落。夏启立，有扈不服，起兵伐启，被灭。《书·甘誓》：“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孔传：“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社稷，古代国家的代称。施子美曰：“天下之事，未有偏而无弊者。太刚则折，太柔则甈，刚柔相齐而德成。宽则民慢，猛则民残，宽猛相济而政和。况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其可偏废乎？承桑氏之君，一于文而不知武，故灭其国；有扈氏之君，一于武而不知文，故丧其社稷，皆偏而弊者也。承桑之所为，其宋襄乎？宋襄务行仁义，而反丧其国，偏于文之弊也。有扈之所为，其州吁乎？州吁阻兵安忍而自取陨身，此偏于武之弊也。”

(17)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治理战备。曹操《〈孙子〉序》曰：“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论语》曰‘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贞，丈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也。《司马法》曰‘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施子美曰：“示不偏胜也。舜虽敷文，而有苗之征；文虽修政，而有崇之伐。虞周之君，为能两尽之也。故以文德则修于内，武备则治于外。盖爱人者，圣人之本心，而治兵者，御敌之一术，二者岂可偏废乎？”李硕之说：“吴起在阐述‘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思想主张时，是把政治和军事二者紧密联系起来论述的，即搞好政治，才能用兵打仗，夺取战争的胜利；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搞好政治。处在封建社会初期的吴起能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论述得如此之明确，如此之深刻，实则难能可贵。他不仅超出了同时代的军事家，更超出了前人。《孙子》虽然把‘道’，即政治，摆在‘五事’‘七计’之首，认识到政治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但它并没把战争与政治二者紧密联系起来进行阐述。”卫广来在《〈吴子兵法〉简论》一文（载《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中说：“立国理论，即‘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八个字。……这是说，立国之道，首先要讲求政德，同时又要讲求武备，二者不可偏废。……文德为‘内’，指的是立国之本；武备为‘外’，指的是立国之用。文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又说：“自古兵弱无以强国，强权不能长久。吴起看到了政治协调的决定作用，看到了军队服务于政治的本质，以‘内’‘外’来区别它们各自的地位，并清晰地揭示出文武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其立国理论的精华所在。”徐勇在《〈吴子〉的成书、著录及其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说：“‘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是吴起政治观点和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吴子》一书的重点部分。……在这里吴起的意思是，希望由明主治国，鼓吹既要重视实行仁政，又要加强武装军备，两者不可分割。这恰恰说明，吴起不仅师承了法家前辈的理论体系，并以其为主要的施政方针，他也同时吸取了儒家先贤的某些治国思想，将其消化，成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也是战国时代几位典型的兵家代表人物一个共同的特点。”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吴起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军队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突出作用，并且比较深刻地阐述‘文德’与‘武备’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这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也是《吴子》的政治军事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薛国安说：“《图国》篇其余部分基本都是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而展开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也可以看作是《吴子》全书的总纲。”又说：“‘内修文德’是一种固心战略，是一种看不见的国防，心固强于山河之固，心固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钮先钟说：“‘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为吴子思想的核心，表示他重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平衡，并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偏重某一方面。所以，其书之首篇名为‘图国’，用现代语来表示，即为国家战略的分析。”按，吴起提出“在德不在险”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最应珍视的是“德”而不是“险”，此与“内修文德”的思想如出一辙。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18)“故当敌而不进”四句：当敌而不进，意即应当与敌作战却不采取军事行动。逮，及，达到。僵尸而哀之，指君主目睹将士的尸骨而哀痛，以致丧失了与敌作战的勇气。按，吴起此论即为进战与仁义的辩证关系。施子美曰：“盖爱人者，圣人之本心，而治兵者，御敌之一术，二者其可偏废乎？然而兵之所用，亦有仁义而已矣。事得其宜之谓义，可为而不为，是无断也。故当敌而不进，则无及于仁义。宋襄之不鼓不成列，非义也。为民除害之谓仁，坐视其死而不救，是无爱也。故僵尸而哀之，则无及于仁。宋襄之不擒二毛，非仁也。子鱼言之，公不之从，而欲窃仁义之名以取信于后世，吾固知宋襄之未仁义也。”刘寅曰：“言遇敌则当进战，不进而守义，反为彼所乘；见僵尸而哀之，不忍于战，而惟恐伤人，守姑息之仁，而反为敌所败也。”

(19)“于是文侯身自布席”五句：身自布席，意即亲自安排宴席。布，安排，布置。觞，古代喝酒用的器具。醮（jiào），尊者对卑者酌酒，卑者接受敬酒后饮尽，不需回敬。守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西河，也称“河西”，约当今陕西东部之黄河西岸地区，当时属魏。施子美曰：“有非常之礼，而后可以待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而后可以立非常之功。醮庙之仪，大将之任，此岂常礼哉？君身布席，夫人捧觞，所以致其敬也。醮之于庙，所以告于神也。立为大将，所以重其权也。武王问直将之道，而太公告庙西面北面之礼，则醮之于庙，其仪非轻也。观高祖之拜韩信，而萧何则欲以为大将，则直为大将之任，非轻也。而吴起之才足以当其任，故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其他则钧和解散之无所损伤也。”

(20)钧解：胜负不分，打成平局。钧，通“均”。

(21)“辟土四面”三句：施子美曰：“言起之功，非他人所及也。独不闻养骥之说乎？骐骥，良马也，一日千里，是必居之幽闲，丰之刍秣，而后可以责其千里。任将之道，可不厚其礼重其权而能得其用乎？”李硕之说：“这段文字（注：指‘与诸侯大战七十六’至‘皆起之功也’）从语气及文意的表达上，似是后人褒扬吴起为魏国所建树的战功，是记叙吴起与魏文侯论兵之后的若干年间从事实战活动和所取得的战绩，以此证明吴起论兵主张的正确性。……《吴子》中在人称的使用上，大多称‘吴子’，但有的地方又称‘吴起’或‘起’，这也表明不是吴起自书的语气，显系后人所为。”傅绍杰说：“本节所述，依文气文义而言，显系第三者为加重吴起被魏文侯重用的经过而编造的。因吴起的被任用，授以重托，并不全在见面之后，更不全凭临时游说之词，如以后苏秦、张仪之辈的故事那样。魏文侯急于求贤而任之，以图富其国强其兵，与诸侯互争上下，似乎也不至于刚一见面，就说出‘寡人不好军旅之事’那种言与心违、故弄玄虚的谎话。应当是推诚相与请教如何整军经武、致富求强之道。以后梁惠王见孟子之初，第一句话‘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即冲口而出。虽时代前后不同，在心情上应当是无甚差异的。还哪里有什么闲心故意绕这个圈子？”

【译文】

吴起穿着儒者的服装，带着一套军事谋略学说拜见魏文侯。魏文侯对吴起说：“我不爱好行军打仗的事情。”吴起答道：“我能从表象推测隐情，由往事察知未来，主君您为什么言不由衷呢？您一年到头命人斩杀禽兽，剥去兽皮，制成甲胄盾牌，在上面涂上红漆，抹上各种颜色，刻上犀牛和大象的图案。甲胄制服冬天穿上不会感到温暖，夏天穿上不会感到凉爽。制作的长戟长度为二丈四尺，短戟长度为一丈二尺。战车被皮革覆盖，车轮的车毂也被皮革包裹。这种车子看起来并不美观，乘坐它去打猎并不会感到轻便，不知道主君您拥有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如果制作上述器物是为了军队的进攻与防御，但您却不去寻求能够使用它们的人，那就好像是让孵卵的母鸡与山猫搏杀，让喂奶的母狗去侵犯老虎，即使母鸡与母狗有拼斗的勇气，但随之而来的必是死亡。从前承桑氏的国君，只知道修养德行而废弃武备，导致国家败亡；有扈氏的国君，依仗人口众多，喜好斗勇用武，同样导致国家覆灭。贤明的君主以此为鉴，一定会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治理战备。所以应当与敌作战却不采取军事行动，不算是义；目睹将士的尸骨而哀痛不已，以致丧失了与敌作战的勇气，这不算是仁。”

于是魏文侯亲自布置宴席，夫人亲手捧着酒具，在祖庙中向吴起敬酒，立他为大将，派他守护西河地区。受到重用的吴起率领魏兵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其中大获全胜的有六十四次，其余是与敌人打成平局。魏文侯在四面开拓了国家的疆土，新拓展的土地多达千里，这都是吴起的功劳。

二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1)。有四不和(2)：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3)；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4)；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5)；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6)。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7)。不敢信其私谋(8)，必告于祖庙(9)，启于元龟(10)，参之天时，吉乃后举(11)。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12)。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13)。”

【注释】

(1)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意谓从前谋求国家富强的君主，首先一定会教化百姓而亲近万民。百姓，春秋前期贵族的通称。万民，指庶民。施子美曰：“《尧典》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说何也？教百姓而亲万民之说也。百姓，百官族姓也。万民，民也。百姓言教而万民言亲者，盖百官者教文所自出，故以教言。万民则欲其从上之教，故以亲言。《礼》曰：‘以教官府，以亲万民。’正此说也。昔之图国家者，必先诸此。故于百姓则教之，而人习于战。于万民则亲之，而人无异情。教之所宜，合上下而言之。故以百姓言，是百姓与民皆在其中也。至于亲之，则止于万民而已，故以万民言之。晋张昭兵法，亦举此以至‘退生为辱矣’，因知吴子之法为可法也。”朱墉引《指南》曰：“教百姓，亲万民。此是王者一视同仁，笃近举远之义，初无内外之分也。教如师保之训其弟，亲如父母之爱其子。以平日言，玩‘必先’二字可见。”又引《翼注》曰：“百姓、万民，分远近看，而教与亲宜互见，盖教之则必亲，而亲之必先教，此即所谓和也。”又引尤尺威曰：“百姓曰教，万民曰亲，互文耳。非谓万民不教而百姓不亲也。”

(2)有四不和：四不和，指四种关系不和谐的情况。《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有”字前有“民”字。《太平御览》卷二七三“有”前有“人”字，“四”作“三”。施子美曰：“《周礼·大司马》大阅之法，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群吏以叙和出。夫旌为军门，而名之以和者，盖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有自来矣。此军之所以贵乎和也。”刘寅曰：“四不和谓国、军、陈、战也。一不和且不可，况四不和乎？此吴子所以首言之也。”陈宇说：“本篇中的所谓‘和’，就是和睦、协调、团结，‘其众可合而不可离’（《治兵篇》），将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励士篇》）。因此，吴起认为‘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绥（引导）之以道’‘抚之以仁’，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在进行战争准备时，则应当‘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励士篇》），贯彻‘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的正确方针，全国、全军都要做到‘和’。”又说：“吴起把‘和’之政治主张看做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这也正是战国时期战争特点的反映。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武器的发展和兵种、作战样式的增多，人的因素愈来愈突出，所以‘人和’也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同时代的许多军事家和思想家，都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如在生活年代上稍晚于吴起的孟子就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与吴起在本篇所论述的‘在德不在险’，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又说：“当然，在吴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要使吏与民真正做到‘和’是不容易的，但吴起这种重视在战前教育吏与民‘和’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3)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意谓国家内部君臣关系不和谐，不可以派军队出征。不和于国，意即国家内部的君臣关系不和谐。施子美曰：“李、郭在朝，相勉以忠义，此和于国也。乃若赵旃、魏锜，求卿求公族不得而欲败晋军，是岂和于国耶？不和于国，其何以出军？”刘寅曰：“不和于国者，君臣上下不相和协也；国既不和，民心乖违，故不可以出军也。”

(4)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军，意即军队内部官兵关系不和谐。陈，同“阵”，此指部署作战。施子美曰：“晋之四军无斗，八卿和睦，此和于军也。乃若周瑜、程普俱为部督，以不睦而几败国事，岂和于军耶？不和于军，其何以出阵？”刘寅曰：“不和于军者，将吏士卒不相和协也；军既不和，众心乖违，故不可以出陈也。”

(5)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陈，意即参战部队人心不齐，队形不整。进战，指下令作战。施子美曰：“晋之师乘和，师必有大功，此和于阵也。乃若彘子以偏师陷，而因以败绩，是岂和于阵乎？”刘寅曰：“不和于陈者，行列部伍不相和协也；陈既不知，行伍乖违，故不可以出战也。”

(6)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不和于战，意即战争过程中军士行动不统一。决胜，取得胜利。施子美曰：“张辽、李典不以私憾忘公义，乃率众破权，是和于战也。乃若羊斟怒而陷宋师，岂和于战耶？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刘寅曰：“不和于战者，坐作进退不相和协也；战既不和，进退乖违，故不可以决胜也。”薛国安说：“古代使用冷兵器，依靠排列整齐密集的方阵与敌作战。方阵作战最基本的要求是部队战斗动作要协调一致，唯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短兵器、长兵器、远射兵器和防护类兵器的作战效能，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形成对敌打击的整体合力。周武王在灭亡商朝的牧野之战中，要求部队每前进六至七步或每击刺四至七次，都要停止看齐一次，就是为了保持战斗队形的严整，以便于协调战斗动作。《孙子·行军篇》强调作战中‘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也是同样道理。”

(7)先和而造大事：先营造和谐环境，然后发动战争。造大事，指从事战争。造，从事，进行。大事，指战争。施子美曰：“不和之害，如此其大。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岂不先和而后造大事？荀卿曰：‘仁人在上，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以先和其民，而后可以造大事也。武王问鬻子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曰：‘严不如和，和之固也。’又问：‘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曰：‘严不如和之得也。’又问：‘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曰：‘严不如和之胜也。’牧野之战，周之所以克商者，盖以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有臣三千，惟一心故也。其视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者，为如何？”刘寅曰：“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必先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陈，和于战，然后敢造征伐之大事。旧本有‘后’字无‘大’字。”朱墉引《指归》曰：“先和而后造大事，言人君欲有事于天下，而为征伐之举，然不遽用其民也，恐人心乖离不相和协，不能以成天下之事功，乃先为之省刑、薄敛、撙节、爱养、制田、里教、树畜，使知孝弟忠信之意，亲上死长之方，则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乌有泮涣离叛而事功不可建者哉！”又引《醒宗》曰：“先和统承上四项在内。先和非专为造大事，而造大事决不可以不先和。”薛国安说：“‘和’在战争的各个层级上都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和’的重要，战场上才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破坏对方之‘和’的奇谋诡计，诸如以迂为直、避实击虚、示形诱敌、以逸待劳，乃至离间计、美人计等等，均可从这个角度理解。即使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吴起‘和’的思想也仍然极富启迪意义，值得今人重视。比如正确处理军队与政府、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搞好军政军民团结；又如强化集体心理内聚力，使官兵明确集体作战目标的意义和实现目标的方法，增强为集体目标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如改善集体人际关系，使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心理上协调一致，情感上相互融合，增强军人个体的心理相容性，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和’的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

(8)私谋：指贤明君主个人的谋略。

(9)告于祖庙：指君主在祖庙祷告，恳求祖先的在天之灵保佑军队取得胜利。

(10)启于元龟：指用大龟占卜战争的吉凶。元龟，大龟。

(11)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朱墉引周鲁观曰：“参之天时者，用兵关于生死存亡，所以明主兴师全是不得已之心，既抚循其众，又占验其神，非吉不举也。”按，用兵与否要参验占卜、天时，固然说明了作者对动用战争这一暴力手段的审慎，但较之于《孙子兵法》的不信鬼神、占卜之论，毕竟是一种退步。

(12)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施子美曰：“以爱民为心者，必不敢轻用其民。以爱君为心者，必思所以报其君。上以此心待之，则下以此心应之，理之必然也。”朱墉引《新宗》曰：“民知君之爱其命，承上告庙讲。不轻用民命，便是爱。盖君不爱民之命，民所以自爱其命而不为君用也。若必告庙启龟，参时而后举兵，则民皆知上不轻用其命如此，所以感君之德而乐为君用也。”

(13)“若此之至”四句：意谓如果对民众做到如此关爱，然后率领他们打仗，那么兵士就会在战场上以前进赴死为荣，以退却逃生为辱。进，底本作“尽”，《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进”。“进死”与下文“退生”对文，今据改。施子美曰：“夫处兵战之场，拥直尸之地，人情之所甚畏也。今而从役于斯者，乃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以上之用我者，爱惜既至，而未尝敢轻。故士之恩报其上，必死而后已。故宁就死以为义，而无幸免以偷生也。古之人所以病者求行，弃赏愿战者，皆所以为报也。而况君之爱惜之至，讵不知所报耶？”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图大事当亲教万民而爱其命，然后人和而荣其死。”李硕之说：“吴起初步认识到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在临敌作战中，只要民众知道君主爱护他们的生命，怜惜他们的死亡，将士就会‘进死为荣，退生为辱’。”

【译文】

吴起说：“从前谋求国家富强的君主，首先一定会教化百姓而亲近万民。他们会留心以下四种不和谐关系：国家内部君臣关系不和谐，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派军队出征；军队内部将士关系不和谐，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部署作战；部队人心不齐，队形不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下达作战命令；在战斗中军士行动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贤明的君主，要想动用民众从事战争，定会首先营造和谐环境，然后才会发动战争。他们不敢偏信个人的智谋，会在祖庙祷告，恳求祖先的在天之灵保佑军队取得胜利，还会用大龟占卜战争的吉凶，参看天时是否利于用兵，征象吉利了才会决定出兵。如果对民众做到如此关爱，然后率领他们打仗，那么兵士就会在战场上以前进赴死为荣，以退却逃生为辱。”

三

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1)；义者，所以行事立功(2)；谋者，所以违害就利(3)；要者，所以保业守成(4)。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5)。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6)。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7)。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8)；举顺天人，故能然矣(9)。”

【注释】

(1)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意谓道是用来返回宇宙万物本源、回归原始人性善端的。道，为先秦时期儒家、道家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但内涵却各有不同。陈鼓应、白奚在《老子评传》中指出老子所标举的“道”的含义为：“在老子的学说中，‘道’不仅具有宇宙本原的意义，而且还具有规律、原则和方法的意义，不仅是支配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指出作为孔子术语的道“有时指道德，有时指学术，有时指方法”。《吴子》此处的道，应是对儒、道两家“道”论的综合，既有道德思想原则的意思；同时也蕴含了这种思想原则是合乎宇宙运行法则的内涵。反本复始，指返回宇宙万物的本源，回归原始人性的善端。反，同“返”。刘寅曰：“夫道者所以反求根本，而复还其始初，禀受于天之理。道者，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人能即所居之位随事反求其根本，而复还其始初，禀受于天之理，则道无不尽矣。”朱墉引方虞升曰：“反本复始，本即人之性，始即天之命。人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而本始遂失。盖道者是人之所共由者也，原非高远难行之事，皆人性天所自有，亦惟反本来之性真，还太始之赋予，则道在是矣。反本，即所以复始，复始即所以为道，功无二层，理是一串。”又引周鲁观曰：“本始，即理家之性命字也。吴起兵家，何以言本始？盖此篇言图国，故首及之，犹云必先明明德也。‘反’‘复’二字，该在君身上讲，不要说要百姓反其本复其始，况下‘义’‘谋’‘要’三样俱就君言，如何此句独说百姓？下文又云‘行不合道’，则知此句断属君身，至下面‘绥之以道’，方是说治百姓。”

(2)义者，所以行事立功：意谓义是用来实行征伐以建功立业的。义，儒家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指合乎正义或道德规范。《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行事立功，指实行征伐以建功立业。朱墉引尤尺威曰：“天下不义之事一步也行不得，何况立功乎？惟寸心裁制俱合于事之所宜，则人同此心，动而天下称快，乌有不立功之理？”又引《新宗》曰：“人君行征伐之事，而立耆定之功于天下者，惟能仗义耳。若行不合义则功无由立，而事之所以难行也。”薛国安说：“儒家谈‘义’，从军事的角度看，就是注重区分战争的性质，提倡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儒家所推崇的义战具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公、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这些远古战争才称得上义战，而现实战争背后总有这样那样的利益驱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充满着阴谋诡计，是不配一个‘义’字的，孟子就认为‘春秋无义战’。吴起虽然同样视成汤伐桀、周武伐纣的战争为‘举顺天人’的正义战争，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推崇之意，但他却并不一味徘徊于‘义’与‘不义’之间，也没有抨击所谓不义之战。”又说：“吴子时代，以封建兼并为主题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真正‘举顺天人’的正义战争离现实越来越远，几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吴子并没有被理想主义色彩和伦理道德意义浓厚的‘义’所束缚，过分纠缠于‘义’与‘不义’之间，而是以兵家和法家现实主义的态度为‘义’抹上了一层功利色彩，指出‘义’是用来建立功业的，所谓‘义者，所以行事立功’。从吴起丰富的军事实践来看，无论是率魏军与秦国争夺河西的一系列战争，还是率楚军‘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都难与‘禁暴除乱’挂上钩，而维护和拓展魏国、楚国的国家利益才是这些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综上可见，在吴子思想中，正义战争的内涵并非仅限于‘禁暴救乱’，为国家利益而战也属正义之举。这与《孙子·地形篇》中所主张的将帅指挥作战不能求名避罪，而应将‘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作为决策依据，是有暗合之处的。”

(3)谋者，所以违害就利：意谓谋略是用来避害趋利的。违害就利，意即避害趋利。《孙子兵法·谋攻篇》曰：“上兵伐谋。”朱墉引《翼注》曰：“天下事，有利便有害。惟善谋者明烛万里，研极几微，灼然分明，故不失于违就。”又引《大全》曰：“善谋者，洞理审势，自能远避于害，亲附于利。”

(4)要者，所以保业守成：意谓要领是用来保全国基、守护功业的。要，要领，纲领，此处指统治者必须把握的政治上的关键问题。刘寅曰：“要者，约之以礼也。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惟能以礼约之，所以能保业守成也。”朱墉《直解》曰：“要，约也，政事枢要也，持其要领也。保业，保全基业也。守成，遵守成法，不敢废堕也。”又引《大全》曰：“业，先业也。成，成规也。开创之君，事务繁剧，不得不驰精役神以建功业。嗣主则无事于纷更，只持其要领而干理之，斯业可永保而成可坚守。”

(5)“若行不合道”四句：意谓如果行为与道不合，举动与义不符，却握有大权，位居显贵，灾患必将降身。处大，指握有大权。居贵，指位居显贵。及，到，降临。施子美曰：“圣人为治于天下，岂一端而足哉？因其时而施其序矣。道以致治，是为无兵之时；义以制治，是为有兵之时；谋以图治，是为用兵之时；要以保治，是为寝兵之时。方其时之无兵也，必以道绥之。求其初心还其固，有逐末者，使之反本，迷终者，使之复治，所以致治也。及时之有兵也，必以义理之。发之于阳，会之以阴，于以行征伐之事，于以立征伐之功，所以制治也。既有兵矣，胜负未可知，而欲用之也，故有谋以决之，以之违害就利，所以图治也。害既除，利既就，于此而可以寝兵矣，故有要以持之，所以保业守成而以保治也。凡此者，治之有方，用之有序也。昔武王以有道之资，而观兵孟津，欲纣之有悛心，此武王反本复始之道也；不得已而遂有牧野之师，此武王行事立功之义也；谋之太公，所以违害就利也；归马放牛，所以保业守成也。不惟武王尽之，至于列国之诸侯，如楚文王者，亦能知之。止戈为武，亦反本复始之道也；定功之说，亦行事立功之义也。所谓禁暴救乱者，非违害就利之谋乎？所谓保大者，非保业守成之要乎？武有四德，而文王能尽之，其伯诸侯也，宜矣。若夫所行而不合于道，所举而不合于义，以之处大则以大自傲，以之居贵则以贵自骄。曾保守之不思，是自贻患也，故患必及之。此秦始皇之所以不再传而亡也。”刘寅曰：“若所行不合于道，举动不合于义，而处大位，居大贵，不胜其任，患难必及其身矣。”

(6)“圣人绥之以道”四句：意谓圣人用道来安抚百姓，用义来治理百姓，用礼来规范百姓，用仁来爱抚百姓。绥，安，安抚。动，移动，变动，这里是约束、规范的意思。施子美曰：“天下有四德，圣人不能违。圣人施四德，天下不能违。圣人之兵，圣人之德也。德寓于兵，故人见其德，而不见其兵。是以人之所为有不合于道者，吾则绥之以道，使之各安其业，而无悖理之忧；有不由于义者，吾则理之以义，使之去逆效顺，而无失宜之忧；又且动之以礼，使之少长有序，上下有等也；抚之以仁，使之鳏寡得所，孤独得养也。凡此者，天下之所以望治于圣人，而圣人所以为治于天下非一端而足也。故能道以绥之则民安，义以理之则民治，礼以动之则民化，仁以抚之则民利。是四德乌可偏废耶？”朱墉引周鲁观曰：“天下当离乱之后，人心疑畏，魂梦未安，圣人此时决不以兵伤残而震惊之。”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吴起讲的‘四德’，乃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道德、理法规范，有其深刻和丰富的内容。略而言之，‘道’就是推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义’就是实行‘禁暴除乱’（《图国》），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礼’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道德标准，在军队建设上就表现为信赏明罚，纪律严明；‘仁’就是‘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图国》），上下同心。用‘四德’‘教百姓而亲万民’（《图国》），便能达到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目的。民众‘皆是（拥护）吾君而非（反对）邻国（《图国》）’，在战场上就会‘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图国》）’。”杨斐在《融会儒法兵，通合政经军——〈吴子兵法〉军事思想论析》（载《滨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一文中说：“在《吴子》中，‘文德’的内涵十分明确，即‘道’‘义’‘礼’‘仁’四德。吴子强调指出，发扬四德则国家兴盛，反之，国家就会衰败。道、义、礼、仁都是儒家学派所强调的基本概念，曾学习儒学的吴子予以扬弃，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赋予了它们新的时代内涵。儒家之‘道’与吴子‘四德’中的‘道’，均是指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但两‘道’之内涵却有根本不同。前者希望恢复奴隶主贵族政治体制，实现政治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有序局面；后者则希望顺应奴隶主贵族政治向封建专制政治转变的历史大势，推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仅从军事的角度看，儒家的‘义’强调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支持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吴子之‘义’与其一脉相承——‘禁暴救乱曰义’……却并不一味徘徊于‘义’与‘不义’之间，而是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把战争性质区分为五种，并提出了应对不同性质战争的总体方略……。儒家之‘礼’和吴起‘四德’中的‘礼’都是希望通过‘礼’确立不同阶级、阶层的贵贱等级以及各等级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从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同之处在于，孔子强调礼，是想恢复贵族政治的‘旧礼’，吴子则是要树立新兴封建集权政治的‘新礼’，即维护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利益的新的规章制度和道德标准。与此目标相适应，在树立‘新礼’的过程中，吴子不仅注重‘教之以礼’（《吴子·图国》），更注重用法的手段促进‘新礼’的建立，因为法带有强制性，比单纯的说教更具操作性。‘仁’是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可以说一切对待他人的善的品质和行为都是‘爱人’，都可以将其流归于‘仁’。吴子之‘仁’的基本含义大抵也是这样。但吴子谈‘仁’，侧重点似乎在于施仁、行仁带来的良好效应，具有一定的外向性、目的性。如他的吮疽之仁，是为了使士卒战不旋踵；劝谏魏文侯对百姓‘抚之以仁’，是为了使他们‘是吾君而非邻国’。这与孔子首先将‘仁’作为个体内在的伦理道德修养是有微妙差异的。总之，吴子提出的‘道’‘义’‘礼’‘仁’四德继承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却又处处渗透着法家重法治、重功利、重赏罚的思想观念。因此可以说，吴子‘内修文德’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表’，而以法家思想为‘里’的。这既适应了战国列强向封建集权制国家转型的客观需要，又体现了长久以来人们对德治、仁政、王道的向往追求，是适应当时历史背景的。”

(7)“此四德者”三句：徐勇在《〈吴子〉的成书、著录及其军事思想》一文（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说：“在许多方面《吴子》都是对《孙子》的军事思想有所继承的，在某些领域则比《孙子》更为深刻、进步。在运用朴素的辩证法阐述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方面，《孙子》只是比较笼统、抽象地提出了‘道’的概念，‘道’包括哪些内容呢？孙武只是简单地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孙子·计篇》）而《吴子》则具体明确地提出了道、义、礼、仁‘四德’的概念，并且指出‘文德’与‘武备’，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关系。《吴子》的‘德’较之《孙子》的‘道’，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李硕之说：“《吴子》‘图国’篇中论及道、义、理、仁等‘四德’时说‘修之则兴，废之则衰’，以及‘战胜易，守胜难’的观点，与《史记》中记载的吴起强调‘在德不在险’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8)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成汤，商朝开国君王。卜辞作“唐”，子姓，名履，又名天乙、太乙，灭夏后又称“武汤”“成汤”“殷汤”。亲自率兵与夏桀战，败之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推翻了夏朝政权。桀，夏朝末代君王，姒姓，名履癸，又称“夏桀”。帝发之子。为政暴虐，生活荒淫，百姓不堪。在鸣条之战中被商汤击败，出奔南巢（今安徽巢湖东北）而死，夏朝亦随之灭亡。说，同“悦”，喜悦。周武，周朝开国君王。姬姓，名发，周文王太子，故又称“太子发”。以吕尚为师，周公旦为辅，率兵大败商军，一举攻占商都朝歌，推翻了商纣统治。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正式建立了西周王朝。约在灭商后二年病卒，谥武。纣，商朝末代君王，子姓，名受，一作“辛”，称“帝辛”，帝乙之子。史称暴虐无道，诸侯百姓多叛。周武王与之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卫辉北的地区），兵败赴火自焚而死。非，批评，反对。施子美曰：“建中于民，王道荡荡，此汤、武绥之以道也。以义制事，惇信明德，此汤、武理之以义也。以礼制心，重民五教，此汤、武动之以礼也。克宽克仁，大赉四海，此汤、武抚之以仁也。汤、武惟修此四德，故汤伐桀而夏民喜悦，其所以喜悦者，悦其德之备而足以慰天下之心也。武王伐纣而商人不非，其所以不非者，亦以其德之备而足以慰其心也。”按，先秦儒家将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封为圣人，对他们分别领导的推翻夏桀、殷纣的战争称颂不已。《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滕文公章句下》曰：“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尽心章句下》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荀子·议兵篇》曰：“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此之谓也。”《吴子》此处对汤、武革命的褒扬，反映了它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9)举顺天人，故能然矣：意谓他们的举动顺应天理和民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结果。施子美曰：“是以不惟人与之，而天亦与之。汤、武而不能举顺天人，何以至此哉？《易》之《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刘寅曰：“《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盖应天顺人者，道、义、礼、仁，修之则兴也。桀纣之亡者，道、义、礼、仁，废之则衰也。愚按，战国之世，论仁义道德者，孟轲也。吴起，兵家者流，亦以仁义道德为言，何哉？盖吴起学于曾子，而曾子受之孔子，非其言之不同也。但曾子纯于仁义道德，而吴起杂以权谋功利，此所以母死不奔丧而见绝曾子，杀妻求将而见谗于鲁君，逃于魏而丧于楚，是起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也。性有四德，而此章首曰道、义、谋、要，中正曰道义，而末又言礼仁者，盖谋即智也，要亦礼也，道散之万事，德会之一心，吴子之言有所本欤？”陈宇说：“吴起从‘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等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举’务必‘顺天人’的结论。这里强调‘举顺天人’，意思就是强调举动必须顺应当时社会大变革的必然趋势，举兵行事要顺天应人，适应社会变革的自然趋势，这样才‘合道’‘合礼’‘合义’。”

【译文】

吴起说：“道，是用来返回宇宙万物本源、回归原始人性善端的；义，是用来实行征伐以建功立业的；谋略，是用来避害趋利的；要领，是用来保全国基、守护功业的。如果行为与道不合，举动与义不符，却握有大权，位居显贵，灾患必将降身。所以圣人用道来安抚百姓，用义来治理百姓，用礼来规范百姓，用仁来爱抚百姓。这四种德行，统治者实施了国家就兴盛，废弃了国家就衰败。所以商汤讨伐夏桀，夏朝民众高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商朝民众不反对。他们的举动顺应天理和民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结果。”

四

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1)。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2)。然战胜易，守胜难(3)。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4)。’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5)。”

【注释】

(1)“凡制国治军”四句：意谓凡是管理国家治理军队，一定要用礼来教育民众，用义来激励民众，使他们懂得羞耻。制，义同“治”，治理，管理。《论语·为政》曰：“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施子美曰：“辞逊之心，礼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人皆有是心，即是心而教励之，则可以有耻矣。古之人内而制国，无异于治军；外而治军，无异于制国，是何也？礼义无异理也。故教之以礼，则民知逊而可以有耻矣；教之以义，则民知恶而可以有耻矣。一或悖乎礼义，其谁不耻哉？夫人既有耻，则教励之者至，而无所用而不可矣。”刘寅曰：“凡制国家，治军旅，必要训教之以礼，激励之以义，使之有耻也。人知礼义，故有羞恶是非之心，而急于尊君亲上之道。”朱墉引王汉若曰：“刑威法令可以束手足而不可以一性情，惟礼教之入人深也。‘必’字有断然不可易之意。礼只在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相接之等上看。”又引金东宰曰：“军之所以亲上死长，勇往直前，进生退死，一惟礼有以制之。”

(2)“夫人有耻”五句：意谓民众懂得羞耻了，力量强大，就足以出战；力量弱小，则足以坚守。《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励之以义”句下无“使有耻也，夫人有耻”两句。施子美曰：“此教励之效然也。晋文公大蒐以示民礼，出定襄王以示之义。文公所以教之励之者至矣。城濮之役，军吏以避楚为辱，栾枝谓思小慧而忘大耻，则不如战。区区一晋，犹以此可伯，况君天下者乎？张昭兵法曰：‘军国之大者，令士知礼义廉耻。士不知礼，则宁识君臣贵贱之等？士不知义，则宁识忠于国、孝于家？士不知耻，则苟且朋党败军乱国，动无所畏。’昭之此言，亦知治体也。惜其分礼义廉耻而为四，夫岂知教以礼、励以义，则民必知耻也哉？柳子曰：‘廉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由是而观，则昭说不无失之一偏也。昭之所言，非昭失也。管仲实开其端也。”刘寅曰：“夫人有羞耻之心，在大足以进战而致死，在小足以固守而一心也。”朱墉引黄皇肱曰：“礼为军之干。晋士会明楚师之不可犯，亦曰礼不逆矣。礼可忽乎哉？励以义则有耻，有耻则足以战守，是故耻黜于勇则亟驰陷阵，耻后辈之立功则提师败敌，耻草间求活则躬昌凶锋，耻为降将军则坚城御贼，是礼义之不可已也如此夫！”王联斌说：“凡治军用战，必须把‘教戒’放在首位。吴起强调的‘教戒’，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的内容：一是军事技术方面的教练，二是精神素质即武德方面的训练和养成。关于武德方面的‘教戒’，主要是‘明礼’‘励义’‘知耻’，也就是‘明耻教战’。”又说：“加强军队建设，必须首先从‘明耻教战’做起，抓好武德教育，形成以守‘礼’取‘义’为荣、违‘礼’弃‘义’为耻的军营风尚。这样，无论是战或守，都可以达到‘胜’的目的。‘明耻教战’实际上是强调把‘他律’变成‘自律’，把将帅的指挥命令、意图变成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强调武德上的‘自律’，注重开发官兵自身的道德潜能，是吴起‘明耻教战’思想的精义和可贵之处。”

(3)然战胜易，守胜难：守胜，巩固胜利。《荀子·议兵》曰：“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施子美曰：“古今固有战胜而亡，败而兴者。殽函之败，而缪公伯秦；会稽之栖，而勾践伯越，由败而兴也。虢有桑田之胜，而虢公亡；晋有鄢陵之胜，而厉公死，由胜而亡也。盖既败之后，必能赫然兴怒，以求偿前日之耻，故其心惧，惧则兴。既胜之后，偃然自大，不复知有所戒惧，故其心骄，骄则败，此其所以亡也。小民之家，无故而得百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不过数金。其所得者微而所用者狭，无故而得百金，则骄其志而丧其所守。虽得之必失之。秦有六国，竞竞以强，六国既灭，而亡，此战胜之所易，而守胜之所以难也。汤、武之兴，身致太平，得乎守胜者也。至若唐太宗，尝谓侍臣曰：‘胜思平定天下，其守之其难。’魏郑公曰：‘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此言，社稷之福也。’以太宗之所言，与郑公之所答，宜其谨守盈成，不图远略可也，奈何好大喜功之心，至老不忘。辽东之败，乃曰：‘郑公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乌在其为守胜邪？太宗非不之知，而反蹈此者，无他，知之非难，行之惟难。”刘寅曰：“然交兵接刃与人力战而取胜者易，所谓其次伐兵者也；固军深垒，自用坚守而取胜者难，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陈宇说：“春秋时期的大军事家孙武从战争对人力、财力、物力的依赖出发，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思想（《孙武兵法·作战篇》）。吴起继承了孙武的这一思想，认为在战争中采取必要手段获取胜利并不困难，而在胜利后保持胜利的既得成果，使战争不再发生，则颇为不易，他从怎样战胜敌人的问题过渡到怎样保住胜利果实的问题，提炼为‘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这与其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的思想是一致的。”

(4)“五胜者祸”五句：意谓五战五胜的会招来灾祸，四战四胜的会国力疲弊，三战三胜的会称霸诸侯，两战两胜的会成就王业，一战一胜会成就帝业。王，成就王业。施子美曰：“圣人有心于爱民，无心于用兵。惟无心于用兵，故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一举而胜，此无心之举，帝者之兵也；再而胜之，则为有心矣，故不及于帝，亦足以王矣；至于三胜，则是有求胜人之心，未免于劳民也，故特可以伯。舜之格有苗，一胜而帝也。汤之征葛、伐夏，二胜为王也。晋文公春侵曹伐卫，夏败楚师于城濮，三胜而伯也。虽然，黄帝之起，战炎帝于阪泉，战蚩尤于涿鹿，何一胜而帝乎？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何二胜为王乎？一战而伯，文之教也，何三胜而伯乎？吴子之意，非抅其数而言也。盖以其胜之难易而定其功之高下，以为后世数胜者之戒，故先之以五胜者祸，四胜者弊，其此意欤？是故数胜者不足以得天下，乃以亡天下。项王虽有百战百胜之功，不免垓下之辱。高祖虽屡败，而卒成汉家之业。若是，则数胜之不足以得天下也明矣。不然孙子何以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朱墉引郭逢原曰：“‘一胜者帝’，是吴子因当时列国纷争好战，慨然追想五帝以德服人，用兵为不得已之兵，一举不欲再举之念。”《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说：“《吴子》在孙武的慎战思想基础上，更深一步地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它认为在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当代，要想国家不被别国兼并而更能扩展自己的话，不能仅靠武力战胜，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条件下，还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即现代所说的软、硬实力的两手），才能得到他国人民的‘喜悦’和‘不非’。如果穷兵黩武，仅凭借武力，虽然可以暂时取得战争的胜利，但要长久保住胜利则很难，‘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当然，这里所说的‘数’，和它说的‘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的一至五的数字，都不是具体的次数，而是表示战争频率的多少。它这也是总结历史、如纣王屡战而胜而牧野一战灭亡，齐桓公很少真正作战而能充当中原霸主等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张世超在《〈吴子〉研究》一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中说：“‘帝’原是天神之称，人王称帝见于战国晚期，较著名的是前288年齐、秦分称东、西帝。此处称人王为帝，当是撰写于齐、秦称帝事件之后。”

(5)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意谓所以多次战胜敌人而赢得天下的很少，因此而亡国的却很多。以，因为。《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是以”作“是故”，“数”作“以”。刘寅曰：“是以数胜而得天下者甚少，以亡者甚多。如阖闾数胜而败于槜李，夫差数胜而死于姑苏。晋厉公胜楚，范文子忧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郑侵蔡，获司马公子燮，子产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此皆所谓五胜者祸，四胜者弊，数胜而亡者也。齐桓合诸侯，匡天下，不以兵车，非三胜而霸者乎？武王诛纣，伐奄，一戎衣而天下定。舜、禹之世止于兴师征伐有苗，非二胜而王，一胜而帝者乎？后来如项羽数胜而亡，汉高一胜而帝，亦其验也。吴子盖知战国之先数胜而亡之祸，故以此言之，以戒后人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图国家者，能使民有耻，自有不战而屈人兵之势。”徐勇在《〈吴子〉的成书、著录及其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说：“《孙子·计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吴子》不但继承了‘慎战’的思想，而且认为，经常轻率地发动战争会使国家贫弱疲弊，百姓痛苦不堪。所谓‘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一书不仅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而且对后来的孙膑、尉缭等兵家学者及《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军事著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孙膑兵法·见威王》所说的‘兵者不可不慎，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尉缭子·兵谈第二》所云‘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等等，都是继承了《吴子》的‘慎战’思想。”陈宇说：“吴起反对多次、长期地进行战争，他主张调动各种手段包括上文讲的对吏民和将士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少的或较少的战役，便彻底打垮对方，即速战速决。……提出了取得胜利容易，保持胜利困难，多胜亡国，少胜方可得天下的观点，对以追求战胜为目的的种种军事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那时，各诸侯国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兼并，吴起提出速战速决的主张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种指导战争的思想，在战国前期那种频繁而规模越来越大的兼并战争时代，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也是符合当时民众的要求和愿望的。但他不问具体情况，一律强调速战速决，则是片面的。”又说：“日本战国时代（1467—1591）的著名军事统帅武田信玄有一句名言：‘十次之中，有六七次取胜，那就等于十次都胜了。如果十战十胜，那么必然带来极大的损失，以后的战争一次也不会取胜了。’其主要精神，与吴起兵法基本相同，但武田信玄的这一军事思想晚于吴起2000多年。”

【译文】

吴起说；“凡是管理国家治理军队，一定要用礼来教育民众，用义来激励民众，使他们懂得羞耻。民众懂得羞耻了，力量强大，就足以出战；力量弱小，就足以坚守。然而战胜敌人容易，巩固胜利却很难。所以说：‘天下征战的国家，五战五胜的会招来灾祸，四战四胜的会国力疲弊，三战三胜的会称霸诸侯，两战两胜的会成就王业，一战一胜会成就帝业。’所以多次战胜敌人而赢得天下的很少，因此而亡国的却很多。”

五

吴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1)：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2)。其名又有五(3)：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4)。禁暴救乱曰义(5)，恃众以伐曰强(6)，因怒兴师曰刚(7)，弃礼贪利曰暴(8)，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9)。五者之数，各有其道(10)：义必以礼服(11)，强必以谦服(12)，刚必以辞服(13)，暴必以诈服(14)，逆必以权服(15)。”

【注释】

(1)凡兵之所起者有五：意即战争的起因概略而言有五种。起，起因。《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之”“有”两字。施子美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此五兵之所起，必有因也。”

(2)“一曰争名”五句：积恶，底本作“积德恶”，《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无“德”字，今据删。施子美曰：“一则争名，谓名之所在，不得不争，如秦穆公伐赵，欲其尊己为帝是也。二则争利，谓利之所在，不得不争，如楚将北师曰‘敌利而进’是也。三曰积恶，谓因衅而兴师，如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是也。四曰内乱，谓其国自乱，吾则伐之，如郑五公子争立，诸侯伐郑是也。五曰因饥，谓彼之国饥，吾因而伐之，如秦伐晋，晋饥不能报是也。此五者，兵之所由起也。”刘寅曰：“一曰因争名而起兵相攻，如吴与齐盟于黄池是也；二曰因争利而起兵相攻，如晋、楚之于郑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积恶而起兵征之，如越勾践之于吴是也；四曰因其内乱而起兵灭之，如楚人之于夏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饥而起兵袭之，如庸人之于楚是也。”傅绍杰说：“大凡战争之所以发起的（原因）概可分为五种：一是为争取名位使人尊重而增高自身自国的荣誉。二是为争取各项于自国有好处的利益。三是因为有积恨深怨，（要加以报复。）四是因为己国或敌国发生了内乱。五是因为己国或敌国发生了饥荒。”薛国安说：“吴起所列举的，都是战争的直接诱因，是表面层次的。战争的爆发往往还有隐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以长勺之战为例，齐桓公出兵伐鲁，‘复仇’的背后，还有其战略考虑，那就是为了折服东出争霸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又如晋阳之战，‘内乱’也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晋国内部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相互兼并和政治权利的最新整合。尽管未能揭示战争爆发的阶级本质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吴起的战争起因论彻底冲破了‘天命观’的阴霾，提出了具备朴素唯物主义特征的观点，因而还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同时吴起本人这种敢于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和创新求实的探索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3)其名又有五：名，名称。《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有”字。

(4)“一曰义兵”五句：刘寅曰：“一曰义兵，谓以义服人也；二曰强兵，谓以力服人也；三曰刚兵，谓以刚忿而制人也；四曰暴兵，谓以暴虐而无礼于人也；五曰逆兵，谓上逆天道下逆民心也。”《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说：“《吴子》的战争观，较之《孙子兵法》，有了一点发展，主要是初步地接触到了战争的性质。它首先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现象中寻求发生战争真正的原因，归结为‘争名’‘争利’‘积恶’‘内乱’‘饥荒’等五种，又把战争也区分为五种：‘禁暴除乱’的是‘义兵’，‘持众以伐’的是‘强兵’，‘因怒兴师’的是‘刚兵’，‘弃礼贪利’的是‘暴兵’，‘国乱人疾，举事动众’的是‘逆兵’。就其分类的定义来看，已具有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性质：认为‘禁暴除乱’而发动的战争，是‘义兵’，属于正义的性质，它‘举顺天人’，能得到人民拥护，所以‘成汤伐桀而夏氏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其他四种战争则属于非正义性质。这是对楚庄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思想的继承和深化。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揭示战争的性质，但已超过了前人的认识。”薛国安说：“显然，吴起已经注意到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他对有利国家、顺应民心的正义战争的支持，对违背民意、有害国家的非正义战争的反对，也在字里行间流露无遗，虽然他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还不能揭示战争的阶级实质，科学看待战争的社会作用，但能有如此认识，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又说：“吴起之前，尚无人对战争起因、战争性质等问题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吴起对战争问题的这一系列论述，是超越前人的，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5)禁暴救乱曰义：意即禁止暴政、拯救危亡的叫义。施子美曰：“义兵者所以禁暴救乱也，如齐责楚不贡之师也。”刘寅曰：“禁人之暴，救人之乱，是名曰义，汤、武是也，其下则齐桓为近之。”

(6)恃众以伐曰强：意即仗恃兵员众多而侵略别国的叫强。施子美曰：“强兵者恃众以伐人也，如楚人伐许之师也。”刘寅曰：“恃兵之众以伐邻国，是名曰强，秦、楚是也。”

(7)因怒兴师曰刚：意即因为愤怒而兴兵打仗的叫刚。施子美曰：“刚兵者，因怒而兴师也，如晋郤克以妇人笑而伐齐也。”刘寅曰：“因其私忿兴师伐之是名曰刚，如郤至因怒萧同叔子之笑而兴兵伐齐是也。”

(8)弃礼贪利曰暴：意即背弃礼仪、贪图利益而兴师作战的叫暴。施子美曰：“暴兵者，弃礼贪利也，如北戎侵郑是也。”刘寅曰：“篾弃典礼，贪人之利是名曰暴，如阖闾闻允常死而伐越是也。”

(9)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意谓不顾国中混乱、民众疲惫而发动战争、扰动民众的叫逆。《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乱”作“危”，“人”作“民”。施子美曰：“逆兵者，则国乱人疲，举师动众，苻坚伐晋是也。”刘寅曰：“国中自乱，人民疲困，又举事动众征伐不已，是名曰逆，如夫差国已乱，民已疲，尚有事齐、晋是也。”

(10)五者之数，各有其道：意谓以上五种战争，各有各的应对办法。《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数”作“服”。朱墉引金千仞曰：“‘各有’二字是一样有一样服他的道理，不可参错紊乱意。”

(11)义必以礼服：意即义兵必须以礼仪去折服它。施子美曰：“兴师之名虽则不同，制敌之术亦随以异。故以义师至者，则吾以礼服之。楚人对齐侯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是礼也，齐安得不退而同盟乎？”刘寅曰：“义者果断，礼者辞让，故礼可服义。”朱墉引《大全》曰：“彼既能禁暴而救乱以行其义，必不敢动于非礼，我则修饰典礼，使之闻之，自然罢兵，是以礼服之也。”又引黄皇肱曰：“礼服如撤樽以悔其罪，解组以迎其师，晏子之所以劫晋也。声大义者必责人之无礼，行之以礼，虽义必屈。”薛国安说：“对于‘义兵’，要通过论‘礼’来折服它。这里的‘礼’是指周王室规定的处理诸侯国关系的法则或规定，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际法或战争法。虽然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这些‘礼’早已失去了对列国的约束力，但对于自命为‘义兵’的对手，却仍可搬将出来，用来指责对方行为不合‘礼’之处，争取能够使之折服。论‘礼’说理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解决的过程。”

(12)强必以谦服：意即强兵必须以谦逊去折服它。施子美曰：“彼以强兵，吾则以谦服之。许男面缚含璧，是谦也，楚安得而不释之乎？”刘寅曰：“强者恃力，谦者逊顺，故谦可服强。”朱墉引《大全》曰：“彼既恃其强暴，我则示以谦卑，彼必轻我，然而乘隙破之，是以谦服强也。”又引黄皇肱曰：“谦服如谢罪鸿门而不为耻，退居巴蜀而不为辱，汉高之所以殒楚也。恃强力者，必制人之强者也。守之以谦，而强自柔。”薛国安说：“对于‘强兵’，要用谦让使对方悦服。谦让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谋略。先退一步，往往能为己方赢得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中，晋文公‘退避三舍’就可视为一种‘谦服’的策略。晋文公这一退，既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又将楚军引至城濮预设的战场，赢得了军事上的先机，从而为取得决战胜利奠定基础。谦让必须有度，如果依靠一味退让来制止战争，那就同战败没什么区别了。”

(13)刚必以辞服：意即刚兵必须以言辞去说服它。施子美曰：“以刚兵来，吾则以辞服之，如宾媚责以辞是也。”刘寅曰：“刚者忿怒，辞者婉曲，故辞而服刚。”朱墉引《大全》曰：“彼既因怒而来，必刚忿性疾，我则以恶辞激之，使其愈怒而速战，我则设奇伏之兵，坚壁自守，不与之斗，俟其怠归，发伏运谋夹击之，此谓刚以辞服也。”又引黄皇肱曰：“辞服如卑词行成以长其骄，生聚训练以乘其懈，勾践之所以沼吴也。又云刚愎自用，正辞可止。”薛国安说：“对‘刚兵’，要用言辞说服它。‘刚兵’因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常常会在战略筹划、作战部署等方面出现漏洞，这时候指出对方的弱点，晓以利害，就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从而制止战争。”

(14)暴必以诈服：意即暴兵必须以诡诈去制服它。施子美曰：“以暴兵而来，吾则以诈服之。郑公子突为三覆以殪戎是也。”刘寅曰：“暴者猛烈无谋，诈者诡之以计，故诈可服暴。”朱墉引《大全》曰：“弃礼贪利，凶暴之兵必无深谋，我则以诡诈之计服之。”又引黄皇肱曰：“诈服如公瑾之纵火伪降以褫老瞒之魄是也。暴戾寡谋，诡诈可使。”薛国安说：“对‘暴兵’，要用谋略制服它。‘暴兵’贪利，因此可以用‘利而诱之’等计谋战而胜之。”

(15)逆必以权服：意即逆兵必须以权变去压服它。《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此句下有“此其势也”一句。施子美曰：“以逆兵来，吾则以权服之。谢玄权其利害以胜坚是也。”刘寅曰：“逆者反常失道，权者因变制宜，故权可服逆。”朱墉引《大全》曰：“彼既国乱民疲，复举兵革之事，动起大众而来战，我则制为权变以服之。”又引黄皇肱曰：“权服如幼度之阵后大呼，以丧苻坚之胆是也。一说‘权’谓权柄之‘权’，逆节横行，秉是可夺也。”李硕之说：“吴起在军事理论上的可贵之处，是对战争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他初步地探索了战争的实质问题，试图揭示战争发生的根源和区别战争的不同类型，并提出对付不同类型战争的方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争理论体系。他作为封建社会初期的军事家，能够模糊地看到了战争的某些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并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其见解也是独到的，表明人们对战争问题的认识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这无疑在战争观方面，比《孙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从其分类和分类的标准可以看出，吴起显然注意到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他虽然看不到战争的阶级实质和社会作用，但是他毕竟认识到应当实行有利国家、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反对违背人民意愿和国家利益的非正义战争，这是难能可贵的。吴起在战争问题上的这一系列见解，不仅超出了前人，同时也超出了同时代的兵学家，从而有助于建立起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军事理论。”薛国安说：“吴起提出的‘五兵五服’，只是理论上的分析而并非制胜的铁则。在实践中，‘兵’之性质固难明确区分，‘服’之方略更难一概而论，如果片面遵循这一理论，就不免会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之中而招致失败。另外，不论是‘礼服’‘谦服’，还是‘辞服’‘诈服’‘权服’，都要以一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否则不仅不能服敌，还会为敌所制。”钮先钟说：“现在就要讨论到吴子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最具有特色的观念，甚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古代兵家几乎从未有人注意到战争起因和性质的问题，也许只有吴起为例外，甚至于孙子也应自叹弗如。……也许可以说，吴起好像是我国古代的克劳塞维茨，因为他这一段文章可以算是一篇简明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其次对战争分类和定名，并对每一类战争的性质作简明的界定；最后再概述对于五种不同的战争，应用何种手段（方法）来加以克服。此种对战争起因和性质所作的分析，虽然不免简略，但在中国古人的学术著作中，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所以仅凭这一点，似乎即足以奠定吴子在战略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译文】

吴起说：“战争的起因概略而言有五种：一是争名，二是争利，三是有长期积累的仇怨，四是内乱，五是饥荒。战争的名称也有五种，一是义兵，二是强兵，三是刚兵，四是暴兵，五是逆兵。禁止暴政、拯救危亡的叫义，仗恃兵员众多而侵略别国的叫强，因为愤怒而兴兵打仗的叫刚，背弃礼仪、贪图利益的叫暴，不顾国中混乱、民众疲惫而发动战争、扰动民众的叫逆。以上五种战争，各有各的应对方法：义兵必须以礼仪去折服它，强兵必须以谦逊去折服它，刚兵必须以言辞去说服它，暴兵必须以诡诈去制服它，逆兵必须以权变去压服它。”

六

武侯问曰(1)：“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2)。”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3)，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4)。昔齐桓募士五万(5)，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6)；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7)。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8)；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9)；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10)；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11)；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12)。此五者，军之练锐也(13)。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14)。”

【注释】

(1)武侯：即魏武侯，魏文侯之子，姬姓，魏氏，名击，谥武。公元前396—前370年在位，期间魏国较为强大，曾攻郑、侵赵，屡败秦，攻取楚之鲁阳（今河南鲁山），略地至楚方城（今河南南阳东北）北。又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洛阴（今陕西大荔）、王垣（今山西垣曲东南）、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等地先后筑城。

(2)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意即我愿意听您阐述治理军队、征调兵员以及巩固国家的道理。料民，调查人口情况，以作为征兵的依据。一指考量人才以合理使用。傅绍杰说：“料，有较量、审度、分析、研判之义。料己料敌均同此义。在本节之中偏于料己。”固国，巩固国家。朱墉引《大全》曰：“整治其兵之行伍，料理其人民之众寡，固守其国之疆宇，此皆有道焉，不可不知也。治兵在料人，而治兵、料人即所以固国，非截然三项也。”又引王汉若曰：“兵不治则纷而无纪，人不料则其才不见，国不固则瑕衅易生。”

(3)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慎守君臣之间的礼法，整顿上下等级之间的礼仪。谨，谨慎，慎守。饰，修饰，整饰，整顿。施子美曰：“吴起对之以‘谨君臣之礼’，至于‘以备不虞’者，盖有以明其分，而后可以因民而设教；有以教其民，而后可以选士而设备。君尊如堂，臣卑如陛，其礼固不同也。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其仪不一也。礼其本也，仪其用也，因是礼而后可以定是仪。谨其礼则尊卑有异等，贵贱有异位；饰其仪则金鼓有异制，旗物有异章。以此而治兵，亦足以明其分矣。”刘寅曰：“古昔明哲之王，必谨慎君臣之礼，修饰上下之仪，君有为君之礼，臣有为臣之礼，居上处下，皆有仪则也。”朱墉引王汉若曰：“以礼为治国之大经，必谨其礼，使尊卑之等明，上下之分定，然后治兵料人可以次第举行，而固国不难耳。”

(4)“安集吏民”四句：意谓团结官吏安抚民众，以顺应习俗为前提教导他们，选拔征募精锐之士，以防备敌人的突然侵袭。安集，安抚团结。顺俗而教，朱墉引王汉若曰：“人之刚柔悫诈、奋志灭耻，各有不同者，俗为之也。明王因其俗而练之，不拂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便是顺俗而教。”顺俗，顺应风俗。简募，选拔征募。朱墉引陆萝雨曰：“简募，看下文齐桓募士数句，此简募者兵也，非将也。”良材，指精锐之士。朱墉引《大全》曰：“良材即下文五者练锐之材也。不简而溷于侪伍之中，则真伪难辨；不募而阻于方隅之限，则蒐罗不广。如杜伏威募敢死之士五千，唐太宗检选精锐号为奇兵，柴世宗谓朘民之膏血，奈何食此无用之物。且羸弱既无用，使健懦不分，众无所劝。”不虞，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这里指敌人侵袭。施子美曰：“惟有以明其分，而后民安其俗，而无苟且之心，故吏民可以安集，而教之所施，可以因俗而化矣。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此吏民之所以安集也。修其教不易其俗，此教之所以顺俗也。安而顺之，则秦人之性劲，齐人之性刚，燕人之性悫，楚人之性轻，与夫蕃长于马，汉长于弩，以此而料人，亦足以教矣。惟有以教之，而后人材有成，而有可用之实。故良材可得而简募，而不虞之患亦可以有备矣。简募良材，则有智者可以主谋，有勇者可以制敌，有严者可以制军。既简募之矣，一有不虞之患，岂不足以备之乎？成周之际，正之以九仪，辨之以旗物，凡若此者，所以谨礼饰仪也。安之以本俗，教之以时田，凡此者，所以安集而教也。一有用焉，会其卒伍以起军旅，颁其士庶以备所守，又岂不足以为备乎？”刘寅曰：“安集吏民，顺其风俗而教之，简选召募良能材勇之人，以防备不测之事。”李硕之说：“在本篇，吴起提出了‘简募良材，以备不虞’的名言。主张重用有才干的人，把他们选拔到重要位置上，把那些乏德无才的人放在下层，以求各得其所，各从其志，人尽其才。对军队主张加强战备，士卒应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进行编组训练，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作为军队建设的骨干和作战中的突击力量，以待突然事变。从内容到实质，这句名言对于在和平时期加强军队建设，做好战争准备，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所以，一直被古往今来的军事家、将领所乐道，奉为治军强兵之要事。”陈宇说：“‘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是本篇中的经典句。”又说：“吴起主张，在做好政治工作的前提下，要做好了解人、选拔人和组织人的工作，从而充分发挥人在作战中的长处。”又说：“在本篇中，魏文侯提的问题本来是‘治兵’‘料人’‘固国之道’，但是吴起的回答却先强调做好‘吏民’的教育工作：‘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在吴起看来，要‘治兵、料人、固国’，国君平时必先做好民众的‘料’‘治’工作，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是不行的。接着，吴起针对魏文侯提出的问题回答了八个字：‘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并举出从前齐桓公、晋文公和秦穆公‘简募良材’就能称霸的故事作为例证。当然，这三个君主之所以成为霸主，还有其他重要因素，但从这三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做好‘简募良材’工作的重要。”

(5)齐桓：即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谥桓。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即位后任管仲为相，对内实行改革，国富民强；对外打出尊王攘夷旗帜，北伐山戎，南抑强楚，勤王平乱，救卫存邢，威望盖于诸侯。周襄王元年（前651），在葵丘（今河南民权东北）约集宋、鲁、卫、郑、许、曹等国会盟，周襄王亦派代表参加。他在会上发号施令，周王正式承认其为“盟主”。在位期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开春秋时期大国称霸之局面。

(6)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意谓晋文公招募无畏前行的勇士四万，借此实现志向。晋文，即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姬姓，名重耳，谥文。公元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晋献公末年，重耳因遭骊姬之乱，先后逃亡狄、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在外十九年，尝尽人间炎凉。由秦发兵护送回国继承君位后，平定内乱，整顿内政，增强军队。号召诸侯勤王，平周室王子带之乱，迎襄王复位。与楚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诱敌深入，打败楚军，称霸诸侯。后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主盟诸侯，周襄王亲自前来犒赏，并策命他为“侯伯”，确立了霸主地位。获其志，指实现志向。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吴起关于‘治武备’主要谈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在强兵’，必须挑选、招募勇武之士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说：‘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阵三万，以服邻敌’（《图国》）。二是加强战备，立足有备无患，《料敌》指出：‘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戒’就是戒备、战备。要求‘简募良材，以备无虞’（《图国》）。”

(7)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意谓秦穆公建设冲锋陷阵的三万部队，以此制服敌对的邻国。秦缪，即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谥缪，又作“穆”。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任用百里奚、蹇叔等奋发图强，图谋争霸，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东）大破晋军，俘获惠公。后又吞灭梁（今陕西韩城南）、芮（今陕西大荔南），将国土向东推至黄河。殽之战失败后，转而向西扩张，攻灭十二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陷陈，指冲锋陷阵的敢死士卒。

(8)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意谓把民众当中那些勇敢强壮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卒，原指古代军制单位之一，周制百人为卒。这里指一支部队。刘寅曰：“故强国之君必料量民力而简选之，民有胆勇气力，能搴旗斩将者聚之为一卒。”

(9)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意谓把那些乐意作战出力以显示其忠诚勇敢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

(10)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意谓把那些能够登越高墙、跋涉远途、腿脚轻便、善于奔走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逾高超远，登越高墙，赶赴远地。轻足善走，腿脚灵便，善于奔走。

(11)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意谓把那些曾经失职丟官而如今想杀敌立功重获君主赏识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王臣失位，指大臣失职丢官。

(12)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意谓把那些曾经弃城逃跑擅离职守而如今想洗刷耻辱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去守，擅离职守。丑，耻辱。刘寅曰：“弃所守之城而逃去，心欲力战取胜，除其前日之丑者聚之为一卒。”

(13)此五者，军之练锐也：军之练锐，指军队中高素质的精锐之士。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这种练锐之士类似《孙子》所说的‘选锋’，也就是《荀子·议兵》所说的魏国的‘武卒’。‘武卒’就是在征兵制基础上运用募选的方式所组建的精锐部队。”施子美曰：“此又申言古之强国者，未有不料人而用之。齐桓之募士五万，晋文之前行四万，秦穆之陷阵三万，是皆料人而用之也。或五万，或四万，或三万者，其所得之数有多寡也。且以汤之伐夏也，尚有必死之士六千人；武王之伐商也，尚有虎贲之士三千人，况于列国之伯者，可不料人而用之乎？强国之君所以料其民者有二法：有因其材而用之者，有因其志而用之者。胆勇气力，乐以进战，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此因其材而用之也。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弃城去守而欲除其丑，此因其志而用之。此五者既因其材、因其志，则人皆可用之人矣，真所谓练锐之士也。有此三千人，自内而出，可以决围；自外而入，可以屠城，况又不止于三千者乎？其在太公练士之法，有所谓冒刃之士，有所谓陷陈之士，有所谓冠兵之士，有所谓倖用之士。是亦吴起料民之意也。故太公继之曰：‘此军之练士，不可不察也。’”朱墉引《大全》曰：“皆是使人自为奋励之意。这个锐，不是要我去锐他，他已自具一锐在那里，但我使他各为一卒，便是练处。”钮先钟说：“这是吴起的精兵主义思想在其书中的首次出现。”陈宇说：“怎样做好‘简募良材’的工作呢？吴起说：‘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这里用‘必’字强调，说明了解民众的工作是挑选和招募人才工作的前提，是非做好不可的。在冷兵器时代，吴起的人才标准是：胆量过人的，乐于冲锋以显示自己忠勇的，能攀高跳远、轻快善走的，急于立功赎罪的，等等。‘良材’被‘简募’到之后，吴起认为还要认真做好组织编队工作，以便充分发挥每个人在战斗中的长处。其中还应注意的是：‘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这样的人，吴起认为不仅要利用他们，而且还要让他们成为军队中的‘练锐’。吴起这种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思想，在古代是非常可贵的。尽管这些人才标准在今天已经发生变化，但这一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14)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决围，突围。刘寅曰：“内奋而出则可以决人之围，外驰而入则可以屠人之城矣。”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固国在料人，料人正所以治兵而必本之以礼。”钮先钟说：“值得注意的是‘决围’和‘屠城’的文字，因为足以显示战争形态的演进，和孙吴二子时代背景之不同。孙子在其书中明白指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经过长期的准备，付出重大的成本，而‘城不拔’则更是一种灾难。……孙子是春秋后期的人，那时攻城的技术远不如守城的技术，所以孙子才会认为那是不得已的下策。到吴起的时代，历史已由春秋进入战国，战争形态已有很多改变，而城的攻守也成常见的现象。从吴子所用‘屠城’两字来看，即可以想见当时战争的惨烈，简直是惨无人道。”陈宇说：“关于本篇中‘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之句，古今有不少学者把‘屠城’这一概念，孤立地解释成‘对城市民众的屠杀’，评论《吴起兵法》的主张是如何残暴等，从而佐证吴起的战争观。其实联系本篇上下文，再从吴起的作战思想、对战术的要求上去考虑，可以看出它的原意应是从里面向外出击可以冲破敌军的包围；从外边向里面进攻可以攻破敌军据守的城邑，并非对城市的屠杀之意。”

【译文】

魏武侯对吴起说：“我愿意听您阐述治理军队、征调兵员以及巩固国家的道理。”吴起答道：“古代的贤明君主，一定会慎守君臣之间的礼法，整顿上下等级之间的礼仪，团结官吏安抚民众，以顺应习俗为前提教导他们，选拔征募精锐之士，以防备敌人的突然侵袭。从前齐桓公招募兵卒五万，凭此称霸诸侯；晋文公招募无畏前行的勇士四万，借此实现志向；秦穆公建设冲锋陷阵的三万部队，以此制服敌对的邻国。所以强大国家的君主一定会调查人口情况，把民众当中那些勇敢强壮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把那些乐意作战出力以显示其忠诚勇敢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把那些能够登越高墙、跋涉远途、腿脚轻便、善于奔走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把那些曾经失职丟官而如今想杀敌立功重获君主赏识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把那些曾经弃城逃跑擅离职守而如今想洗刷耻辱的人，集中起来组建一支部队。这五支部队的人，都是军中的精锐之士。有这样三千人，由内出击可以冲破敌人的包围，由外进攻可以摧毁敌人的城池。”

七

武侯问曰：“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1)。”起对曰(2)：“立见且可，岂直闻乎(3)！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4)。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5)。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6)。”

【注释】

(1)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施子美曰：“用兵有当然之理，故不可不之求。人君有乐听之心，故求之为甚切。陈守必定必固、战必胜，用兵之理当然也。武侯欲必其然，故以是而求之吴起，而欲愿闻之。是三者为之必有其道。”

(2)起对曰：《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起”字。

(3)立见且可，岂直闻乎：意谓立即见到成效尚且可以，岂止只是听听而已。直，但，只不过。《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此两句。施子美曰：“其为道无甚难言者，立则见其参于前，殆可以立谈判矣，岂直闻之而已乎？”

(4)“君能使贤者居上”三句：《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君”下无“能”字，“肖”下无“者”字。施子美曰：“夫贵足以驭贱，则其势不乱。下乐以从上，则其心不散。道可以得民，则其功可成。所谓陈定、守固、战胜之理，于此可必矣。贤而尊之于上，不肖者属之于下，则贵可以驭贱矣。孰谓阵不定乎？”刘寅曰：“立众人之所易见者犹之可也，岂欲直闻陈之必定，守之必固，战之必胜乎？”陈宇说：“从前官吏和将帅是世袭的，吴起则反对‘世卿世禄’，打破原来的世袭制度。主张任人唯贤，选贤任能，重用有贤德和有才能的人，把他们选拔到统治阶级的上层，担任要职，以利治国安民；对于缺少德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能把他们放在下层使用。任用‘贤者’还是任用‘不肖者’，这是能否治好国家、治好军队的一个关键问题。”

(5)“民安其田宅”三句：意谓国君如果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亲近管理他们的官员，那么防守必能稳固。有司，指官吏。施子美曰：“民安其俗，乐其业，服其上而循其教，则下乐于从上矣。孰谓守之不固乎？”刘寅曰：“使吾民皆安居其田宅，亲爱其有司，则守已先固矣。安其田宅，民不失业矣。亲其有司，民知爱其上，死其长矣。”朱墉引《大全》曰：“民者国之根本，本固邦宁，但民不能自安，是在上者有以使之安，则民始安也。”

(6)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意谓百姓如果都认可自己的国君而反对邻国的国君，那么打起仗来一定能够取胜。是，拥护，支持。非，反对。《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是”下无“吾”字。施子美曰：“是其君则直在我，非邻国则曲在彼，是道可以得民也，孰谓其战之不胜乎？昔晋之伯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是贤不肖得其所。农工皂隶不知迁业，则安其居而亲其上也。民无谤言，是其君也，此晋之所以强。”刘寅曰：“百姓皆以吾君为是，而以邻国为非，则战已先胜矣。以吾君为是，以邻国为非，则可与之同死，可与之同生，而不畏危也。”朱墉引《新宗》曰：“最难调摄者，百姓是非之口也。今百姓皆以吾君为是，而自效死力于君，乐为之战矣，焉有不胜者乎？”又引《开宗》曰：“此节言定阵、固守、战胜之道，只在用贤亲民之间。”

【译文】

魏武侯对吴起说：“我愿意听您阐述布阵必能安定、防守必能稳固、打仗必能取胜的道理。”吴起答道：“立即见到成效尚且可以，岂止只是听听而已！国君如果能把贤能人士提拔到高位，让没有才能的人居于低位，那么布阵必能安定。国君如果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亲近管理他们的官员，那么防守必能稳固。百姓如果都认可自己的国君而反对邻国的国君，那么打起仗来一定能够取胜。”

八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喜色(1)。起进曰(2)：“昔楚庄王尝谋事(3)，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4)：‘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得其友者霸(5)。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6)。’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7)。”于是武侯有惭色(8)。

【注释】

(1)“武侯尝谋事”三句：意谓魏武侯曾经与大臣谋划国事，群臣没有一个人的见识能超过他，退朝后武侯心中得意，面带喜色。《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武侯”前有“魏”字。施子美曰：“人莫不有求胜人之心。人之所以求胜人者，矜也，忌也。矜则欲夸己之长，忌则恶人之出其右。人孰无是矜忌之心？人而无矜忌之心，则无胜人之心矣。是心也不独众人有之，虽君乎人上者，亦有所不免。隋炀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以诬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以罪诛，帝诵其嘉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胄复作此语耶？’文章末技耳，岂人君所宜与臣下争能？今隋帝知其不如而幸其死，此其求胜之心，为如何耶？隋帝亡国之君，固不责，乃若唐太宗与臣言事，引古人以折之，使之愧恐而后已。太宗且尔，况其他乎？”朱墉引汪殿武曰：“罢朝而有喜色者，在朝之臣岂无智虑过武侯者，由武侯好谀恶直，群臣罔敢与衡，甘为退逊耳。武侯不以为忧，反以为喜，即此愈足以证其骄矜之念矣。”李硕之说：“本篇的最后一段，论述的是‘武侯与群臣商讨国事’的一个小故事。表面看来，似乎与吴子论兵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然而它是‘图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内修文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说明治国制军，君主必须谦虚谨慎，去蔽纳谏，广谋从众，励精图治，决不可自命不凡，孤芳自赏。更不能嫉贤妒能，专断蛮横，唯我独尊，使自己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这个小故事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学庄王之忧，莫学武侯之喜。’”按，本段叙述的小故事，又见载于《荀子·尧问》。

(2)起进曰：《群书治要》卷三十六“起”前有“吴”字。

(3)昔楚庄王尝谋事：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芈姓，熊氏，名侣，又作“吕”“旅”，谥庄，又称“荆庄王”“严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即位之初耽于淫乐，不理政事。经伍举、苏从屡谏，乃省悟，委伍举、苏从以国政，伸张王权。重用孙叔敖改革内政，兴修水利，平定若敖氏之叛乱，连年出兵北伐，力图称霸中原，先后伐宋、陆浑之戎（在今河南嵩县北）。周定王元年（前606），陈兵于周郊，问周王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之势。先后灭庸、舒、陈诸小国，将楚国推向全盛时期。又大败晋军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成为代晋而起的中原霸主。《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尝”字。

(4)申公：即申叔时，春秋时楚国大臣。刘寅曰：“申公，申叔时也，盖楚申县尹而僭称公者也。楚子爵而僭称王，故其臣皆僭公，如叶公、白公之类是也。”

(5)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意谓能得到可以作为老师的人才的君主可以称王，能得到可以作为朋友的人才的君主可以称霸。朱墉引刘拱辰曰：“从来圣贤其道德足以为君之师表者，决不肯屈节求售。必人主有德以感召之，又尽其礼以尊崇之，彼方动其泽民之志而翻然乐出，斯之谓能得。”又引《大全》曰：“降君臣为师友，其器量识见自非世主可及，为其所得者，自不同于逢迎将顺之流。”

(6)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意谓群臣没有一个能超过我，这样下去楚国会陷入危境。殆，危险。《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及者”作“之过”，无“国”字。刘寅曰：“圣者，神明不测之号。贤者，才德出众之称。得师者王，成汤之于伊尹；得友者霸，桓公之于管仲是也。楚庄此言真可为万世法。《书》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楚庄其亦知此道欤？”朱墉引李卓吾曰：“吴子所引之言，似为拂君，而不知实为爱君，即古良臣进规当不过此。”

(7)“此楚庄王之所忧”三句：《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作“庄王所忧”。施子美曰：“贤矣哉，楚庄王也！谋事而群臣莫及，是可忧也。庄王之所以忧者，谓其世不绝圣，国不乏贤也。得其师而后可以王，得其友而后可以伯。若此者，盖其所得之材不同，故其所成之功亦异。才可以为师，则可以王；才可以为友，则可以伯。吕望之为文武师，干木之为文侯友，此王伯之所由分也。今以庄王之材，而群臣莫之及，则是楚国无材也，岂不殆哉？楚王之所忧，而武侯之所喜，宜吴起举是以谏之。然尝论之，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桓公之于管仲，亦学焉而后臣之，则伯者之于臣，未尝不以为师也。此之所言，以其才之小大也，非师而后王、友而后伯也，不然《书》何以言能自得师者王。”

(8)于是武侯有惭色：《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有惭色”作“乃惭”。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武侯有自骄之萌，起能革君心之非。”朱墉《全旨》曰：“《吴子·图国篇》虽每节问对自为始终，然细玩文意，原自一气贯下，通章不离‘图国’二字。盖国之本恃贤与民，图国之术在文与武，未有不得民之心而可以用民者也，未有不得贤之心而可以治民者也。故欲得民之心，不外于亲爱教训而主于和；欲得贤之心，不外于尊礼虚受而主于敬。而其亲教之实，惟加意绥理动抚而已。亲教既成，民有耻心，自能知方效力，固结而不可解，国有不安者乎？若内外纲纪文德武功俱已兼尽，当知起兵之由与制人之道，然后选卒练兵，为不可胜之计。是可见战守之方，不必事乎奇谋诡术，总于上下吏民而得之。究其所以能然者，敬贤礼士之效也。此汤、武帝王之大略也。”钮先钟说：“《吴子》全书中最值得重视的即为其第一篇《图国》，那也代表了《吴子》战略思想的最高境界，实可谓全书的精华。”又说：“《图国》篇是《吴子》全书中最完整的一篇，也是最精彩的一篇，足以代表其对于国家战略的若干创见，可以算是其思想的结晶。”张世超在《〈吴子〉研究》一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中说：“吴起不仅是一位军事家，还是一位政治家。《史记·吴起列传》记有吴起与武侯浮西河论山河之固在德之事，《韩非子·内储说上》记有吴起为西河守取秦小亭之事，皆与《吴子》此处所记相类。《吴子》其他地方也可以见到政论片断，如《图国》篇：‘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类似的议论是符合吴起的生平行事和思想的。如果战国末年一专事武学的人托名作《吴子》，是不会想到表现这类思想的。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兵书便可明白。《吴子·图国》：‘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与《国语·齐语中》‘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句相同，‘百姓’皆与‘民’对举，义为百官，这是一种较古的词义，战国末人行文不如此用了。以上的现象说明，《吴子》的作者在撰写该书时，手里是有一些吴起的著述及其他较早的材料的。其实，《吴子》一书中‘吴子曰’和‘起对曰’叙述方式的不协调，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译文】

魏武侯曾经与大臣谋划国事，群臣没有一个人的见识能超过他，退朝后武侯心中得意，面带喜色。吴起进谏说：“从前楚庄王曾谋划国事，群臣没有一个人的见识能超过他，退朝后他神情忧虑。申公问道：‘国君您为什么神情忧虑呢？’他回答：‘我听说，世上的圣人不会断绝，国中的贤人不会缺乏，能得到可以作为老师的人才的君主可以称王，能得到可以作为朋友的人才的君主可以称霸。而今我没有才能，群臣也没有一个能超过我，这样下去楚国会陷入危境。’这是楚庄王忧虑的事情，您却为此高兴，我私下为您感到忧惧。”武侯听后面露愧色。





料敌第二


【题解】

本篇题为“料敌”，着重于研讨如何分析、判断敌情，以及立足于“料敌”的治军用兵之术。

在第一节，吴起首先提出了“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的思想，指出只有加强对敌戒备，才能在危机四伏的国际斗争中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第二节，吴起针对魏武侯的询问，较为细致地分析了齐、秦、楚、燕、赵、韩等国的国情，内容包括民情、国力、君臣关系、军队素质等，并分别给出了打败这些国家应采取的具体战术。

第三节，吴起特别就魏国军队建设强调了人才的重要。对于那些具有战斗能力的“虎贲之士”“坚阵之士”，君主要“选而别之，爱而贵之”。这些人是“军命”，能决定一支军队的命运，因此要“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以此激励他们报效国家，贡献才智。

第四节概括了八种“击之勿疑”的情况，以及六种“避之勿疑”的情况。吴起在这里认为仗打还是不打的依据，不需根据神秘莫测的占卜结果，而应根据扎扎实实的料敌功夫与实战经验，秉持“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作战原则。

第五节介绍了如何通过表象获知敌人的实力与意图，进而针对不同的情况，或采取“以一击十”之术，或采取“以半击倍”之术，取得作战的胜利。

第六节描述了十三种“急击勿疑”的情况，补充、延伸了第二节的内容，进一步显示了吴起对“料敌”的高度重视，以及他在这方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心得。吴起在此还提出了“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用兵原则，认为要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并给予痛击。这条原则将孙武的“知彼知己”“虚实”“众寡”“专分”等军事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历来被视为用兵者的箴言。

清人朱墉在《吴子汇解》中概括本篇之“全旨”说：“此章大意在筹度敌情，即孙子知彼之旨。盖敌之强弱不知，虚实不明，或以轻待重，或以怯待勇，或以散待整，或以懈待严，或以乱待治，未有能取胜者也。惟知敌之所长，更知敌之所短，长者从而避之，短者从而攻之，伺隙捣虚，以我之长，乘彼之短，敌无不为我所败者。然敌虽有可击之机，使我无可用之卒，亦不能取胜，是在厚养勇士而为击敌之资。乃敌情多端，因应不一，由于方隅土俗者，此固平日之大概。而由于将不知兵者，或强变为弱，实变为虚，则有一时之机宜，必剖决分明，然后进退无愆，举止不误，不然事会一失，当面错过，奚能以制胜乎？而敌情之显露，又有不能掩饰者，在我有观察之明，则虚实自呈。吴子又发出‘趋危’二字，正兵贵神速之道也。十三可击，约举示人，皆愚将所致，偶然遭逢，乌可视为易得之事？故以急击断之。此章前段言料敌，后段言选士。料敌者，知彼也；选士者，知己也。然必先选士养己之势力，然后料敌有可乘之隙而取胜也。”概括可谓全面，可为参考。

一

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1)，楚带吾南(2)，赵冲吾北(3)，齐临吾东(4)，燕绝吾后(5)，韩据吾前(6)。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7)？”起对曰：“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8)。今君已戒，祸其远矣。

【注释】

(1)今秦胁吾西：意即现在秦国威胁着我国的西部。秦，秦国，战国七雄之一。辖境在今河南西部、陕西中部、甘肃东南一带地区。秦国在魏西，与魏在今河南西部、陕西东部接壤。胁，威胁，胁迫。吾，指魏国，战国七雄之一。其疆域约有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北部，兼有河北广平、大名，山东冠县、河南黄河以南沿河地及陕西华阴左右、韩城南部一带。刘寅曰：“秦大国，而居其西，故曰胁，谓迫胁于西秦之国，势之逼也。”

(2)楚带吾南：意即楚国包围着我国的南部。楚，楚国，赵国七雄之一。疆域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西北），南达洞庭湖以南，西北至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被及河南南阳。战国时疆域进一步扩大，东北到今山东南部，东南有钱塘江以北地，西南直至今广西西北角。楚国在魏南，与魏在今河南南部接壤。带，傅绍杰说：“本为衣带，引申之有包围之意。”刘寅曰：“（楚）在魏之南，如衣带之相连接也。”

(3)赵冲吾北：意即赵国正对着我国的北部。赵，战国，战国七雄之一。疆域相当今河北西部，山西中部、北部，陕西东北角和内蒙古河套地区。赵国在魏正北，与魏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接壤。冲，向，对着。刘寅曰：“赵籍本晋大夫，与韩、魏共分晋地，为诸侯，都邯郸，与魏最近，故曰冲，言为魏之冲要也。”

(4)齐临吾东：意即齐国逼临我国的东部。齐，齐国，春秋末年姜姓齐国被田氏（即陈氏）所篡，在魏武侯初年正式被周天子策命为诸侯。此当指田氏齐国，战国七雄之一。疆域东至于海，南到泰山，西达黄河，北及无棣（今属山东），相当于今山东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半岛地区。齐国在魏东，与魏在今河南东南、山东西南接壤。刘寅曰：“齐为大国，故曰临，言势之大如居上而临下也。”

(5)燕绝吾后：意即燕国阻断我国的后方。燕，燕国，战国七雄之一。疆域约有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及山西东北角。秦开击退东胡，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扩展了东北疆土。魏、燕并非邻国，燕在魏东北方，中有赵、齐相隔，燕与赵、齐北部接壤。其如与魏交恶，则赵、齐攻魏便无后顾之忧，故魏之退路便被断绝。绝，阻断，断绝。刘寅曰：“绝吾后者，谓断绝其后，退无所往也。”

(6)韩据吾前：意即韩国盘踞在我国的前方。韩，韩国，战国七雄之一。疆域有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地区。韩在魏正西，与魏在今河南中部接壤。据，盘踞，扼据。刘寅曰：“据于前者，谓据抗于前，进无所之也。”

(7)“六国兵四守”三句：意谓这六个国家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国，形势极为不利，我对此感到忧虑，该怎么办呢？施子美曰：“魏大梁之墟，故晋之都也。秦居其西，楚居其南，燕、赵在其北，齐居其东，而韩据其前，此古战场之地也。惠王尝曰：‘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是魏之见陵于六国也，为有日矣。今以武侯庸僝之材，而当六国之冲，得无忧乎？是固可忧也。而有不足忧者，以知所戒也。何者？有备则无患。”刘寅曰：“六国之兵四面与吾相守，其势甚有不便者，忧此将为之奈何？”朱墉引《大全》曰：“魏之形势在天下之中，左右前后皆属邻封，四面受敌，日无宁息，不可不预为防备。武侯之意实以发奋图霸以为雄于天下，正见其忧深虑远，与他人苟安目前者迥异。”

(8)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意谓安国保家的方法，最先重视的是要有所戒备。施子美曰：“居山者虑虎豹之为患，则必谨陷阱以为戒。居市者虑穿窬之为患，则必修垣墙以为戒。苟知所戒，祸不及之。在《易》之《萃》曰：‘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而范文子之告楚子亦曰：‘君其戒之。’是知戒之所以为宝也。燕惟不虞制故亡，鲁惟不备邾故北。今武侯既知所戒，六国虽强，吾何畏彼哉？”朱墉引尤尺威曰：“‘先戒’当就君心言，戒者心中儆惕，不敢自安之意。祸患至而始戒，虽戒无益也。惟人君先存此心，绸缪于未雨，则安国家之道不外是，岂不为宝？”又引赵克荣曰：“圣智之心，如临深履薄，故于国家之事，思患预防，无一不周，则动静俱获安全，非国家之宝而何？”又引周鲁观曰：“能常存戒惧之心，则所以谨设战守，预备提防，自无不严密强大，无隙可乘矣。”李硕之说：“熟知敌我双方情况，是探求战争客观规律的基础。而查明、分析和判断敌情，又是定下作战决心，采取不同作战方法，歼灭敌人，夺取战斗胜利的主要依据。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吴起，他能够从魏国的地理条件出发，针对魏国处于六国包围之中的不利态势，首先用极为精炼和高度概括性的语言，向魏武侯提出了‘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总方针，认为只有加强戒备，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这确实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从战略的高度，立足于魏国，着眼于‘戒备’，对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条件、民情风俗，以及六国军队的素质、阵法特点诸方面的优劣情况，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判断。在‘料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对付六国不同的作战指导方针和具体的作战方法。这些又都是对‘先戒为宝’的战略方针的具体化。”钮先钟说：“孙子曰‘先知’，吴子曰‘先戒’，他们所重视同样都是那个‘先’字。简言之，他们都同样具有未来意识，前瞻导向。二者之间又是那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先戒必须先知，先知的目的即为先戒。”

【译文】

魏武侯对吴起说：“现在秦国威胁着我国的西部，楚国包围着我国的南部，赵国正对着我国的北部，齐国逼临我国的东部，燕国阻断我国的后方，韩国盘踞在我国的前方。这六个国家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国，形势极为不利，我对此感到忧虑，该怎么办呢？”吴起答道：“安国保家的方法，最先重视的是要有所戒备。现在国君您已有所戒备了，祸害会远离您的。

二

“臣请论六国之俗(1)：夫齐陈重而不坚(2)，秦陈散而自斗(3)，楚陈整而不久(4)，燕陈守而不走(5)，三晋陈治而不用(6)。

“夫齐性刚(7)，其国富(8)，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9)，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10)，前重后轻(11)，故重而不坚(12)。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13)。

“秦性强(14)，其地险(15)，其政严，其赏罚信(16)，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17)。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18)。

“楚性弱(19)，其地广，其政骚(20)，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21)，先夺其气(22)，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23)。

“燕性悫(24)，其民慎，好勇义(25)，寡诈谋(26)，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27)，陵而远之(28)，驰而后之(29)，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30)。

“三晋者，中国也(31)，其性和，其政平(32)，其民疲于战，习于兵(33)，轻其将，薄其禄(34)，士无死志(35)，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压之(36)，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37)。此其势也(38)。

【注释】

(1)臣请论六国之俗：俗，风俗，这里指的是各国的军情特点。傅绍杰说：“俗，不止于一般所谓习俗，内涵有国性、国风、政情、民性、民风、民情，最直接反应的是军中情形。”施子美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因其俗而以求其性，则其临阵搏战之机，皆可得而预言之矣。齐，东国也；楚，南邦；燕为幽蓟之都；秦乃山西之地；而韩、赵又晋之遗壤也。彼其所处之地、所习之性有不同，则及其用之，亦必各从其性之所欲。故或重而不坚，或散而自斗，或整而不久，或守而不走，或治而不用，皆其俗之所习也，乌得同？”朱墉引邓伯莹曰：“起先论六国之俗，正谓知其风俗而致其戒惧度量，则治之道在是，待之道在是，击之道亦在是。”

(2)齐陈重而不坚：意即齐国军阵庞大却并不坚固。陈，同“阵”，阵势。重，厚重，这里指军阵庞大。刘寅曰：“夫齐国之陈重而不甚坚者，以其后轻也。”

(3)秦陈散而自斗：意即秦国军阵分散而各自为战。散，指兵力部署分散。自斗，各自为战。刘寅曰：“秦国之陈人心散而欲自为战者，以其不让也。”

(4)楚陈整而不久：意即楚国军队阵势秩序良好却不耐久战。整，齐整，秩序良好。刘寅曰：“楚国之陈齐整而不能久者，以其数战而民力疲也。”

(5)燕陈守而不走：意即燕国军队的阵势利于防守却不善机动。守，防守。不走，这里指军队缺乏机动灵活的作战能力。刘寅曰：“燕国之陈能守而不能走者，以其性悫而心慎也。”

(6)三晋陈治而不用：意即韩、赵军队的阵势看起来治理得好却并不实用。三晋，原指韩、赵、魏三国，公元前453年晋国一分为三而成，此处专指韩、赵两国。治，治理得好。刘寅曰：“三晋之陈整治而不能用者，以其无死志也。”

(7)齐性刚：刘寅曰：“齐人心性刚忿，如云‘吾姑剪此而朝食’，是其性之刚也。”

(8)其国富：刘寅曰：“其国富饶，以其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也。”

(9)简于细民：意即对下层民众轻慢苛刻。简，轻慢，苛刻。细民，小民，下层民众。

(10)一陈两心：刘寅曰：“言其心之不一也。”

(11)前重后轻：意即前锋部队实力强大，作战能力强；后续部队实力弱小，作战能力差。前，指前锋部队。后，指后续部队。刘寅曰：“前军重而后军轻，言其力之不齐也。”

(12)重而不坚：刘寅曰：“心不一，力不齐，故虽重而不坚固也。”

(13)“击此之道”五句：意谓攻击这种军阵，一定要兵分三路，袭击其左右两翼，以主力正面进攻形成威势，追击敌人，这样敌阵就可以击垮。猎，打猎，这里是袭击、攻击的意思。胁，威胁，这里指用主力部队正面攻敌以形成威势。从，追赶，追击。施子美曰：“齐，山东之国，其人多才强，故其性刚。地之所产，鱼盐为多，故其国富。诗人刺其荒淫怠慢，故其君臣骄奢。孟子言其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加于百姓，故简于细民。政之所宽者，以其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有太公之风，故其政宽。禄之所以不均者，以其田氏封邑大于平公，故不平。以其所媟近之人，驱之虐用之士，故一阵两心，前重后轻，虽重而不坚。若欲击之，则何以哉？于此有术焉。三分其兵，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则其阵必坏。昔晋侯伐齐，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阵之，使乘车者，左寔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其众乃脱走。此正击齐之道也。”刘寅曰：“击此之道必三分吾军，猎齐人之左右，以势胁而从之，其陈可得而坏矣。”

(14)秦性强：刘寅曰：“秦人性强，如所谓‘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也’是也。”

(15)其地险：刘寅曰：“左殽函，右陇蜀，地岂不险乎？”

(16)其政严，其赏罚信：刘寅曰：“步过六尺者有罚，政岂不严乎？立信于徙木，立法于弃灰，赏罚岂不信乎？”

(17)“其人不让”三句：意谓秦国军士好狠斗勇，都有高昂斗志，所以军阵分散而各自为战。不让，不谦让，这里是好狠斗勇的意思。刘寅曰：“其人不相逊让，皆有争斗之心，故陈散而各欲自为战也。”张世超在《〈吴子〉研究》一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中说：“这里所说的秦，显然是商鞅变法后的情况。商鞅变法在孝公三年（前359年），其后之秦，吴起并未及见，故其文当成于后人之手。”

(18)“乘乖猎散”三句：意谓可趁敌人乖离分散之际出兵进攻，设置埋伏，找准战机，敌将自可擒获。乘乖，傅绍杰说：“趁其乖离彼此不能紧密连系之际。”猎散，趁敌散乱实施袭击。设伏，设置埋伏。投机，找准战机。施子美曰：“秦尚勇力，故其性强，殽函之地，形势百二，故其地险。商君执政，惨酷是尚，故其政严。太子之傅可诛则诛，徙木之人可赏则赏，故其赏罚信。秦人之法，所得于敌者，还以予之，故其人不逊，而皆有斗心。此其阵所以散而自战也。若欲击之，亦必有术焉。诱之以利，使士贪于得而离其将，然后乘乖猎散，设伏投机，故其将可取。高祖入峣关，使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叛连和。张良又劝帝因懈击之，果大破秦军。此击秦之道也。”刘寅曰：“我则乘其乖错，猎其散乱，设伏以待之，发机以胜之，其将可得而取之。”

(19)楚性弱：刘寅曰：“楚人性弱，以南方风气柔弱故也。”

(20)骚：动乱，扰乱，这里指政令烦乱。

(21)袭乱其屯：意即要袭扰其军营与仓库。傅绍杰说：“屯，聚集之处，此概兼指军营与仓库。”

(22)先夺其气：黄朴民说：“首先设法挫伤敌人的锐气。《孙子兵法·军争篇》：‘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23)勿与战争，其军可败：施子美曰：“楚，故荆州之地，夷德易衰，其俗剽轻，故其性弱。东连吴越，南有黔中，故其地广。传称‘不恤其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故其政骚。或一岁而七奔命，或一动而楚三来，故其民疲。以烦扰之令，而役疲劳之民，故整而不久。若欲击之，亦必有道焉。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又勿与争战，则其军可败矣。城濮之役，晋师先犯陈、蔡，陈、蔡奔，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栾枝使舆曳柴而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以上军夹攻之，楚左师溃。此击楚之道也。”

(24)悫（què）：朴实，质朴。

(25)好勇义：刘寅曰：“好爱勇义，以荆轲事观之可见。”

(26)寡诈谋：刘寅曰：“寡少诈谋，以骑劫事观之可见。”

(27)触而迫之：傅绍杰说：“紧密接近而压迫之。”

(28)凌而远之：傅绍杰说：“予以凌辱后而又迅速远离之。”凌，凌辱，侵侮。

(29)驰而后之：傅绍杰说：“俟其退走又自后驰逐之。”

(30)“上疑而下惧”三句：意谓敌人的将领会疑惑，士卒会惊惧，我们的战车骑兵埋伏在敌人的必退之路，敌将就可被俘虏。避，退，退避。施子美曰：“燕之民，刚狠小虑，故其性悫。近夷之俗，其人惇固，故其民谨。奇士居多，故好勇义。巧不足而谅有余，故寡诈谋。触而迫之，以使之惧。陵而远之，以致其来。夫如是，故守而不走。若欲击之，则何以哉？亦必有道焉。驰而役之，使不得与我战，则必且疑而惧。又且谨我之车骑必避之道，则其将可虏。北戎侵郑，郑伯御之，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无救，则难继矣。乃可以逞。’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前后尽殪。此击燕之道也。”

(31)中国：指中原地区。

(32)平：稳定。

(33)习：习惯，这里是厌倦的意思。

(34)薄：鄙薄，不满。

(35)死志：拼死的意志。

(36)阻陈而压之：意谓用坚强的阵势迫近它。阻阵，能阻止敌人的阵势，即坚强的阵势。压，迫近的意思。

(37)“众来则拒之”三句：意谓敌众前来进攻就迎头阻击它，一旦撤退就追击它，使敌军疲惫不堪。施子美曰：“三晋者，韩、赵、魏也。魏斯、韩虔、赵籍三分晋国而君之，故谓之三晋。其地乃涧瀍之间，天地所合，风雨所会，故其性和。圣贤之所教，仁义之所施，故其政平。介于大国之间，处于四战之地，故其民疲于战，习于兵。李牧之吏，皆以为吾将怯，故轻其将。中原之士，衣褐不全，糟糠不厌，故其禄薄。不恤其民而强用之，孰视其上而不之救，故士无死志。其阵虽治而不用。若欲击之，则何以哉？亦必有道也。阻陈而压之，所以陵之也；来则拒而去则追，所以倦其师也。秦之御赵军也，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返造秦壁，秦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绝赵粮道，一军绝赵壁。赵括出锐搏战，秦军射杀之。此击赵之道也。”

(38)此其势也：意谓这就是六国的军情大势。施子美曰：“盖必有以知敌人之势，乃可以施制敌之术。既得其势，其于制敌也，又何难焉？”钮先钟说：“在提出基本观念之后，吴子遂开始解答现实问题，他所采取的方法非常合理，充分表现出其治学的科学精神。吴起首先分别探讨各国的民族性（俗），并分析形成此种民族性的环境和背景，然后再断定各国的民族性对于其军事组织（陈）会造成何种影响。最后基于此种敌情研判，提出应如何应付的对策。虽然古人文辞是比较简略，不易了解，但其所显示的基本步骤，则可以说与现代战略家所采取的几乎完全一样。”

【译文】

“请允许我接下来论述一下六国的军情：齐国军阵庞大却并不坚固，秦国军阵分散而各自为战，楚国军阵秩序良好却不耐久战，燕国军阵利于防守却不善机动，韩、赵的军阵看起来治理得好却并不实用。

“齐人性情刚强，国家富裕，君臣上下骄奢淫逸，对下层民众轻慢苛刻，政策宽泛，俸禄不均，军阵中将士人心不一，前锋部队战斗力强，后续部队战斗力差，所以军阵虽然庞大却并不坚固。攻击这种军阵，一定要兵分三路，袭击其左右两翼，以主力正面进攻形成威势，追击敌人，这样敌阵就可以击垮。

“秦人性情强悍，国家地形险峻，政策严明，赏罚必信，军士斗狠好勇，都有高昂斗志，所以军阵分散而各自为战。攻击这种军阵，一定要让敌人看到小利，引诱其出击，士卒贪图利益，脱离将领的指挥，我们可趁敌人乖离分散之际出兵进攻，设置埋伏，找准战机，敌将自可擒获。

“楚人性情柔弱，土地广阔，政令烦乱，民众疲惫，所以军阵虽然看起来秩序良好却不耐久战。攻击这种军阵，要袭扰其军营与仓库，首先挫伤敌人的锐气，突然进攻，快速撤退，使其疲敝劳碌，不要与它正面决战争夺，这样敌阵就可以击败。

“燕人性情朴实，民众做事谨慎，爱好勇敢义气，缺少诡诈智谋，所以军阵利于防守却不善机动。攻击这种军阵，要密切接近，使敌人产生强大压力，予以侵侮而后迅速远离，俟其退走便自后追逐，这样敌人的将领就会疑惑，士卒就会惊惧，我们的战车骑兵埋伏在敌人的必退之路，敌将就可被俘虏。

“韩国与赵国地处中原，人民性情和顺，政策稳定，民众疲于争斗，厌倦战争，轻视自己的将领，不满军队的俸禄，士卒没有拼死的意志，所以军阵看起来治理得好却并不实用。攻击这种军阵，要用坚强的阵势迫近它，敌众前来进攻就迎头阻击它，一旦撤退就追击它，使敌军疲惫不堪。以上便是六国的军情大势。

三


“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1)，力轻扛鼎(2)，足轻戎马(3)，搴旗斩将(4)，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5)。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6)，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7)。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8)。能审料此，可以击倍。”

武侯曰：“善！”(9)

【注释】

(1)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意即一军之中必有勇猛之士。虎贲，殷周时期，虎贲专指战车甲士，春秋时期，才有车下的甲士。他们都有军官的身份。迄至战国时期，士与卒联称士卒，因此，《墨子》中也有“虎贲之徒”的说法。朱墉引许洞曰：“勇士无地不有，即一军之中亦必有之。”又引周鲁观曰：“虎贲之士，有材智勇力可以制敌者也，重为将者能选别贵爱之。”

(2)力轻扛鼎：刘寅曰：“言力之多不以鼎为重也。”

(3)足轻戎马：刘寅曰：“言足之疾过于马也。”

(4)搴（qiān）：拔取。

(5)是谓军命：意即这些人是决定军队命运的人。施子美曰：“世未尝无杰特之材，患不见知耳。不有萧何，则韩淮阴终于都尉。不求自效，则皇甫规老于功曹。士不患无材，患不见知耳。是以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虎贲者，取其猛毅也。《书》所谓‘虎贲三百人’是也。力轻扛鼎，则其力为足取者也。传所谓‘扛鸿鼎’是也。足轻戎马，则以其捷速也，《韬》所谓‘轻足善走’者也。搴旗取将，则以其能破军杀将也，《韬》所谓‘绝灭旌旗’者是也。若此之类，必有能者，要在乎选别而爱贵之。盖将以牵众，则人之有能者，必致其辨。将以励众，则人之有能者，必致其厚。选而别之，所以致其下而以牵众也。爱而贵之，所以致其厚而以励众也。若是之人，谓之何哉？军之死生系焉。其在张昭兵法有曰：‘将者，一军之司命。’知将为军之司命，则此之所谓军命者，亦其豪杰之士，可擢以为将者也。薛仁贵恃骁悍，欲立奇功，白衣自显，持戟鞬弓，驰呼而前，太宗见而嗟异之，立赐金帛，且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虓将。’岂非选而别之，爱而贵之乎？”朱墉引眉山苏氏曰：“军命者，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岂非军命之所赖乎？”傅绍杰说：“谓此种人有如军中之生命，即决战胜败之所系也。”

(6)“其有工用五兵”四句：意谓对那些擅长使用各种兵器、身材强壮、动作敏捷、志在灭敌的人，一定要加官晋爵。工用五兵，意即擅长使用各种兵器。工，善于，擅长。五兵，据《考工记》，车兵五兵为戈、殳、戟、酋矛、夷矛，都插在车侧备用。步卒五兵，无夷矛而有弓矢，即《司马法》所说弓矢、殳、矛、戈、戟五种。这里可理解为各种兵器。材力健疾，身材强壮、动作敏捷。爵列，爵位等级。施子美曰：“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是亦敢为之士也。五兵，弓矢、戈、矛、殳、戟也。工用五兵，则其用五兵者也。如此之人，亦必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刘寅曰：“其善用五兵，材技勇力轻健剽疾，志在吞灭敌人，必加其爵禄之等列。”

(7)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意谓要厚待这些人的父母妻儿，以勉励人们受赏立功，并对刑罚有所畏惧。施子美曰：“既劝以赏以勉其心，又威以罚以惩其心。”刘寅曰：“厚待其父母妻子，劝之以重赏，畏之以重罚。”

(8)此坚阵之士，可与持久：意谓这些坚守军阵的人才，是可以长期报效国家的。坚阵之士，指坚守军阵的将士。施子美曰：“若是则人皆可用，以攻则必取，故可以决胜；以守则必固，故可与持久。人君诚能审察此人而用之，是虽一可以击倍。”朱墉引徐象卿曰：“坚阵之士可与持久，盖厚其家属，收揽其心，誓报以死，上下结成一片，虽蹈危亡之地，阵自坚固，如‘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也。”

(9)武侯曰：“善”：刘寅曰：“此章前段言料敌，后段言选士。料敌者，知彼也；选士者，知己也。然必先选士养己之势力，然后料敌有可乘之隙而取胜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形胜在握，则当选士以为三军司命，荣其身，厚其家，而后可以得其死力，而后可以无敌。”

【译文】

“既然这样，那么一军之中必有勇猛之士，力气大得能轻松扛起大鼎，腿脚敏捷，速度快于战马，能在战场上夺旗斩将，必定有这样能力强的人。像这样的人才，选拔甄别出来，爱护并重用他们，他们是决定军队命运的人。对那些擅长使用各种兵器、身材强壮、动作敏捷、志在灭敌的人，一定要加官晋爵，这才可以在战场上决战取胜。还要厚待这些人的父母妻儿，以勉励人们受赏立功，并对刑罚有所畏惧。这些坚守军阵的人才，是可以长期报效国家的。能够审慎处理好这个问题，便可以击败成倍的强敌。”

魏武侯说：“讲得太好了！”

四

吴子曰：“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1)：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刊木济水，不惮艰难(2)；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3)；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4)；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5)；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6)；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7)；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8)；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9)。诸如此者，击之勿疑(10)。有不占而避之者六(11)：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12)；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13)；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14)；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15)；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16)；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17)。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18)。”

【注释】

(1)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料敌，分析敌情，判断敌情。卜，占卜。施子美曰：“用兵之道，料敌为先。何者？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者，胜之半也，故必料敌而后与战。料之既审，则决胜在己，何必求之于神？故虽不卜而可以与战。自‘疾风大寒’，至于‘阵而未定’，此八者，皆敌有可克之理，虽战可也。”朱墉引胡君常曰：“八者必败之道，敌有一于此，当无烦审问，而以兵击之，未有不胜者。岂可以战为危事，而必俟卜而后决哉？”又引邓伯莹曰：“不卜与战，重‘不卜’二字。凡人临阵，胜负未分，必多疑惧。不卜者，败征已见，何必疑虑？”又引《醒宗》曰：“八者之事是彼之败形已彰，乃事机所不易遘，彼之逆情已见，为时候所最难逢。”

(2)“一曰疾风大寒”四句：意谓一是在大风严寒的天气，昼夜兼程急行军，砍伐树木做成木筏渡河，不顾士卒行动艰难。早兴寤迁，日夜行军。寤迁，指在夜间行动。寤，睡醒。刊木，伐木。此指砍伐树木做成木筏。施子美曰：“一曰疾风大寒，此以隆冬盛寒而兴师者也。此正曹公赤壁之役，时方盛寒，驱士卒远涉，不习水土，而败于周瑜之时也。加以早兴寤迁，割冰济水，不畏艰难，则其士卒必劳，故可与战。”刘寅曰：“初一曰遭遇迅疾之风，其时隆冬大寒，或早而兴起，或始寤而迁移，剖冻冰而济水，不畏惮其艰难劳苦者。”解文超曰：“《尉缭子·武议》中对吴起作战也有一定篇幅的描写，第一：‘吴起与秦人战，舍不平陇亩，朴樕盖之，以蔽霜露’与《吴子·料敌》的‘疾风大寒，早兴寐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内容、形式相似。”

(3)“二曰盛夏炎热”四句：意谓二是在盛夏酷热时节，部队出发时间晚，途中没有休息的空暇，驱赶士卒在饥渴状态下行军，只顾着赶远路。晏兴无间，指出发时间晚，途中没有休息的空暇。取远，赶远路。施子美曰：“二曰盛夏炎热，此以盛夏之际而兴师也。正马援壶头之役，士卒疾疫之时也。况以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则士卒亦劳耳。故可与之战。”刘寅曰：“次二曰盛夏之时，天气炎热，起之又晚，无有暇隙之处。行走驱驰，饥而又渴，务取远路而与人战。”

(4)“三曰师既淹久”五句：意谓三是部队在外停留已久，没有粮食，百姓怨恨恼怒，多次出现反常怪异的现象，将帅却不知停止进军。淹久，指部队在外停留已久。淹，停留，延迟。妖祥，反常怪异的现象。施子美曰：“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其老师费财可知矣。加之百姓怨怒，而下无以得人之心，妖祥数起，而上无以当天之意，为之上者，有所不能知止，不败何为？其可战也必矣。此正公孙文懿之师虽众而饥，时有长星出自襄平西南，堕于凉水。文懿惧请降，率为司马所斩是也。”

(5)“四曰军资既竭”四句：意谓四是军需物资已经耗尽，柴草与饲料已经短缺，阴雨连绵不断，无处掠夺军资。薪刍，柴草与饲料。寡，少，短缺。施子美曰：“四曰军资既竭，则无以给军食，薪刍既寡，则无以给樵苏，加以天多阴雨，欲掠无所，故可与战。此唐太宗之克突厥，所以因天雨甚，冒雨而进，丑徒果震骇也。”

(6)“五曰徒众不多”四句：意谓五是兵力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染上疾病，四邻援军不能赶到。水地不利，意即水土不服。施子美曰：“五曰师众不多，则其兵寡也。水地不利，则不得地利也。人马疾疫，则失时也。四邻不至，则无援也。故亦可击。此正薛仁贵之击吐蕃，谓乌海地阴而瘴，可谓危地。及后至乌海以待援，果为吐蕃所败是也。”

(7)“六曰道远日暮”四句：意谓六是路途遥远，已近黄昏，士卒疲劳恐惧，困倦不堪，没吃上饭，脱掉铠甲，倒头便睡。施子美曰：“六曰道远日莫，士众劳惧，是则倍道兼行之际，其众亦云倦矣。倦而未食，又且解甲而息，故可击。此正孙膑之斩庞涓，度其行暮当至马陵而克之是也。”

(8)“七曰将薄吏轻”四句：意谓七是各级将领无德无能，缺乏威信，军心不稳，三军屡屡惊乱，孤立无援。将薄吏轻，黄朴民说：“各级将领无德无能，缺乏威信。《孙子兵法·地形篇》，‘卒强吏弱’，‘将弱不严’。”士卒不固，意即军心不稳。施子美曰：“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此则上不能以制下也。故三军数惊，则其心必疑，师徒无助，则其势必孤，故亦可击。此正邲之战，晋之从政者新，以中军佐济，二憾皆往，余师不能军，舟中指可掬，所以见败于楚也。”

(9)“八曰陈而未定”四句：意谓八是阵势还未布好，宿营还未完毕，只有一半人马翻过高山，越过险境。陈，同“阵”，阵形，阵势。行阪，翻过高山。阪，山坡。施子美曰：“其八者，阵必欲其定，今而阵未定，舍必欲其毕，今而舍未毕；行山阪，涉险阻，半隐半出，其师不相续也。是亦可击。此如史祥与余公理对军，公理未成列，而祥纵击大破之是也。凡此八者，皆敌有可击之道。故有如此者，则击而勿疑。”

(10)诸如此者，击之勿疑：朱墉引黄皇肱曰：“知其可战，则得随机制胜之策；知其可避，则得畏天保国之图。”又引金千仞曰：“此章之旨，吴子亦举其大概言之。兵家之势不常，亦有变强为弱、转祸为福者，如太王避狄人而兴周，勾践收祸败而灭吴，苻坚恃强大而亡，隗嚣恃富盛而灭，不可以执一论也。”朱墉引《开宗》曰：“此一节言敌势有八败之道，而在我贵乘机以击之，不可逗遛也。”

(11)有不占而避之者六：意即有六种情况可以不必占卜便可决定避开敌人。施子美曰：“敌有可击者，亦有不可击者。可击而不击，则为失利；不可击而击之，则为妄进。法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合于利而动者，此不卜而与之战者也。不合于利而止者，此不占而避之者也。不占而避之者，是亦自知其未可以胜，故不必占之于神也。”朱墉引陈孝平曰：“‘避’之一字，今人皆以为讳，不知善避正所以为善击也。”

(12)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施子美曰：“此强敌也。敌强下之，故避而不与战。此如燕欲伐齐，乐毅曰：‘齐地大人众，未易攻也。’”朱墉引《醒宗》曰：“土地广大知其富，惠施流布知其仁，刑赏贤能知其哲，师徒援助知其交。”

(13)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惠施流布，意即施与的恩惠能泽及众人。施子美曰：“此恩足以及人者也。蓄恩不倦，以一取万，故亦避之而不与战。此如楚子已责逮鳏，救乏赦罪，而晋人避之也。”朱墉引芮文其曰：“惠施流布，言仁恩汪布满国中，大公之恩非私恩小惠之可比也，人人被泽受恩，自人人输忠效力。”又引《大全》曰：“人君施惠于民，往往有上行而下滞者，虽有惠施之多，而无惠施之实，此则流布充满，人人被泽矣。”

(14)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赏信刑察，意即赏罚严明。发必得时，意即行动及时。施子美曰：“此赏罚之必行而事无妄动故也，故必避之。此如楚子讨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以成，故虽入陈入郑，民不罢劳，而随季知其不可敌是也。”刘寅曰：“次三曰赏有功者务信，刑有罪者务察。察者，明也。发动必得其时，言不违时也。”

(15)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陈功居列，指根据战功的大小论定官职爵位。施子美曰：“此谓有功者，既陈而在列，而又贤有德者则任之，能有材者则使之，是得人则国必强也，故必避之。此如廉颇、蔺相如之在赵，而强秦不敢加兵是也。”

(16)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施子美曰：“此谓士卒强而器用备也，故必避之。此如邲之战，随武子谓楚君荆尸而举，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而不敢与之敌是也。”

(17)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施子美曰：“此谓资人之助，而其势强盛也，故亦当避之。正如六国合从，秦兵不敢出关者十五年是也。”朱墉引王圻曰：“助者，因弱而扶之之谓；援者，将危而救之之谓。”张少瑜说：“在治国治军的手段上，吴起兼具儒法两家的思想倾向，这与他是一个治国治军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个书斋中的学问家的经历和地位分不开。《吴子》基本思想是儒家的。……但是吴起又有着浓厚的法家思想。他认为当今之世‘要在强兵’，如果只是‘修德废武’，会‘灭其国’，因而反对空谈德政仁义。他认为不可战胜者应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上爱其下，惠施流布；赏信刑察，发必得时；陈功居列，任贤使能；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四邻之助，大国之援。’（《料敌》）为激励士卒杀敌积极性，他主张‘举有功而饷之，无功而励之’（《励士》）。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他主张军队要以治取胜，‘法令明，赏罚信’，要严格执法。他在楚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本传）。《韩非子·内储说上》还记载吴起在魏国时，为攻占秦的小亭曾下令说：‘有能先登（小亭）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可以说这也是典型的法家思想和法治措施。也正因为此，许多学者把吴起列为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吴起在持国治军的实践中把儒法二家思想中的积极的东西统一了起来。他看到了人性的两重性和治国方法的综合性，因而两手兼用，是个英明的实干家，事实也证明了他的‘两手都硬’的做法是正确的。”

(18)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施子美曰：“凡此六者，吾不若敌。不若者，能避之，故避之勿疑。惟夫知其可击而击之，是见可而进也；知其不可击而避之，是知难而退也。此随武子于邲之战，所以亦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朱墉引周鲁观曰：“见知最要醒露。兵机宜慎，岂可轻进？盖诚见其可也。兵任最重，岂可甘退？盖诚知其难也。”又引汪殿武曰：“‘见可’‘知难’二句，是总结上文语，非轻敌而进，非畏敌而退，实我心中有料敌之明也。”又引方伯闇曰：“此节所云料敌，虽累累多言，然详其实，究不过示人以进退之机耳，故避实击虚，孙子一生妙用。”又引《开宗》曰：“此一节言敌势有六胜之道，而在我贵察理以避之，不可侥幸也。”李硕之说：“在作战指挥上，吴起更为强调在战场上对敌情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以此定下打还是不打的决心。这就是吴起所论述的‘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作战原则。他归纳的不卜而‘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以及‘可击之道’的十三种情况，都是吴起从当时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孙子》在论述‘相敌’时，列举了敌军在战场上出现的三十多种现象，显得繁杂和无重点，而吴起的总结则比较简明而具体。可见《吴子》的‘料敌’比《孙子》的‘相敌’有了新的发展。”钮先钟说：“吴子提出两种极端的情况：（1）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2）有不占而避之者。前者可分八类，后者可分六类。吴子所说的‘卜占’并不带有迷信的意味，而只是表示考虑的慎重。他认为有某些情况是应该‘击之勿疑’，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既然无疑，也自然不必占卜（不疑何卜）。于是其结论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他的话与孙子所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正是异曲同工，若合符节。”

【译文】

吴起说：“判断敌情时，大概有以下八种情况可以不必占卜便与敌作战：一是在大风严寒的天气，昼夜兼程急行军，砍伐树木做成木筏渡河，不顾士卒行动艰难；二是在盛夏酷热时节，部队出发时间晚，途中没有休息的空暇，驱赶士卒在饥渴状态下行军，只顾着赶远路；三是部队在外停留已久，没有粮食，百姓怨恨恼怒，多次出现反常怪异的现象，将帅却不知停止进军；四是军需物资已经耗尽，柴草与饲料已经短缺，阴雨连绵不断，无处掠夺军资；五是兵力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染上疾病，四邻援军不能赶到；六是路途遥远，已近黄昏，士卒疲劳恐惧，困倦不堪，没吃上饭，脱掉铠甲，倒头便睡；七是各级将领无德无能，缺乏威信，军心不稳，三军屡屡惊乱，孤立无援；八是阵势还未布好，宿营还未完毕，只有一半人马翻过高山，越过险境。像以上这些情况，均可击敌，不必迟疑。有以下六种情况可以不必占卜便可决定避开敌人：一是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百姓富足；二是国君爱护下民，恩惠泽及众人；三是赏罚严明，行动及时；四是根据战功的大小论定官职爵位，任用贤能之士；五是军队众多，武器装备精良；六是得到四邻帮助与大国援救。凡是以上这些方面不如敌人的，要避免作战，不必迟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发现可以获胜就进军，知道难以获胜就后退。”

五

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1)，察其进以知其止(2)，以定胜负，可得闻乎？”起对曰：“敌人之来，荡荡无虑(3)，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4)。诸侯未会，君臣未和(5)，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6)，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7)。”

【注释】

(1)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外，指外在现象。内，指内部情况。施子美曰：“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此兵法之常也。将以量敌而进，虑胜而会，吁亦难矣。何者？敌人之情伪有可得而知者，有不可得而知者。可得而知者，外也，进也；不可得而知者，内也，止也。吾欲由内以知外，由进以知止，不亦难乎？既知乎此，则胜负可以坐决矣。此武侯之所以问吴起也。”刘寅曰：“我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在内之虚实。”朱墉引《新宗》曰：“有诸内者必形于外，凡事皆然，何况于兵？故欲知敌在内之虚实，不必于其内也，察其在外之形，而一虚一实之理，莫不昭然矣。”

(2)察其进以知其止：进，指进兵的形势。止，指最终的作战意图。刘寅曰：“察其前进之势，以知其所止之形。”朱墉引叶伯升曰：“观敌外以知其内，察敌进以知其止，则胜负之理，无不自我全操，不待接刃交戈而可豫决者矣。”

(3)荡荡无虑：行动散漫，毫无顾虑。刘寅曰：“荡荡，轻忽之貌。”

(4)“旌旗烦乱”四句：意谓敌人的旌旗纷杂混乱，士卒不断东张西望，内心紧张不安，对这类敌人可以一击十，必能使其措手不及。数顾，士卒不断东张西望，内心紧张不安。无措，措手不及。施子美曰：“起之意谓欲知之，即其势而求之可也。堂堂之阵不可击，正正之旗不可邀。今而敌人之来，荡荡无虑，则其军为妄进也；旌旗烦乱，则其众为无统也；况又人马数顾而莫有斗心。若此之势，一可击十，必能使之无所措矣。何者？言军之自乱，取之易也。此如苻坚淮淝之役，一麾之间，军乱莫止，众心已怖。是虽谢玄之八千可以破其百万，非以一击十乎？”刘寅曰：“旌旗烦扰紊乱，人马频数顾望，此为愚将，吾以一倍之少可击十倍之多，必使之仓皇无措也。”

(5)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意谓诸侯的盟军未能会合，君臣上下不和睦。会，会师，会合。未会，底本作“大会”，《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未”，于意为顺，今据改。

(6)三军匈匈：意即三军上下扰攘不安。匈匈，同“汹汹”，动乱，纷乱。朱墉引《大全》曰：“汹汹，其中怀漫无主张可知。夫兵以安静胜人，未有惊皇无措而可以致胜者也。”

(7)以半击倍，百战不殆：殆，失败。施子美曰：“若夫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如此之时，军士匈匈然不敢进，亦不敢退，此正疑惑之际。三军既感且疑，则必有隙可乘，故可以半击倍。能审乎此，虽百战而不危殆矣。此如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军其郊而不诫，旦日虞四国之至。斗廉知其可取，故不待济师而克之，且谓师克在和不在众，是非以半击倍之意乎？虽然，前之所言‘以一击十’，是十倍其数而克之也，至于此，特以半击倍者，盖荡荡无虑，旌旗烦乱，此乱军也，乱军引胜，故虽一可击十。至于诸侯未会，必有时而会，君臣未和，必有时而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必有时而可成可施。吾乘其未然而击，故特可以半击倍。”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按兵之整乱，可知其内之虚实；察进之备缺，可知其止之坚瑕。”李硕之说：“由于战争是敌对双方武装着的活人之间的生死搏斗，在临敌作战中，双方必然采取各种手段隐藏自己的企图，并制造各种假象以欺骗和迷惑双方。因此，在查明、分析和判断敌情的过程中，敌情会有真伪虚假之别。吴起强调‘料敌’之时，十分重视不要被敌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必须把握敌军实情，准确地判断敌人的行动企图，尔后再定下自己的作战决心。当魏武侯向他请教‘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的问题时，吴起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从战场上可能观察到的敌人行动的不同情况，通过对这些表面现象的分析判断，把感性的认识加以提高，把握敌情本质的东西，从而得出‘一可击十’‘以半击倍’的结论。”

【译文】

魏武侯问道：“我想做到观察敌人的外在现象便能掌握内部情况，观察敌人进兵的情形便能掌握其最终的作战意图，凭借这些决定胜负，其中的道理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吴起答道：“敌人前来进攻，行动散漫，毫无顾虑，旌旗纷杂混乱，士卒不断东张西望，内心紧张不安，对这类敌人可以一击十，必能使其措手不及。诸侯的盟军未能会合，君臣上下不和睦，防御工事没有修成，颁布的禁令未能落实，三军上下扰攘不安，想进兵而不能，要撤退却不敢，对这类敌人可以半击倍，百战不败。”

六

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1)，起对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2)。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3)；既食未设备，可击(4)；奔走，可击(5)；勤劳，可击(6)；未得地利，可击(7)；失时不从，可击(8)；旌旗乱动，可击(9)；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10)；涉水半渡，可击(11)；险道狭路，可击(12)；陈数移动，可击(13)；将离士卒，可击(14)；心怖，可击(15)。凡若此者，选锐冲之(16)，分兵继之(17)，急击勿疑(18)。”

【注释】

(1)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朱墉引周鲁观曰：“击与战不同，战必两敌交锋，击则乘虚忽入也。击之之法，只在呼吸转盼间。”

(2)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趋其危，指集中兵力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施子美曰：“敌有必可击之道乎？曰：有。何以知其有也？兵形避实而击虚，惟乘其虚，故可击。是以吴起对武侯之问，谓必审敌之虚实而趋其危。昔太宗尝曰：‘《孙子》十三篇无出虚实。’知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矣。既知其虚实，则必避实击虚以趋其危，是岂不为必可击乎？”刘寅曰：“凡用兵之法，必须审察敌人之虚实而趋其危急之隙，乃可胜也。若不审虚［实］，恐彼实而示之虚，虚而示之实，反为所胜耳。”朱墉引方伯闇曰：“兵家出奇，多是击法，但非真见虚实，又是冒险，故必须审察。”李硕之说：“把握敌人的真实情况，熟知对手的强弱、虚实和短长，对作战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还必须正确地使用兵力，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手段，即采取不同的战法，避敌之长，击敌之短，才能出奇制胜。吴起针对六国所提出的不同战法，以及他所说的‘可击之道’，都是通过对敌人优劣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找出敌军内部所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危及生死存亡的要害而提出来的。他把这些不同的战法又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总结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作战原则，含有查清敌人的虚实强弱之后，再从敌人的弱处开刀，攻击危及其存亡的要害之意。这是一条富有生命力的作战原则，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借鉴价值。”卫广来在《〈吴子兵法〉简论》一文（载《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中说：“作战理论，包括判断敌情、攻敌虚弱、选择战机、灵活应变、瓦解敌军五个内容。前两个内容，吴起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篇）。……趋其危，是攻敌之薄弱环节。他认为任何军队都有其弱点，‘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料敌》篇），可分别情况而击之。敌方将领的弱点也要利用，‘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论将》篇）。”徐勇在《〈吴子〉的成书、著录及其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说：“在《吴子·料敌第二》中,吴起认为：‘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即指挥作战必须在了解了敌方的真实情况后,才能‘以半击倍，百战不殆’，有效地打击其薄弱环节。这对《孙子·谋攻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的著名命题，是一个总结性发展。”

(3)“敌人远来新至”三句：意谓敌人远道而来，刚到阵地立足未稳，阵型部署还未确定，可以攻击。行列未定，傅绍杰说：“此概指部署上秩序未定。”施子美曰：“如陈庆之之伐魏也，谓魏人远来，皆已疲倦。及其未集，须挫其气是也。”

(4)既食未设备，可击：既食，用餐完毕。设备，指布置必要戒备。施子美曰：“此如光弼伺贼方饭而击之是也。”

(5)奔走，可击：奔走，傅绍杰说：“奔驰狂走，秩序混乱。”施子美曰：“此如罗之役，楚师乱次以济，而为罗所败是也。”

(6)勤劳，可击：勤劳，此指疲劳、疲惫。施子美曰：“此如周访击杜曾曰‘彼劳我逸，故克之’是也。”

(7)未得地利，可击：意谓敌人未能占据有利地形，可以攻击。施子美曰：“此如窦泰依山为陈，未成列，为周文帝所击是也。”

(8)失时不从，可击：意谓敌人未能顺从天时展开行动，可以攻击。施子美曰：“此如宋襄公不阻险，不鼓不成列，而为楚人所败是也。”刘寅曰：“凡举事动众，必顺其时，若失时不顺者，则可击。”

(9)旌旗乱动，可击：施子美曰：“此如曹刿望其旗靡而追齐师是也。”刘寅曰：“旌旗乱动，是无节制也，故可击。”

(10)“涉长道”三句：意谓敌人长途跋涉，后续部队未能休息，可以攻击。施子美曰：“此如周文帝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是也。”

(11)涉水半渡，可击：施子美曰：“此如高祖击曹咎，俟其半渡而击之是也。”

(12)险道狭路，可击：意谓敌人在险峻狭隘的道路上行军，可以攻击。施子美曰：“此如孙膑斩庞涓于马陵是也。”刘寅曰：“险道狭路，或冲其中，或掩其后，敌难以相救，故可击。”

(13)陈数移动，可击：意谓敌人的阵型多次移动，可以攻击。施子美曰：“此如徐敬业置阵既久，士皆瞻顾，阵不能整，为李孝逸所击是也。”刘寅曰：“陈数移动，人心不定也，故可击。”

(14)将离士卒，可击：施子美曰：“此如刘裕入长安，令其子居守，率之狼狈而归是也。”刘寅曰：“将离士卒，则上下相隔，令不一也，故可击。”

(15)心怖，可击：施子美曰：“此如苻坚之军，见八公山草木皆人形，而为谢玄所败是也。”

(16)选锐冲之：朱墉引胡君常曰：“十三可击处，皆是敌人之危，选锐可击之。危而我不乘机选锐，因势分兵以趋人之危，更待何时？”

(17)分兵继之：意即继而派遣兵士加强进攻。傅绍杰说：“承上句，选锐冲之，未必只在一处，只予以一冲，未必能收歼灭之效，故必须分兵以继其后，而扩张战果。”

(18)急击勿疑：施子美曰：“其在杜佑《通典》，亦有所谓敌有十五形可击：曰新集、曰未食、曰不顺、曰后至、曰奔走、曰不戎、曰动劳、曰将离、曰长路、曰候济、曰不暇、曰险路、曰扰乱、曰惊怖、曰不定。凡此十五形，求其旨意，亦必自吴子始也。”朱墉引《翼注》曰：“‘击’字最有气力，其势如雷霆击物，当之者碎。”又引王汉若曰：“‘可’字正是审量真切处。‘急击’，‘急’字宜重看，盖敌人此隙乃不可多得之候，稍迟则敌人有备，错过事机便难以取胜。”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关于‘击虚’，《料敌》中列举了‘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其核心含义，就是要牢牢抓住有利的战机，利用敌人显露的虚弱之点，发起凌厉的打击，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由此可见，吴起这种‘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料敌》），主张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思想，既是对孙武等前人军事思想的继承，又有所发展，丰富了具体的内容，增添了新的见解。”卫广来在《〈吴子兵法〉简论》一文（载《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中说：“选择战机，要求善于捕捉战机，果然断之。《料敌》篇列举出‘击之勿疑’八种情况，‘避之勿疑’六种情况，‘急击勿疑’十三种情况，要求指挥员以智慧去捕捉。战机既捉，这时指挥员应拿出坚决果断之气质，当机立断，下决心时来不得半点的犹豫和彷徨。”解文超说：“《六韬·武锋》‘十四变’袭用《吴子·料敌》中的‘十三击’，相比之下，《六韬》的总结和概括比较简明、扼要。另外，这段‘十四变’行文对照工整、紧凑，不枝不蔓，明显是对《吴子》之语加工的结果。”

【译文】

魏武侯向吴起询问可以击敌获胜的条件，吴起答道：“将领用兵必须明察敌人的虚实，集中兵力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敌人远道而来，刚到阵地立足未稳，阵型部署还未确定，可以攻击；没设置必要戒备，可以攻击；敌人混乱奔逃，可以攻击；敌人疲惫不堪，可以攻击；敌人未能占据有利地形，可以攻击；敌人未能顺从天时展开行动，可以攻击；敌人旗帜紊乱，可以攻击；敌人长途跋涉，后续部队未能休息，可以攻击；敌人渡河过了一半，可以攻击；敌人在险峻狭隘的道路上行军，可以攻击；敌人的阵型多次移动，可以攻击；敌将脱离士卒，可以攻击；敌人军心恐慌，可以攻击。大概像这些情况，可挑选精锐之士向敌人发起冲击，继而派遣兵士加强进攻，迅速出击，不要迟疑。”





治兵第三


【题解】

本篇题为“治兵”，叙述了治理军队的一些基本原则，内容涉及军法、装备、军事训练、军人心理、作战方法、宿营原则、战马驯养等诸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共分以下八节文字。

第一节提出了“四轻”“二重”“一信”的概念。“四轻”指的是在作战时要重视地形的险易、战马的喂养、战车的保养，以及兵器的锋利、铠甲的坚实，做到“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四轻”将诸多战争要素勾连为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而最终的落脚点在“人”，不仅极大地凸显了“人”的重要性，也凸显了与“人”的作战状态密切相关的军事地形、战马战车、武器装备等战争要素的重要性。“二重”指的是“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以两个“重”字，强调了战时奖赏要优厚，惩罚要严厉。“一信”指的是赏罚必信。只有落实了“二重”与“一信”，军队才会法纪严明，服从指挥，取得胜利。

第二节承接“二重”“一信”，继续申说法纪问题，提出了“以治为胜”的主张。吴起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与人数多少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军人不听号令，这样的军队“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他还指出了治军的内容与目标，就是把军队训练成“父子之兵”。这一建军目标的核心内容就是法纪严明，军人只有敬畏礼法，才会一切行动听指挥，具有强大战斗力。

第三节指出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作战、驻扎与宿营时将领应掌握的原则，防止“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鞍”。

在第四节，吴起彰显了战争的极端残酷，说战场是一个“立尸之地”，军人要想活着走出战场，就要拥有不怕死的品性。他揭示出了一条关乎军人生死的至理名言——“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越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忘我杀敌，就越是能活下来；如果心怀侥幸，贪生怕死，反而会命丧疆场。这启发军人应悟透极端环境下的生与死，战胜死亡恐惧，大力培养不怕牺牲的职业素养。这一节的至理名言还有“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这几句话启发将领及时抓住战机，当断则断，不可胆怯狐疑，造成兵败灾难。

第五节先是强调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所谓“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并给出了如何“教成三军”的基本方法。接下来重述了孙武“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的作战指导原则，交待了阵法训练的基本程序。

第六节叙述了军事训练的一些基本条令，内容包括：如何根据士兵的体能与智力，颁发适合他们使用的武器，分配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何将同乡同里的士卒编在一起，让同什同伍的士卒相互担保；如何让士兵掌握各种鼓声所蕴含的不同军事命令等。

第七节交代了军队行进、驻扎时所应遵循的宿营原则，以及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所应分别使用的旗帜是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招摇旗。还叙述了即将作战时要注意风向顺逆，顺风时乘势进攻，逆风时坚守阵地，等待战机。

第八节叙述了驯养战马的基本方法。战国前期新兵种骑兵的出现，使战马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基本要素，然而在当时却少有这方面的理论。吴起对马政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既说明他的军事理论来自于战场实际，更说明了他的与时俱进与远见卓识。

综观八节内容，可见本篇内容主要是围绕“以治为胜”这个中心展开的，而其中讨论最为充分的是关于军队教育训练的问题。李硕之总结分析本篇所体现的吴子军队教育训练思想说：“吴子认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教育训练是首要的。我们知道，严格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缺乏训练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而且训练只有符合实战要求，军队才有较强的战斗力。吴起对军队训练的一整套方法，是他从事建军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吴起所说的教育训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军事基础训练和战备行动训练。军事基础训练包括单兵技术训练、战斗队形训练和阵法训练。战备行动训练，他强调‘进兵之道’‘行军之道’‘驻止之道’和‘驯养马匹之道’。主张按照‘四轻、二重、一信’的进兵原则，根据实战要求和各种地形条件，进行行军、宿营、通信联络、部署兵力，以及临阵对敌的训练等。训练方法主要有两点，吴子强调‘学战之法’和‘教战之令’。所谓学战之法，就是从‘一人学战’，推广到‘教成三军’的办法，先学单兵格斗、拼杀技术，尔后学战术，熟练各种阵法。所谓‘教战之令’，是指在组织训练上，根据士卒的不同特点、进行适应的分工教练；并规定军队一天训练活动的内容和程序。这些训练方法，虽然显得有点机械呆板，但确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又，本篇中有“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一段，郭沫若先生曾在《述吴起》一文（载《青铜时代》一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据以论定“《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他说：“（这数句）系袭用《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曲礼上》）‘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淮南子·兵略训》）。四兽本指天象，即东方之角亢为青龙，西方之参井为白虎，南方之星张为朱雀，北方之斗牛为玄武，而《吴子》所说则似乎已转为地望。像这样的含混不明，则语出剿袭，毫无可疑。且此四兽之原型始见《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谓：‘春……其虫鳞。’‘夏……其虫羽。’‘秋……其虫毛。’‘冬……其虫介。’《墨子·贵义篇》言五方之兽则均为龙而配以青黄赤白黑之方色。此乃墨家后学所述，当是战国末年之事。若更演化而为四兽，配以方色，则当更在其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睹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郭氏的这一说法颇有影响，然高文、何法周、李学勤等根据出土文献与海外文物，对此做了有力驳正。高文、何法周在《〈吴子〉考补证》一文（载《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中说：“先秦古籍之《右官篇》虽然已经说明‘五方之兽均为龙’‘演化而为四兽’已经完成；但遗憾的是，郭老未能见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兽的具体名称。他见到的只是倮兽、羽兽、毛兽、介兽、鳞兽等名称。现在银雀山西汉墓《六韬》竹简的出土，证实先秦时代已应用四兽具体名称；随县曾侯乙墓天文图像上，更绘制有青龙、白虎图；因此，关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的结论，我们就可以代郭老修正了。”李学勤在《〈吴起传〉序》一文（载《晋阳学刊》1988年第3期）中说：“（《吴子》）书中某些看起来较晚的词语，有的未必晚出。例如‘左青龙，右白虎’等语，《礼记·曲礼上》和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所出帛书中都有。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一件漆衣箱，上绘青龙、白虎，并写有‘斗’及二十八宿名称。墓的年代是公元前四三三年，比吴起的活动年代还略早一些。事实上青龙、白虎等四神的观念至少西周初就存在了。最近我们在海外见到的周初饕餮纹四神尊，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一

武侯问曰：“用兵之道何先(1)？”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信’(2)。”曰：“何谓也？”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3)。明知险易，则地轻马(4)；刍秣以时，则马轻车(5)；膏锏有余，则车轻人(6)；锋锐甲坚，则人轻战(7)；进有重赏，退有重刑(8)。行之以信(9)。审能达此，此胜之主也(10)。”

【注释】

(1)用兵之道何先：朱墉引陈孝平曰：“不徒问用兵之道，而问用兵之道何先，正有励精图治，向吃紧处着力意。吴起终日讲先教先和，讲礼义，讲料人，犹觉迂阔不切。故武侯振起精神，要求个预先下手处。”又引尤尺威曰：“武侯以何先为问，有时势不得不用兵意。”又引胡君常曰：“为将莫不以审察敌情为先，而未知所以为先者，不在敌而在吾致用之道也。”

(2)先明“四轻”“二重”“一信”：意谓要掌握用兵的方法，首先是要清楚什么是“四轻”“二重”“一信”。施子美曰：“天下之事，必有所谓先务者，况于用兵乎？兵之所谓先务者，不一而足。兵之所资以为用者，必使其便。兵之所资以为权者，必欲其诚。惟便故可以制敌，惟诚故可以驭人。兵之所先，其在是乎？‘四轻’者，必兵之所资以为用者也。‘二重’‘一信’者，此兵之所资以为权者也。”朱墉引周介生曰：“大约以信为主。无信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徒有‘四轻’而人不为我用。惟以信治兵，则赏罚自足以服人，而趋事于‘四轻’者，勇往争先，胜势自我操矣。用兵孰有先于此者？”又引邓伯莹曰：“单重‘信’字固是。盖‘四轻’非信无以联束，行赏非信无以言明，但吴子从‘四轻’说起，原有个次序。所谓信者，非诚一不二之说，不过谓当赏即赏，当刑即刑而已。”

(3)“使地轻马”四句：意即使地形便于战马奔驰，使战马便于驾车，使战车便于载人，使人便于战斗。轻，轻便，便捷。陈宇说：“战国初期，虽然在战场上出现了步战和骑战，但车战仍然居主要地位：‘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由此战争规模看，有许多战马参战于其中。既然如此，讲用兵就不应仅考虑人的因素和武器的‘锋锐甲坚’，还要考虑到‘车’和‘马’，甚至还要考虑到‘地’。所以，吴起在本篇中有‘四轻’的说法：‘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这种把马作为战争重要要素来论述的观点，在战国以前的兵书中很少涉及，反映出在吴起生活的战国前期有一个新的兵种——骑兵出现了，也说明骑兵驰骋于战场的数量在逐步增多。”

(4)明知险易，则地轻马：意谓熟悉地形的险峻与平易，就能便于战马的奔驰。险易，底本作“阴阳”，《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险易”，于意为佳，今据改。施子美曰：“惟轻故便，惟信故诚，地有异形，明知险易，则为得地之利矣。故地轻于马。”刘寅曰：“明知地之险易，则利于驰逐，故地轻便于马也。”

(5)刍秣以时，则马轻车：意谓按时给战马喂饲料，就能使战马便于驾车。刍秣，喂养战马的饲料。施子美曰：“马有常饩，刍秣以时，则马轻于车。”刘寅曰：“喂饲刍秣不失其时，则力有余，故马轻便于车也。”

(6)膏锏有余，则车轻人：意谓用油脂充分地润滑战车的车轴，就能使战车便于载人。膏，油脂。锏，指包裹战车车轴的铁皮。施子美曰：“膏者，所以脂车也，膏之欲其利。锏者，所以为键也，锏之则车坚。膏锏有余，故车轻于人。”刘寅曰：“脂膏锏铁常不缺少，则轴滑泽，故车轻便于人也。”

(7)锋锐甲坚，则人轻战：意谓锋刃锐利，铠甲坚固，就能使人便于战斗。施子美曰：“励乃锋刃，则锋必欲其锐；穀乃甲胄，则甲必欲其坚，故人轻于战。此兵之所资以为用者，既得其便，而所以为驭人之权者，又不可废也。”刘寅曰：“兵刃锋锐，铠甲坚固，则无所失，故人轻便于战也。”张文儒在《论〈吴子兵法〉里的统御意识》（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说：“为了易于使人们领会，吴子用‘四轻’之说阐明了一个组织的层层节制和有效运转之间的相互关系。‘轻’指什么？是指轻易从事。放在这里，就是说在两个相关部位之间建立起‘调适’或‘适合’的关系。《吴子兵法》里说的四轻是‘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也就是使地适合于马的行进和作战，马适合于拉车（拉车而不觉得累），车适合于载人，人适合于作战（个个奋勇争先，不以战事为畏途）。连贯起来，就是在地、马、车、人、战这几个环节之间建立起既相互节制而又彼此调适的关系。如何调适，当然应采取许多办法。吴子举例说，要使地形适合于马的驰逐，应事先审视所经地形的险易程度，有选择地加以使用；要使马适合于拉车，就要依季节变换调整马的饮食，使其膘肥体壮；要使车适合于载人，就应在车轴上涂上膏油，使车轮和车轴之间能滑润坚牢；要使人适合于作战，就要使士兵所持的兵器锋利，披戴的衣甲坚实，又经过良好训练。总之，地、马、车、人、战之间是一个制约一个，连环套结的，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未加调适，整个统御系统就将被破坏。”

(8)进有重赏，退有重刑：意谓“二重”指的是前进杀敌就有优厚奖赏，后退逃跑就有严厉惩罚。施子美曰：“进有重赏，所以示之劝；退有重刑，所以示之惩。二者之用，非诚不可也。”

(9)行之以信：意即“一信”指的是赏罚必信。张少瑜说：“吴起主张军中法要约省，但在执法上必须严格、守信。他的名言是‘进有重赏，退有严刑，行之以信’（《治兵》）。他认为，将领必须做到‘施令而下不敢犯’；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他同前辈兵家一样，强调军队行动的一致性，认为只有全军整齐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对那些不顾命令、只图一时之快的‘勇士’决不姑息。《尉缭子·武议》曾记载一则吴起执法事例：‘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为什么这样强调严格执法？这来源于他对刑罚目的的认识。他认为‘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论将》）。刑罚的目的既然是让士兵心中感到军法、将令的威严，因而不能不严格。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全军一致，服从指挥，才能做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如果‘其众喧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论将》）。这样乱哄哄的军队打仗肯定要失败。”

(10)审能达此，此胜之主也：意谓确能做到上述“四轻”“二重”“一信”，就能成为胜利的主宰。审，确实。胜之主，胜利的主宰。审能达此，底本作“令制远此”，意不顺，《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审能达此”，于意为佳，今据改。施子美曰：“行之必以信，用既得其便，权既参其诚，以是而待敌，何往而不克？此能审乎此者，所以为胜之主也。谓之胜之主者，盖胜之本在是也。求之于成周之际，司马之职有所谓‘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此则知险易也。趋马齐其饮食，圉人掌刍秣之事，此则刍牧以时也。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轻车之萃，与夫轮人之为轮，辀人之为辀，则其膏锏必有余也。函人之为甲，犀甲七属，兕甲七属，合甲五属，与夫桃氏之为剑，与夫庐人之为庐器，其锋锐甲坚之可知也。不独是也，获则有小禽之私，徇则有斩性之誓。率之皆坐皆噪，而无不如令者，必其行之信也。成周之制若是，一有用焉，又何患其不胜哉？”刘寅曰：“为将者能审察晓达此理，乃制胜之主也。”朱墉引汪殿武曰：“‘主’如‘主宰’之‘主’，言兵之用虽千变万化，而其致胜之主，不过节制合宜，赏罚必信耳。”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兵道所先，在明轻重之衡，而本之于一信。”张文儒在《论〈吴子兵法〉里的统御意识》（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说：“如果说，治理是吴子提出的统御意识的基本措施或主要内容，那么，赏和罚便是执行这些措施的必备的手段。把前者比作是一把刀，后者则是锋利的刀刃。在《吴子兵法》里，关于信赏信罚的内容论述颇多。如《料敌》篇里，当说明军队有六种情况应当撤退时，两种便与赏罚有关。一是当敌对一方的君主很会用怀柔政策，其恩惠所赐遍及各个阶层（‘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二是当对方将领能做到有功者必赏，赏能守信，有罪者必刑，刑能明察，而且又赏罚及时（‘赏信刑察，发必得时’）之时。又如在同一篇里，当说明对于出类拔萃者应给予特殊待遇时，又进一步阐述了赏善罚恶的重要。……再如，吴子在《图国》篇里表示了对秦国奖励军功、信赏信罚等办法的极度赞赏。……基于上述种种的观察，吴子把信赏信罚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关节。”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最先应该掌握的用兵方法是什么？”吴起答道：“最先应该清楚何为‘四轻’‘二重’‘一信’。”魏武侯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呢？”答道：“‘四轻’指的是：使地形便于战马奔驰，使战马便于驾车，使战车便于载人，使人便于战斗。熟悉地形的险峻与平易，就能便于战马的奔驰；按时给战马喂饲料，就能使战马便于驾车；用油脂充分地润滑战车的车轴，就能使战车便于载人；锋刃锐利，铠甲坚固，就能使人便于战斗。‘二重’指的是前进杀敌就有优厚奖赏，后退逃跑就有严厉惩罚。‘一信’指的是赏罚必信。确能做到上述‘四轻’‘二重’‘一信’，就能成为胜利的主宰。”

二

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1)？”起对曰：“以治为胜(2)。”又问曰：“不在众寡(3)？”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4)？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5)，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6)。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7)。名曰父子之兵(8)。”

【注释】

(1)兵何以为胜：胜，优胜，优先。此指首要条件，决定性因素。何以，《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作“以何”。施子美曰：“战不必胜，不足为善。战胜固可为也，而所以为胜者，则何以哉？曰‘治’也。治可以胜，而武侯必问起者，盖君有疑于其心者，则必质之于其臣也。武侯方求其所以胜，而未得其道，得不以其疑而问之起乎？”

(2)起对曰：“以治为胜”：以治为胜，意即依靠严格治兵就能获胜。《群书治要》卷三十六“起对曰”作“吴子曰”。施子美曰：“（吴）起以‘治’而答之者，盖所以理军者，既尽其法，则所以制胜者，必尽其道。楚之军，惟乱次以济，故败于罗。晋之军，惟不能军，故败于楚。苻坚之军，惟乱莫能止，故败于谢玄。周挚之师，惟方阵而嚣，故败于光弼。惟乱故败，若夫治则胜矣。师行有纪，邓禹之所以胜。驭戎严整，杨素之所以胜。治军驯整，子仪之所以胜。持军整齐，彭岑之所以胜。由是观之，则治之可以为胜也明矣。”朱墉引陆萝雨曰：“兵不整饬，即如失驭之马而不可用，故云以治为胜，中间教戒教战，皆治兵之事，而居有礼，动有威，则治兵之效也。”又引王汉若曰：“‘以’字最要醒露，欲求胜者当于此处着力也。‘治’字统‘治心’‘治气’‘治力’，有礼有威，如父子之谊，才算作治，方可致胜也。”李硕之说：“《治兵》篇的中心内容是，论述军队的建设‘不在众寡’，而要‘以治为胜’的道理。如何‘以治为胜’？吴子主要谈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军队要建设成为‘父子之兵’。其二，治军要以‘教戒为先’。其三，治军将领要有果敢决心。”黄朴民说：“本篇所论述的重点，是关于治理军队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吴起认为一支军队要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在金戈铁马的沙场上一往无前、克敌制胜，圆满完成上级所赋予的作战任务，关键在于治军严整，驭众有方。概括地讲，就是所谓的‘以治为胜’。这一思想，在吴起整个军事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对后世治军理论的发展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钮先钟说：“吴起是精兵主义者，他认为决定因素不是数量，而是‘治’，治的意义即为组织，也就是管理。”

(3)又问曰：“不在众寡”：不在众寡，意即不在兵力的多少吗？《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曰”字，“寡”作“乎”。施子美曰：“武侯复疑乎治之未必胜，且问：‘不在众乎？’夫岂知众而不治，适以召乱，不若寡而治者之为有功也。张昭论教习之法，军无众寡，士无勇怯，以治则胜，以乱则败。如昭之言，何众之云？”钮先钟说：“吴子是精兵主义者，认为素质比数量远较重要，但孙子则与克劳塞维茨的想法相同，认为数量优势，尤其是决定点上的压倒优势即为胜利的保证。这又与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孙子时代的各国兵力在素质上大致相等，所以可以凭数量优势一决胜负；吴子时代各国兵力改由老百姓组成，素质良莠不齐，所以国家内部团结（和）、教育程度，以及军事组织的管理（治）变成了决胜的基础。”

(4)“若法令不明”六句：意谓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不讲信用，鸣金时士卒不停止，击鼓时士卒不冲锋，即使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益处呢？金，金属打击乐器，如钲、铎等。此处作动词讲，即鸣金。鼓，此处作动词讲，即击鼓。古代以鼓声作为战场上前进、冲锋的信号。《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万”下有“师”字。施子美曰：“使其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所用之？众而不治，不足用也。吴宫之教，三令五申之后，二姬既斩之余，约束为已明，申令为只熟，左右前后跪起皆中绳墨，虽赴水火犹可，况于统军持势之际，申令赏罚既明以示之，又安有望敌不进，弃甲而走者乎？”张文儒在《论〈吴子兵法〉里的统御意识》（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说：“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他把法令的施行看作治理国家的开端。应当说，吴子已先于荀子认识到这一点。说过：‘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但吴子理解的治，似乎比荀子说的法含义更为宽泛，除了法令之外，还包括各种条令和规范，以及掌握这些条令、规范的主将本人的品格等等。如他认为，作为一名合格将领，应当谨慎把握的五种品质，其中第一种是理（有条理，由近及远井然有序），第五种是约（凡事要提纲挈领，执简驭繁），都是有关‘治理’的内容。”张少瑜说：“在这里他提到军队要有严明的军法，否则人数再多也是一盘散沙，无法打胜仗。他把这种严格依法行事的状况和手段叫做‘治’，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一个很大的发明。”按，《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两书均记载有吴起在西河地区的民众当中树立其赏罚以信的形象的故事，可与本篇此处内容相互参看印证。《吕氏春秋·慎小篇》载：“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5)“所谓治者”三句：意谓所谓治兵治得好，就是平时士卒的行为合乎礼法，战时士卒的行为具有威势。居，平居，平时。动，指展开军事行动的战时。施子美曰：“所谓治者，何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也。兵之未用也既有所制，则兵之既用也必不可御。居则有礼，此节制之兵也。动则有威，非无敌而何？惟其居有礼，故能动有威。轻而无礼，秦师之所以败。少长有礼，晋师之所以胜，有礼必有威也明矣。武王之兵，六步七步而止齐，六伐七伐而止齐，此礼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非威而何？”刘寅曰：“所谓兵得其治者，平居则上下有礼，动作则奋发有威。”朱墉引臧云卿曰：“此全重‘居则有礼’句。从所居者动之即威矣，有威则振旅矣。礼无离绝处，成败以之，安危以之，天下谁得乘其疲？故曰父子之兵。”又引尤尺威曰：“当平居无事之时，皆知尊君亲上之礼，临敌而动自有奋勇挞伐之威，此诚节制之师，天下自然莫敢当也。”又引王汉若曰：“平居礼则动自威也。动威从居礼来，而居礼则又本于将之能以礼倡率之。”

(6)“进不可当”六句：意谓士卒前进时无可抵挡，退却时追赶不上，前进与后撤均有节制，向左或向右行动时均能听从将领的指挥，部队即使被冲断了，也能很快恢复阵形，部队即使被冲散了，也能迅速恢复队列。却，退却，后撤。节，节制。左右，指部队向左或向右行动。应麾，指听从将领的指挥。麾，指挥。绝，阻绝，阻断，隔断。散，冲散。列，队列，行列。有，《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作“如”。施子美曰：“兵惟尽是道，故其效无所不全。其进也则不可当，以其进之勇也；其退也则不可追，以其退之速也。一前一却，莫不有节；或左或右，莫不应麾。故虽绝而不绝，又且成阵；虽散而不散，又且成行。方其绝也、散也，似真败却者矣，而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斗乱不乱，混混沌沌，形员不散。向非节制之兵，其能若是乎？”

(7)“与之安”六句：意谓将领与士卒同享安乐，共赴危难，这样的军队可以紧密团结而不会被离散，可以使用而不会疲惫，无论把他们派往何处，天下谁也无法阻挡。施子美曰：“无事可守，则可以共其安；有事而用，则可以共其危。故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一有用之，莫之敢当。”张文儒在《论〈吴子兵法〉里的统御意识》（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说：“吴子在论述‘以治为胜’时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与之安，与之危。’就是主张统御者和被统御者，也就是将帅和士卒能共患难、共安乐。这样，在一项活动中执行统御职责的人和被统御的对象便处在了十分和谐的地位，成为父子之兵。若能如此，则‘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吴子所说的同安共危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统率士兵的人应切实做到‘爱兵’‘爱民’和重视下级的意见，二是在危急关头，将帅应身先士卒，不顾个人之安危。吴子说过，作为一位君主，他所期待的应是所统率的士兵能为其效命，也就是‘乐闻’‘乐死’‘乐战’，但又如何能获得这种胆力和勇气呢？这要看君主对部属的态度如何，特别是能否珍爱士兵的生命。用他的话说，叫是否能‘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对于‘爱民’的道理，他作过正负两方面分析。从正面说，一个国家或一支军队的力量首先在于‘和’，也就是君臣上下能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为做到这一点，君主本人应当有修身、尊贤、亲民、爱士等等的美德，也包括不把个人的企图和意愿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臣民们也就不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那么贵重了。临赴国难时，‘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在战斗激烈时，即便是大军之中彼此隔绝而丧失联系，小股部队仍能各自为战；大部离散了，小部还能成行，在精神上万众一心，行动上互相默契，相互感召，相互信赖，共安共危，同生共死。从负面说，齐国的君臣相怨事实提供了有益的教训。齐国是负海之国，广收鱼盐之利，财壮气粗，本应做到国富民强，但为什么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原因之一是齐国的君主和大臣骄纵奢侈，从不把下等小民的生活放在眼里，结果是上厚下薄，强而不坚，一个群体之内有两条心，这样一来，其威力也就大大下降了。”按，身为军事家的吴起亲身实践了与士卒共安危、同劳苦。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

(8)名曰父子之兵：《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兵”下有“也”字。施子美曰：“谓之父子兵者，以其恩之固结，出于天性之自然也。惟其恩足以结之，故其情故有必亲也，言兵者得不推其恩而究其情乎？法有所谓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知婴儿爱子之说，则知父子之兵所由命矣。不然越之图吴，何以有所谓君子六千人。夫谓之君子者，言君养之如子也。”刘寅曰：“盖父子之兵，上下一心者也。非结之以恩信，施之以仁义，其能然乎？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即此义耳。”朱墉引赵光裕曰：“‘治’字合下居动进退、前却左右、可合不可离、可用不可疲意。‘法令不明’至‘何益于用’言不治之弊也。‘居则有礼’至‘不可疲’，正言兵之治处。‘投之所往’二句，言治而胜也。‘名曰’一句，总结上文之意。”又引汪升之曰：“今既有礼有威之兵，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则是形既联属，情复孚洽，即一体之爱，何以加之？非父子之兵而何？”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兵不贵众而贵治。”李硕之说：“父子之兵，是吴起为魏武侯提出的建军方向和建军目标。他认为，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不是看其数量的多少，而主要看法令是否严明，赏罚是否有信，军纪是否严格，训练是否有素，将领能否与士卒共危难，内部是否团结。如果达到了这些标准，那么这支军队就天下无敌。所谓‘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这就是他所提倡的‘父子之兵’的思想。在这里，吴子提出了‘不在众寡’的问题，认为不按‘父子之兵’的标准建设军队，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没有战斗力，完全不能用于作战。反映出吴子有‘兵贵精不贵多’的思想。他主张军队要提高质量，而不主张发展数量；提倡‘精兵’，而不提倡‘臃兵’。他所说的‘父子之兵’，就是一支质量很高的‘精兵’。‘兵贵精不贵多’的思想，历来为兵家所重视，直至现在，这一思想仍对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陈宇说：“‘父子之兵’，在中华文化中是一句妇孺皆知的成语，其最早出处即在本篇，发明权应属于吴起。”又说：“他主张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其中心思想是军队‘不在众寡’，要‘以治为胜’。……吴起虽然也重视军队数量众多在战争中的作用，但他从军队在战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出发，着眼于一个‘用’字，更注重提高军队的质量。”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用兵依靠什么才能获胜？”吴起答道：“依靠严格治兵就能获胜。”武侯又问道：“不在兵力的多少吗？”吴起答道：“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不讲信用，鸣金时士卒不停止，击鼓时士卒不冲锋，即使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益处呢？所谓治兵治得好，就是平时士卒的行为合乎礼法，战时士卒的行为具有威势，前进时无可抵挡，退却时追赶不上，前进与后撤均有节制，向左或向右行动时均能听从将领的指挥，部队即使被冲断了，也能很快恢复阵形；部队即使被冲散了，也能迅速恢复队列。将领与士卒同享安乐，共赴危难，这样的军队可以紧密团结而不会被离散，可以使用而不会疲惫，无论把他们派往何处，天下谁也无法阻挡。这叫做父子之兵。”

三

吴子曰：“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1)。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2)。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3)。若进止不度(4)，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5)，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6)。”

【注释】

(1)“凡行军之道”四句：意谓凡是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作战、驻扎与宿营的原则，是不要打乱前进、停止的节奏，不要忘记让士卒适时饮食，不要耗尽人马的精力。行军，词义同于《孙子兵法·行军篇》中的“行军”，指的是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作战、驻扎与宿营。无犯进止之节，意即不要打乱前进、停止的节奏。节，节制，节奏。适，适时。绝，尽，耗尽。施子美曰：“此又吴子申言所以治军之道。治军之道，既无不得其宜，则三军之士，亦无不惟上之听。何则？进止之节，饮食之适，人马之力，各有所宜。令而进止无犯其节，则军无失次之患；饮食各适其适，则军无饥渴之患；人马不绝其力，则军无疲困之患。”刘寅曰：“凡行军之道，无犯其前后进止之节，使之有所守；无失其平日饮食之适，使之有所养；无绝其人马佚饱之力，使之有所恃。”朱墉引方伯闇曰：“以治为胜，似乎止知用严，及其行军，又如此能体恤下情，则士卒能不感激思奋也？”

(2)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意即士卒能够服从将领的命令。任，服从，听从，听凭。施子美曰：“三者既得其宜，则人惟上之从矣。”朱墉引周鲁观曰：“三者皆指行军时言。行军之时，为将者能‘无犯’‘无失’‘无绝’，如此休养则士卒之气力全，自然任服将之驱使而呼吸相应也。‘任’字当在士卒之能遵行上讲。”又引邓伯莹曰：“‘任’字有一一归命，不敢违错之意。”

(3)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意谓士卒听从将领的命令，是治理好军队的根基所在。施子美曰：“故任其上而无不治者也，此治之所由以生也。成周之际，大司马之教战也，车骤徒趋，及表乃止；车驰徒走，及表乃止；三发三刺，及表乃止。所以然者，欲其无犯进止之节也。挈壶以令军，并挈畚以令粮，所以然者，欲其无失饮食之适也。进与马谋，退与人谋，终日驰骋，左不揵，行数千里，马不契需，所以然者，欲其无绝人马之力也。故其大阅之际，坐作进退，疾徐疏数，无不如节者，其任上令为如何。”朱墉引徐象卿曰：“行军莫难于治，而治必有所由生。下皆听从上之命令，则上下整齐，有严有翼，是‘无犯’‘无失’‘无绝’之中纪律生焉，恩爱流焉，情意通焉，志气感焉，所谓父子之兵由此而成矣，故曰治之所由生也。”

(4)不度：不合法度，没有章法。度，制度，法度。

(5)解舍：指解甲卸鞍休息。舍，止，止宿，休息。

(6)“上令既废”三句：居，平时，此处指和平时期。战，此处指战争时期。施子美曰：“苟为不然，进退无度，饮食无适，马疲人倦，尚不获舍，若是则彼必怨嗟，其肯任上之令乎？宜其居则乱而战则败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士卒之任令不任令，由养之裕与不裕。”张少瑜说：“吴起还认识到要做到治，不能只靠上级的教令，还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这就是不竭军力。……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译文】

吴起说：“凡是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作战、驻扎与宿营的原则，是不要打乱前进、停止的节奏，不要忘记让士卒适时饮食，不要耗尽人马的精力。这三条，是士卒能够服从将领命令的原因所在。士卒能服从将领的命令，是治理好军队的根基所在。如果士卒的前进与停止不合法度，饮食不能按时进行，人马疲倦却不准解甲卸鞍休息，这些都会造成士卒不服从将领的命令。将领的命令被废弃了，和平时期军队就会混乱，战争时期就会打败仗。”

四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1)。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2)。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3)。”

【注释】

(1)“凡兵战之场”四句：意谓凡是冲突征战的战场，就是尸体横陈之地，若抱着必死的决心就能活下来，若怀着侥幸求生的想法反而必死无疑。立尸之地，陈尸的场所，即流血牺牲的地方。立，黄朴民说：“立，成，成为。《广雅·释诂》：‘立，成也。’”或将“立”解释为立即。傅绍杰说：“立尸之地，一着失手立即死亡之地。”幸生，侥幸求生。幸，侥幸。立，《武经七书直解》本作“止”。施子美曰：“人有所甚爱，亦有所甚畏。生者所甚爱也，死者所甚畏也。捐其所甚爱而乐其所甚畏，此固人情之所不忍也。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固万死一生之所，非可以侥幸求也。人而至此，乃能捐其所爱而乐其所畏者，盖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斗。士于斯时，有死之心，无生之志，故能变死而为生。苟为幸生，则必不致死战，故陷于死。昔王官之役，孟明视济河焚舟，示以必死，故能封殽尸而还，此必死则生也。邲之战，晋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欲败而先济，是以大败，此幸生则死也。”刘寅曰：“凡两兵交战之场，乃止尸之地也。战危事，兵死地，不可不谨也。”陈宇说：“他（吴起）讲的一些道理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必死’与‘则生’、‘幸生’与‘则死’初看是对立的，其实又是统一的。如果整天想的是避战，那就会处处被动挨打。尤其是攻坚战，精神加胆量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胆量，任何事情办不成。因为在那‘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只有敢于出击，才能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只有不怕牺牲，果敢决斗，消灭或赶走敌人，才能保存自己。”按，《孙子兵法·九地篇》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九变篇》曰：“必生，可虏。”与本篇四句意义相近，可对照参看。

(2)“其善将者”六句：意谓善于领兵打仗的人，要让士卒如同坐在漏船之中，或者就像身处着火的房屋之下，使得有智谋的人来不及谋划，勇敢的人来不及发怒扬威，让他们以这种状态去迎战敌人，就能取得胜利。受敌，迎战敌人。施子美曰：“善将者置之于死地，陷之于亡地，譬犹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夫漏船之中，其沉也必矣；烧屋之下，其焚也必矣。于斯之时，虽有勇者不及怒，智者不及谋。何者？势不可也。用众而若此，以之受敌，何有不可？彼于斯时，惟知受敌而不知有他，故能以万死而易一生。昔王仁鉴有言：事有迫于不得已者，前有渊谷不可跃而越也，后有猛虎不可狎而近也。一旦不幸而临乎渊谷之险，视其后而猛虎逐之，宁跃而越渊谷乎？将坐而待毙于猛虎乎？坐而待毙于猛虎死也，跃而越渊谷亦死也，等死耳，待毙于猛虎，万万之死也，跃而越渊谷，万一之生也。与其有万万之死，孰若有万一之生？兵战之场，立尸之地，万万之死也，必受敌而可以求万一之生于万万之死矣。”朱墉引王汉若曰：“坐漏船之中，无有不沉者；伏烧屋之下，无有不焚者。此极状至急至迫之象。”又引芮文其曰：“临战切不可以幸生为念，其心如坐漏船之中而沉溺在迩，伏烧屋之下而性命旦夕，无刻之可缓，则敌莫能御矣。”又引唐顺之曰：“漏船烧屋是何等时候，此时求生之念，虽愚者亦智，怯者亦勇矣。”

(3)“用兵之害”四句：按，以上四句又见于《六韬·龙韬·军势》，仅两字不同，“生于”作“莫过”。施子美曰：“此言用兵之道，不可以无断，亦不可以有惑也。犹之为兽，一行而一退，若不断之象也。狐之为兽，一步而一止，此疑惑之象也。犹豫则不断，故其为害也大。《传》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则不断者为害，岂不大乎？狐疑则众惑，故灾之所由起，未至于甚害也。法曰：‘众疑无定。’国疑则不定，不疑则复定。故狐疑但可以为灾，而犹豫则为大害也。《传》曰：‘持不断之志者，开群枉之门；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传》以狐疑对不断而言之，则犹豫之为不断也明矣。不然《韬》何以亦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朱墉引邓伯莹曰：“看本文犹豫之害，狐疑之灾，见为将者当临战之时，如遇水火一般，当奋然勃然，有必死无幸生，如项羽之沉船破釜，淮阴之背水置阵，乃可以成战胜之绩也。”又引陈明卿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彼犹豫狐疑，所怕只是一个死耳。”又引汪升之曰：“疑志不可以应敌，若筹算不决，展转胸中，不但胜之分数少，而且害之分数多矣。”又引《开宗》曰：“此节言将兵在持之以必死之志，能使敌之智勇皆不及施，而后可以受敌。”李硕之说：“吴子强调，治军的将领在作战指挥时，必须决心果断，切忌优柔寡断。战争实践表明，将领能否根据敌我双方情况，把握战机，沉着、冷静、果断正确地定下决心，这对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的胜负有着重大的关系。如果将领优柔寡断，事到临头前怕狼，后怕虎，当断不断，当动不动，当战不战，必然坐失战机，瞬息多变的战场形势将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可见治军将领的犹豫不决，是作战指挥的大忌，而沉着、冷静和果断的决心则是夺取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吴子要求将领在作战指挥中，犹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那样沉着、冷静；而计谋之成，决心之定，行动之快，要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吴子所说的‘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已成为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至理名言。”陈宇说：“许多战争经历者谈经验时有一共同感受，都会说道：打仗只要有60%的把握，就坚决打。顾虑不能太多，该出手时就出手。有绝对的把握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不要怕，不能怯敌。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打成平局、吃点亏的事是常有的。多数仗能打赢，少数仗输了；大规模的仗能打赢，小规模的仗输了。这就是赢。”

【译文】

吴子说：“凡是冲突征战的战场，就是尸体横陈之地，若抱着必死的决心就能活下来，若怀着侥幸求生的想法反而必死无疑。善于领兵打仗的人，要让士卒如同坐在漏船之中，或者就像身处着火的房屋之下，使得有智谋的人来不及谋划，勇敢的人来不及发怒扬威，让他们以这种状态去迎战敌人，就能取得胜利。所以说，用兵打仗最大的危害就是犹豫不决，军队战败的灾难来自狐疑多虑。”

五

吴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1)。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2)。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3)。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4)。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谓将事(5)。”

【注释】

(1)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不能，指未经学习而能力达不到的事。不便，此指虽曾练习而尚未熟练掌握的技能。常，底本作“当”，《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常”，于意为佳，今据改。施子美曰：“《传》曰：‘不教民战，谓之殃民。’民不素教，则耳目不熟于旗鼓，手足不熟于器械。一有用焉，是以其卒予敌也，故死于其所不能，败于其所不便。”刘寅曰：“凡人常死其战阵之所不能者，败其坐作进退之所不便者。若能战阵，岂可致之死？若便于坐作进退，岂可使之败？”

(2)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意谓所以用兵的方法，首先在于士卒的教育与训诫。施子美曰：“《司马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废其不欲不能，则不至于死败矣。将欲使之各尽其能，各得其便，则何以哉？亦不过先之以教戒而已。有以教之，则人知所习，有以戒之，则人谨所习，是必明之以号令，示之以赏罚，使之闲于驰逐，熟于击刺，明于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其在《周官》有所谓教振旅、教茇舍、教治兵、教大阅，此之所谓教也。有所谓前期戒众庶，鼓戒三阕。若大师，则掌其戒令，此所谓戒也。成周之际，犹以是而为先，况战国乎？”朱墉引尤尺威曰：“教节制言戒，乃就教之时，而寓儆戒之意。盖教而不戒，则士多怠玩不遵，所以用兵必以此为先也。”又引王汉若曰：“教者，训导也。戒，警惕也。教所以练其才能，戒所以饬其怠玩，二者并行不悖，而戒即寓于教之中。如孙武教宫嫔视心、视背、视左右手，此教也；笑者斩之，此戒也。”又引金千仞曰：“初募之兵，未习行阵，必为将者预教之以进退而部伍不乱，申饬之以刑罚而齐勇若一。若临时训练则不及矣。”陈宇说：“吴起所说的‘教戒为先’，就是指教育训练在先，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常强调的‘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因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邓小平文选》，第2卷，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军事训练的摆位问题，看来是古今军队所遇到的共同课题。战争的经验告诉人们，打仗固然要靠勇敢精神，但是，光靠勇敢而不懂战术技术，也是不能打胜仗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在战争环境下提高部队作战技能的重要方法，但在和平条件下，抓好平时的教育训练，乃是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基本途径。吴起继承了春秋时期以来即重视军队训练的优良传统，对训练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兴兵打仗，必须首先加强部队教育训练。为了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除了对军中精华进行精心培养外，对一般士卒也要强化训练。严格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缺乏训练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而且训练只有符合实战要求，军队才能有较强的战斗力。只有平时搞好训练，使全军掌握战术方法，熟悉作战号令，才能使部队在实战中看到指挥旗帜的变化而采取相应行动，听到鸣金击鼓的声响而进退自如。平时教育训练卓有成效，战时才能多打胜仗，否则，就要吃败仗。孔子也讲‘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3)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意谓一万人学会战法，可以教会全军。施子美曰：“教戒之法，由寡而后可以至众。自治可以待敌，习变而后可以应率。自一人学战，教成十人，累而至于教成三军，此由寡以至众也。由寡以至众，则其力不劳而教亦易成矣。其在《尉缭子》，有所谓‘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合之三军’，是亦吴子教阵之法也。”解文超说：“《尉缭子·勒卒令》篇云：‘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战，合之万人；万人教成，合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这种‘百人教战’的练兵方法，即源于《吴子·治兵篇》：‘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尉缭子》在军队的编制和规模方面显得更具体，这说明《尉缭子》受《吴子》的影响之深。”

(4)“以近待远”三句：施子美曰：“以我之近，待彼之远；以我之佚，待彼之劳；以我之饱，待彼之饥。此自治而后可以待敌也。自治以待敌，则敌必为我致矣。其在孙子亦有所谓‘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是亦吴子教战之法也。”刘寅曰：“此孙子治力之法也。或曰：吴子论学战，言以近而待其远，以佚而待其劳，以饱而待其饥，欲其三军同心一力也。然必先能齐己之力，而后治彼之力耳。”

(5)“圆而方之”十句：按，此即平时训练的内容，亦是将帅的职责与任务。圆而方之，指阵势上由圆阵迅速转为方阵。圆，圆阵，是一种防御型的军阵。《孙子兵法·势篇》：“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方，方阵，是进攻型的军阵。坐而起之，由坐姿转换为立姿。坐，古人席地而坐，其坐姿如同今之跪姿。古代作战，凡进行防守时多采用坐姿，进行攻击时多采用立姿。分而合之，由分散变为集中。合，集中，集结。结而解之，由集中变为分散。解，化解，此指分散。每变皆习，各种阵法变化都做到熟练地掌握。每，各种，各式各样。习，熟悉，熟练。授其兵，向官兵发放兵器装备。先秦时期武器装备平时由国家专设的府库统一保管，临战时才发放给官兵使用。《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授兵于大宫。”施子美曰：“圆而方之者，既教以方，又教以圆，既教以圆，又教以方，欲其明于动静之理也。坐而起之者，既坐而复起之，欲其明于作止之理也。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欲其运用之皆得也。或分或合，或结或解，欲其聚散之适宜也。若是者，每变皆习，是能习变，而后可以应率也。其在张昭教习法，亦有所谓‘方之圆之，曲之锐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离而合之’。是亦吴子之法也。谓每变皆习，则自方圆坐作以至于分合结解，莫不随变而习之。既习之矣，然后可用。故乃授之兵，使之将而以用之，故可以谓之将军。将军者，将是军而为之将也。一本以为将事。”刘寅曰：“圆而方之者，谓随阵变化成形也。如十二《将兵》有方阵，有圆阵，或方而变成圆，或圆而变成方，随将所指也。坐而起之者，谓一坐一起如《司马法》‘立进俯，坐进跪’是也。行而止之者，谓行人当止而齐之也。如‘六步七步乃止齐焉’是也。左而右之者，谓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也。前而后之者，谓或进之前，或退之后，如前却有节是也。分而合之者，谓分而能合也。结而解之者，谓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结，何益于用哉？使吾军每变皆习熟之，乃授其兵，是谓大将之事。”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用兵当循序成教，使之习变化之法，然后授以待敌之兵，则自不劳而兵治。”

【译文】

吴起说：“人常常死于未能学习的某件事情，败于未能熟练掌握的某项技能。所以用兵的方法，首先在于士卒的教育与训诫。一个人学会战法，可以教会十个人；十个人学会战法，可以教会一百个人；一百人学会战法，可以教会一千人；一千人学会战法，可以教会一万人；一万人学会战法，可以教会全军。让士卒学会：用近道便捷对付敌人的远途奔波，用安逸对付敌人的疲劳，用饱食对付敌人的饥饿。由圆阵转为方阵，由坐姿转为立姿，由前进变为停止，由向左变为向右，由向前变为向后，由分散转为集中，由集中转为分散，每种变化都熟练地掌握，才将武器发放给士卒。这些是将帅应该完成的任务。”

六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1)。乡里相比，什伍相保(2)。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3)。”

【注释】

(1)“教战之令”七句：此即军事条令中按照士兵不同特点类型分配不同岗位职责的规定。教战之令，指军事训练的条令。短者，指身材矮小的士卒。长者，指身材高大的士卒。厮养，指各种勤杂事物。谋主，为主将出谋划策的人。施子美曰：“在人有不同之才，在我有因用之法。瞽司声，聋司火，奴司耕，婢司爨，因而用之，未有不适其用者，况于用兵之际，可不因而用之乎？夫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其所用者近，故使短者持之可也。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其所用者远，故使长者持之。旌旗所以形众也，强者持之，则力于率众，必有以蝥弧登，周麾而呼者。金鼓所以声众也，勇者持之，则敢于进战，必有伤矢流血及屦，而鼓音未绝者。其在张昭教阵法，亦曰‘长持弓矢，短持矛戟，力者持旗，勇者击鼓’，亦此意也。若夫弱者，似不足用矣，而厮养之役，亦足以给之，是则无弃人矣。至于智者，其谋足多，故以为谋主，必终之以智者为谋主者，盖言军不可以无谋主也。是以李荃之《阴经》有所谓‘将有智谋’。如曰汉用张良、陈平之智而灭项籍，光武任寇恂、冯异之智而降王莽，曹公任许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绍，孙权任周瑜、鲁肃之智而败魏武，刘备任诸葛孔明之智而王巴蜀，晋任杜预、王濬之智而平南吴。若是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有成也。故善战者不可以无谋主。”刘寅曰：“勇力者持金鼓以进止。金鼓体重，非勇者不能持。力弱者不能战，故使给厮养之役。有智者能料敌，故使为计谋之主。”朱墉引尤尺威曰：“智者明哲之士，见理分明，料敌画策，故为计谋之主。‘主’字有不可枉挠之意。”又引秦少游曰：“兵家之所以取胜，非特将良而士卒劲也。必有精深领悟之士，料敌应变出奇无穷者为之谋主焉。将者心也，谋者思虑也，乃一军胜败之枢机也。”又引方伯闇曰：“一军之中，人有短长强弱智愚，不一其材。为将者量材器使，人人皆可用，固宜人人自奋，重在军中无废弃之人上。”

(2)乡里相比，什伍相保：意谓将同乡同里的士卒编在一起，让同什同伍的士卒互相担保。乡，周代的居民组织，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里，二十五家为一里。比，近，指将士卒编在一起。什伍，古代军队最基层的单位，十人为一什，五人为一伍。施子美曰：“至于乡里相比，什伍相保，此又联民之法也。方其居于比闾旅党之中，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情固已亲矣。及用之于伍两师旅之际，亦向之比闾旅党之民也。推其乡里之情，而用之于什伍之际，一有患难，其不知所救援乎？故同其乡里而使之相比，所以亲之也。列为什伍而使之相保，所以联之也。其在《周官·旅师》，有所谓‘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使之相保相受’，正此意也。”刘寅曰：“使同乡同里者相亲比，同什同伍者相保护。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二十五家为一里，十人为一什，五人为一伍，皆古法也。”黄朴民说：“什伍相保是古代统治者控制军队，确保其不至于涣散瓦解的重要手段。《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诛。’可谓是对‘什伍相保’内容的具体说明。”

(3)“一鼓整兵”七句：此即军事训练中关于按鼓声行动的条令。习阵，练习布阵。趋食，就食，就餐。严辨，严格辨明各种器物的功用。就行，就列，排好队列。施子美曰：“一鼓整兵，二鼓习阵，此则以鼓而为节也。一鼓则整齐其兵旅，再鼓则使之习阵，三鼓则趋之以食，四鼓则严辨其器用，五鼓则就行列。虽五鼓之后，必待众鼓声合，然后举旗。夫旗鼓者军之耳目也，所以齐之也。晋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则非鼓，其何以齐之乎？杜佑载《步战令》曰：‘严鼓一通，步骑悉装；再通，骑上马、步结屯；三通，以次出之。’其载《船战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严；鼓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三通，大小战船以次发。’是皆以鼓为节也。”朱墉引徐象卿曰：“教战非可以言传。将之命令在于旗鼓，初整兵以次习阵，渐次兴起，井然有条，莫不齐一，全在于平时娴熟，则耳目自不惊扰矣。”又引《开宗》曰：“此节言教战当随材器使而以智为谋主，使之相亲相保，听鼓声而施号令。”

【译文】

吴起说：“军事训练的条令是，身材矮小的士卒使用矛戟，身材高大的士卒使用弓弩，体质强壮的士卒举着军旗，勇敢无畏的士卒敲击金鼓，体质孱弱的士卒从事各种杂务，聪明智慧的士卒为主将出谋划策。将同乡同里的士卒编在一起，让同什同伍的士卒互相担保。听到第一通鼓时整理各种兵器，听到第二通鼓时练习布阵，听到第三通鼓时就餐，听到第四通鼓时严格辨明各种器物的功用，听到第五通鼓时排好队列。听到众鼓敲响，然后高举旗帜发号施令。”

七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1)？”起对曰：“无当天灶，无当龙头(2)。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3)。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4)。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5)。”

【注释】

(1)三军进止，岂有道乎：意谓军队的行进与驻扎，难道有必须遵循的原则吗？止，指扎营，驻扎。施子美曰：“行军之道必欲违害而就利。天灶、龙头，此军之害也。青龙、白虎，招摇在上，此军之利也。害欲其避，故无当之；利欲其就，故从事于下。”朱墉引《新宗》曰：“世将有兵，止知有进，不知有止，往往犯天灾，蹈地危，此用兵之深戒也。故武侯问及之。”

(2)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当，正对，对着。天灶，此指山谷之口。龙头，此指山巅。

(3)“天灶者”四句：施子美曰：“天灶者，大谷之口，乏水草之地。龙头者，大山之端，是为绝地。张昭安营垒法谓：安营筑垒，须知阴阳吉凶、山川向背、岗陵地形。亦举《吴子》曰：‘无当天灶，无当龙头。’继之以凡出军，遇已上之地，急去无留，不可驻军。以是知害不可以不避也。”刘寅曰：“三军进止，无当天灶。天灶者，大谷之口。当大谷之口而营，一则恐为敌所冲，二则恐为水所没。龙头者，大山之端。当大山之端而营，一则恐为敌所围，二则恐水草不便。太公曰‘处山之高则为敌所捷，处山之下则为敌所困’是也。”

(4)“必左青龙”六句：意谓军队的左军用青龙旗指挥，右军用白虎旗指挥，前军用朱雀旗指挥，后军用玄武旗指挥，中军用招摇旗在高处指挥，军队在旗帜的指挥下行动。《武经七书注译》曰：“青龙，古代军旗名，青色，上绘龙，一般作左军的军旗。白虎，古代军旗名，白色，上绘熊虎，一般作右军的军旗。朱雀，古代军旗名，红色，上绘鸟，一般作前军的军旗。玄武，古代军旗名，黑色，上绘龟蛇，一般作后军的军旗。招摇，古代军旗名，黄色，上绘北斗七星，作中军指挥旗。据《礼记·曲礼》：‘招摇在上。’《释文》：‘北斗第七星也。’有‘居北辰而众星拱之’的意思，所以用作中军之旗。”施子美曰：“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此欲四方拥护也。张昭又曰：朱雀、青龙辅翼，白虎长远，玄武不逼，玉案横长，连珠堆阜，即为胜。正此意也。招摇，斗柄之星也。斗，北方星也，以杀为义也。招摇之名，取其麾指之意也。招摇在上，而从事于下，取其得天也。张昭曰：天子常居斗四星下，前将军居太微下，后将军居华盖下，左将军居太冲下，右将军居文昌下。知此则知招摇所在，从事于下，必吉可知，所以就利也。或以招摇为旗，谓画星于旗也。《礼记·曲礼》曰：‘行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氏释之曰：‘以象天地之怒。’此则旗说也。后世神旗之制，亦画斗星于其上，则招摇之为旗也，亦明矣。”刘寅曰：“左青龙者，所谓蛟龙，曰旂也。右白虎者，所谓熊虎，曰旗也。前朱雀者，所谓鸟隼，曰旟也。后玄武者，所谓龟蛇，曰旐也。招摇，星名，在北斗傍梗河上，此中军之旗也，故曰从事于下。”

(5)“将战之时”四句：意谓将要战斗时，要仔细观察风从哪个方向刮来，顺风时就让士卒大声呼喊并乘势进攻，逆风时就坚守阵地等待时机。审候，仔细观察。治呼，呼喊，呐喊。从，出击，攻击。施子美曰：“至于将战之时，必审候风之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欲以鼓噪而夺之也。风逆坚壁以待之，惧其因风纵火而为李孝逸之举，顺风扬灰而为杨琁之举，故须坚阵以待之，此亦欲就利而避害也。若五代晋张彦泽为契丹所围，契丹顺风扬尘，奋击甚锐。军中大惧，诸将皆曰：‘贼乘上风，吾居其下，待风回，乃可战。’彦泽以为然。其偏将谓彦泽曰：‘今军中饥渴已甚，若待风回，吾属为虏矣。且逆风而战，敌人必谓我不能，所谓出其不意。’即追契丹，败之。是又权以济之也，不必坚壁以待之也。”刘寅曰：“将欲战斗之时，必要审察候伺风所从来之处。若风顺，则致吾士卒，使大呼而从之；若风逆，则坚守吾阵以待之。”朱墉引《大全》曰：“风所以助势也。风顺则旌旗可以前指，人马可以鼓行，胜势无非我操。风逆则气力必为所绝，心志必为所疑，胜势悉为敌握。此将战在所必审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三军进止，当审地利而占风候。”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军队的行进与驻扎，难道有必须遵循的原则吗？”吴起答道：“不要正对着天灶驻扎，也不要在龙头驻扎。天灶就是大山谷之口，龙头就是大山之巅。军队的左军用青龙旗指挥，右军用白虎旗指挥，前军用朱雀旗指挥，后军用玄武旗指挥，中军用招摇旗在高处指挥，军队在旗帜的指挥下行动。将要战斗时，要仔细观察风从哪个方向刮来。顺风时就让士卒大声呼喊并乘势进攻，逆风时就坚守阵地等待时机。”

八

武侯问曰：“凡畜卒骑，岂有方乎(1)？”起对曰：“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2)。刻剔毛鬣，谨落四下(3)。戢其耳目(4)，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5)。人马相亲，然后可使(6)。车骑之具，鞍、勒、衔、辔(7)，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8)。日暮道远，必数上下(9)；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10)。能明此者，横行天下(11)。”

【注释】

(1)凡畜卒骑，岂有方乎：畜，饲养，驯养。卒骑，指军马，战马。施子美曰：“马者，甲兵之本，军之所急务者也，诗人之美鲁僖公也，不及其他，而称其有骓有有骝有骆而已；其美卫文公也，不及其他，而称其秉心塞渊，牝三千而已。是马之为用大矣，武侯安得不问其所以蓄之之道乎？”刘寅曰：“‘卒骑’一本作‘率骑’，皆误也，旧本作‘车骑’为是，下文‘车骑之具’乃一证也。”朱墉引方伯闇曰：“马为士卒设，畜之无非为保全士卒，不欲使之轻有所犯，故马虽畜类，而其饮食居处之情，亦未尝与人异。故将欲畜之，必令其调适，用之不可过劳，是爱马正所以爱人也。”陈宇说：“战国时代，车战少不了马，骑战少不了马，运送军用物资也要使用马。所以，吴起在本篇论‘治兵’中，不能不谈到对战马的驯养和使用。在《吴起兵法》中，本篇用了较大篇幅专讲军队使用的战马，这在古代兵法中是少见的，对了解那个时期的战争样式和形态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2)“夫马”六句：庑，大屋子，此处指马厩。厩，底本作“烧”，于意不通，《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厩”，于意为佳，今据改。施子美曰：“夫蓄马之法，以居处则欲其安，以水草则欲其得，以饥饱则欲其节。冬则温厩，虑其伤于寒也；夏则凉庑，虑其伤于热也。庑者，郑司农以为庑，所以庇马凉也。”

(3)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意谓剪刷战马的鬃毛，小心地给战马的四蹄钉掌。刻剔，剪刷。鬣，马的鬃毛。落，指给马钉掌。四下，指马的四个蹄子。施子美曰：“‘刻剔毛鬣，谨落四下’者，攻其蹄齿也。”刘寅曰：“刻剔毛鬣，使之疏通；谨落四下，使之轻便。”

(4)戢（jí）其耳目：训练战马的听力与视力。戢，训练。

(5)习其驰逐，闲其进止：闲，通“娴”，娴熟。施子美曰：“‘习其驰逐，闲其进止’，又欲使之熟于战也。”

(6)人马相亲，然后可使：施子美曰：“成周之时，蓄马之官非一职也，有趣马以齐其饮食，则所谓适其水草，节其饥饱者，为有官也。有圉官以衅厩庑，马则安其处所，而温厩凉庑者，为有官也。有廋人以教、攻驹、执驹、散马耳，则刻剥谨落、戢其耳目、闲其驰逐者，为有官也。若是则人马其不相亲乎？乃若郑之小驷，骄偾不驯，卒之还泞而止者，以其蓄之教之无术，故人与马不相亲也。”

(7)车骑之具，鞍、勒、衔、辔：车骑之具，指战马的各种装配器件。鞍、勒、衔、辔，分别指的是马鞍、笼头、嚼子、缰绳。

(8)“凡马不伤于末”四句：意谓大致说来战马不是伤于使用的最后期间，就是伤于使用的开始阶段；不是伤于饥饿，那就一定是伤于过饱。施子美曰：“此马之所以为难蓄也。”

(9)日暮道远，必数上下：意谓天色已晚，路途遥远，一定要经常下马步行一段，让骑马与步行交错进行。必数上下，意谓乘马与步行交替进行，以节省马的体力。上下，上马与下马。施子美曰：“此马之所以为难用也。”刘寅曰：“所以初乘马者，必缓驰之，遇日暮道远，必频数上下，节其力也。”

(10)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覆，伏兵。此处的意思是指敌人伏兵的突然袭击。施子美曰：“惟马力有余，然后可以备敌之虞。”刘寅曰：“常令其力有余，防备敌人掩覆而用以战。”

(11)能明此者，横行天下：施子美曰：“昔汉之盛时，卫青以三万骑出雁门，霍去病以万骑出陇西，与夫李广、张骞等凡十四万骑，所以能立功异域。其后马死十余万匹，汉马既少，不能复击匈奴。知此则知蓄马繁盛者，岂不足以横行天下乎？”朱墉引王汉若曰：“调量寒热饥饱，慎重早暮劳倦，爱惜毛鬣，安顿精神，畜马之法可谓备善矣。‘明此’二字，总结上文之词。”又引周鲁观曰：“大抵兵革之用马为要，故《周礼》以司马名官，而厩政亦列于庶府。《小雅》以既同兴诵，而美业遂以致中兴。非子牧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而秦以强大。马政可不急讲哉！”又引汪殿武曰：“马所以备冲突、驾车轮、设奇伏，兵家第一要务。故畜养之方虽次于士卒，而其情由较士卒为更难者，故吴子历历言之。”又引《开宗》曰：“此节言养马之事，而并及驾马之具，又为马计始末饥饱，宁劳人以养马力，以备敌之掩我。”朱墉《全旨》曰：“此章总是教民后战之旨。治者整之，使不乱也。语云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故用兵在于卒服习。若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苏子瞻亦云：‘昔先王于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坐作进退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况武侯之时为何时乎？乌可以不教之民战也。篇中教以进止之方，全在于号令严明，赏罚信必，然后能有礼有威而成节制之师。又能蓄养气力，无致困乏，始易于从令。不但士卒当爱惜，即马亦当善养，知其劳逸饥饱，则车马精良，士卒选练，可以有勇知方，而预治之道得矣。”李硕之说：“吴子对战马的驯养和使用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这是战国以前兵书中很少涉及到的。反映出战国前期一个新的兵种骑兵出现了，也说明骑兵驰骋于战场的数量增多了。战马也是战斗力。它不仅只是用于驾驶战车作战，而且也作为乘骑，用于骑兵作战。战马对于车兵、骑兵这两个兵种的作战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吴起十分强调战马的驯养和使用，并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经验。他认为，能够明白‘驯养战马之道’，就可以横行天下。”钮先钟说：“这一篇最后一段中，吴子大谈马经，表示他对养马用马之道大有研究，实在令人深感诧异。吴起为何如此重视马？在古代战争中，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马政是否受到重视，对国运的兴衰具有重大影响作用。所以，吴子的确具有远见，他在战国初期即已知马之重要，并预言：‘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驯养战马，难道有必须依靠的方法吗？”吴起答道：“一定要把战马安置在合适的地方，适时地饮水吃草，节制其饥饱。要让马厩冬天温暖，夏天凉爽。剪刷战马的鬃毛，小心地给战马的四蹄钉掌。训练战马的听力与视力，不让其在战场上因为声音或颜色的干扰而惊慌失措。训练其奔驰追逐的能力，娴熟掌握前进与停止的要领。让骑兵与战马相互亲近，这样战马才能使用。马鞍、笼头、嚼子、缰绳等战马的各种装配器件，一定要完整坚固。大致说来战马不是伤于使用的最后期间，就是伤于使用的开始阶段；不是伤于饥饿，那就一定是伤于过饱。天色已晚，路途遥远，一定要经常下马步行一段，让骑马与步行交错进行；宁可让人受累，也千万别让马累坏；经常让战马保持充足的体力，以防备敌人对我发动突然袭击。能明白上述道理，就能纵横天下，所向披靡。”





论将第四


【题解】

本篇题为“论将”，集中展现了吴起的将领论。全文共分五节，前三节提出了“五慎”“四机”“三威”等关于将帅能力素质的睿智见解，拓展、深化了孙武“智”“信”“仁”“勇”“严”的将领论；后两节论述了判断敌方将领能力素质的基本方法，给出了战胜不同类型敌将的具体战术。

第一节的开篇两句就是“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指出将领应该文武双全，不但要懂军事，有血性，还要懂政治，有品德。就“武”而言，一般人往往会对将领是否勇敢格外看重，但吴起却说：“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提醒将领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而头脑发热，盲目决策。紧接着，吴起提出了“理”“备”“果”“戒”“约”的“五慎”论，要求将领具备以下要求：高超的管理能力、保持对敌警惕、不能贪生怕死、胜利后也要心存戒备、制定的法令简明扼要。还要求将领在出征之日，就要“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要怀有大无畏的光荣战死的决心，绝不畏敌退缩、屈辱苟活。

第二节论述了将领必须掌握的“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力机”，要求将领能够鼓舞士气，懂得军事地理，善于使用间谍，会管理、训练部队。吴起还要求将领具有“威、德、仁、勇”，发号施令时下属不敢违犯，指挥作战时敌人不敢抵御。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吴起指出了良将的价值：“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含有提醒君王重视良将、善待良将的言外之意。

第三节论述了将领必须掌握的“三威”论。“三威”指“威耳”“威目”“威心”，要求将领严格训练士卒，让他们真正懂得各种鼙鼓金铎、旌旗麾帜、法规条令的内涵，在感官与心理上产生“威耳”“威目”“威心”的效果，从而实现令行禁止、服从指挥的训练目的。

第四节先是论述了如何根据敌方将领的能力素质以采用相应的对敌之策，继而又提供了在一些特殊的地形、气候、敌情的情况下所应采用的克敌之术。在这一节，吴起还提出了“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军事思想，说明将领只有掌握了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才会有费小力而获大功的用兵之效。

第五节介绍了如何判断敌将是“智将”还是“愚将”的基本方法。对于“智将”，要小心谨慎，“勿与战也”；对于“愚将”，则可主动出击，敌人“虽众可获”。

在本篇中，关于“四机”的论述很值得重视，《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指出，《吴子》“四机”所要求的将帅的指挥才能，“比《孙子兵法》要求的‘智信仁勇严’更高、更全面。有关‘四机’的内容，《孙子兵法》都曾提过。不过概括为四个关键性的问题，并联系起来进行论述，还是第一次”。

一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1)。兼刚柔者，兵之事也(2)。凡人论将，常观于勇(3)。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4)。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5)。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6)。理者，治众如治寡(7)。备者，出门如见敌(8)。果者，临敌不怀生(9)。戒者，虽克如始战(10)。约者，法令省而不烦(11)。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12)。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13)。”

【注释】

(1)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总文武，意即文武兼备。总，总括，总揽。施子美曰：“才足以兼资，然后可以统军。术足以相济，然后可以治军。文武者，材也。总文武而后可以为军之将，非才足以兼资而后可以统军乎？”刘寅曰：“夫总文武者，三军之将也。文以附众，武以威敌，缺一不可。”朱墉引周鲁观曰：“文非《诗》《书》六艺之文，指附民御众之德；言武非血气勇猛之武，指克敌制胜之略。言‘总’字则重武有其文上。”

(2)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意谓刚柔兼济的人，才能尽知兵机。兼刚柔，意即刚柔兼济。施子美曰：“刚柔者，术也。兼刚柔而后可以尽兵之事，非术足以相济而后可以治军乎？陆机识能辨亡，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免鄢陵之奔。才不兼资，如统军何？子玉刚而无礼，卒至于败。李广行无部伍，终于失道。术不兼济，其何以治军乎？昔田穰苴可谓两尽乎是矣。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则其材尽矣。于将军也何有？庄贾可斩，则斩之而不贷。士卒可恤，则抚之而不以为过。是又术之兼尽也。其于军事，亦优为矣。古之择将，必欲材与术两尽而不偏，然后为得。”刘寅曰：“兼刚与柔者，用兵之事也。大刚则折，大柔则废。《三略》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二者亦不可缺也。”

(3)凡人论将，常观于勇：《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太平御览》卷二七三“人”下有“之”字，“常”作“恒”。《太平御览》卷二七三“观”下有“之”字。施子美曰：“凡人论将，则先乎勇。夫岂知独勇不足以尽其材也。且《孙子》之论将，则曰：智、信、仁、勇、严。太公论将则曰：勇、智、仁、信、忠。五材兼备，然后可也，可独勇乎？勇非不足取也。白衣自显，仁贵所以为虓将；锦裘自表，李晟所以敌万人。勇固不足取耶？”

(4)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意谓勇敢对于将领来说，只不过是考察其素质的诸多项目中的一项罢了。《太平御览》卷二七三“数”作“万”字。施子美曰：“勇虽可取，特数分之中一分耳。办大事者非勇者所为也。才气无双，李广非不勇也，而终于失道。被羽先登，贾复非不勇也，而不得别将。勇其可独任乎？”李硕之说：“关于将领的勇敢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非凡的勇气和胆略，纵有天大的指挥才能，也决然不能在战争舞台上成为涉冠称雄的胜利者。纵观古今中外杰出的军事家、优秀的将领，勇敢是首先必须具备的素质。吴子对将领的‘勇’，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在论述为将标准时，认为‘勇’只是将领必备条件的数分之一，反对有勇无谋的轻率之‘勇’，更为强调将领在临敌作战中的英勇献身精神。因此，他所说的‘勇’，含意更深，要求更高，认为‘良将’必备这样的‘勇’。”傅绍杰说：“‘勇’，在一般军人而言，毕竟是个主要基本条件。具有血气之勇的底基，再加以学问修养上的锻炼，自能提高境界更上一层。那是最为理想的要求。但如不具此底基，一上战线，手软心颤，魂飞魄散，还那里有什么余神余力来谈运用指挥？大勇？小勇都不知何处去也，大勇早已丢得一干二净了。一个人的禀赋、气质，和先天遗传、后天教养都有关系。一个民族亦复如此。血气之勇，历来论兵者无不以之为将领之大戒。但是我们读史所及，外国姑不论，遍观所有名将，在少年时代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满腔忠义，浑身是血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是家常便饭。甚至因血气方刚之故，而有逾越常轨的行为。至于以后的作为、成就，那都是不是经过名家指教，就是自动悔改折节向学之后的事。汉初张良故事，不须再说。唐代李曾对人说：‘余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敌；二十为大将，常用兵以救人于死。’真是英雄自白，快人快语。……注译者并无意提倡动手动刀的意思。讲的是气质问题。养气是要紧的。如果根本没气，你养什么？个人如此，国族亦然。”解文超曰：“《尉缭子》一书不但有其内容与《吴子》相吻合者，还有的直接来自吴起的言论，如《尉缭子·武议》云：‘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尉缭子》引用吴起论述将领之责的言论，可能是《吴子》的佚文，因为这段话与《吴子·论将》的‘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有着承传关系。”

(5)“夫勇者必轻合”三句：意谓光有勇敢，这种将领必会轻率地与敌交战，轻率地与敌交战便会不懂利害所在，这不值得称道。轻合，指与敌轻率交战。《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前两句作“夫勇者轻命而不知利”。施子美曰：“勇之所以不足多者，谓其轻合也。轻合则不知利之所在，其可乎？昔子路问夫子曰：‘行子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将之道，非勇所能尽也。”

(6)“故将之所慎者五”六句：朱墉引王圻曰：“‘慎’字只是不敢怠忽之意，就将心里言。”又引徐象卿曰：“即孔圣‘临事而惧’之旨，总是以心战为主。治众恐其不知理，出门恐其不知备，临敌恐其不知果，克敌恐其不知戒，法令恐其不知约。”杨斐在《融会儒法兵，通合政经军——〈吴子兵法〉军事思想论析》（载《滨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一文中说：“吴子‘五慎’论的特点，一是系统，了了五字，内涵甚丰，涉及建军治军、作战指挥、思想修养等多个方面；二是实用，后学将帅拿来即可作为行动准则。若将吴子的‘五慎’与孙子的‘五德’（智、信、仁、勇、严）相比较，则正如钮先钟先生所言，‘孙子所言为体，吴子所言为用’，两者各有侧重，相得益彰。”薛国安说：“许多古代兵家经典都对将帅应该具备的素质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如《孙子·计篇》把将帅素质总结为‘智’‘信’‘仁’‘勇’‘严’等‘五德’。《六韬·论将》提出将帅必须具备‘五材’：‘勇’‘智’‘仁’‘信’‘忠’。吴子则在《论将》篇提出‘五慎’论，认为将帅必须做到‘理’‘备’‘果’‘戒’‘约’。‘五慎’论对后世颇有影响，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也是别具一格。”

(7)理者，治众如治寡：意谓理指的是管理大部队如同管理小部队一样有条不紊。众，指人数众多的大部队。寡，指人数少的小部队。施子美曰：“所谓理者，盖统军之际，其人虽若难治，而吾能治之以易治，故虽众犹寡也。如韩信之多多益辨，非理者乎？”刘寅曰：“理者，治众多之兵如治寡少之兵，言得其治兵之理也。”朱墉引邓伯莹曰：“‘理者’二字极重，‘治众如治寡’，只解明‘理者’二字之意。盖‘治寡’与‘治众’不同，而曰如‘治寡’，正以其理也。条分缕析，总其大纲，而纷纭不乱，何众之不如寡哉？”薛国安说：“是指将帅必须能够像治理小部队一样，有条不紊地治理大部队。‘理’是一种将帅必备的治军能力。‘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孙子·势篇》），要想做到‘治众如治寡’，关键在于合理、明确、严格的组织编制体制。吴子主张把军队的编制体制与地方行政组织紧密结合起来，使‘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从而达到‘治众如治寡’的目的。古人对‘理’莫不重视。韩信与刘邦讨论带兵能力，自云‘将兵’‘多多而益善’，就在于‘分数之明’。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在《纪效新书·束伍篇》中认为‘分数者，治兵之纲也’，在同书《严节制》中又指出‘舍节制必不能军’，都是强调‘理’对治军的重要。”

(8)备者，出门如见敌：意谓备指的是部队刚开拔就像遇见敌人一样保持高度警惕。施子美曰：“所谓备者，盖预防之术。虽无所畏而常若有所畏。故虽出门之际，常如见敌。如冯道根之远斥候，有若敌将至者，非备者乎？”刘寅曰：“备者，一出辕门如见敌之在前，言其预备之谨也。”朱墉引汪殿武曰：“如见敌者，总是不见敌以目，而见敌以心意。”又引方虞升曰：“‘出门’二字不要死讲，精神只在一‘如’字，总是极形容其慎耳。无时无刻非出门之时，即无时无刻非见敌之时，不备于外而备于内，不备以事而备以心，当未有敌之时，而能存见敌之心，则不必备之时，必能周无所不备之虑，有敌固备，无敌亦备，斯称善备敌者矣。”薛国安说：“‘备’首先是对将帅指挥行军作战的要求。古代行军打仗，通常都要派出‘斥候’——警戒分队，以便及时发现敌情，使主力部队能够及时应变。比如《六韬·虎韬·绝道》指出：‘凡帅师之法，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这种做法就是‘备’的表现。当‘备’成为一种习惯，就内化为将帅一种基本素质和修养。只有具备了这种素质和修养，才能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才能充分估计和侦知各种情况，并预先制定和及时实施各种应对方案，才能真正做到《孙子·九变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将李愬利用雪夜，偷袭反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吴元济的老巢蔡州。吴元济缺乏戒备，直至听到唐军号令才登城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最终城破被俘。历史上像吴元济这样因无备而战败的战例是不胜枚举的。可见，‘备’确为将帅必备的修养之一。”

(9)果者，临敌不怀生：意谓果指的是临敌交战时不贪生怕死。《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临”作“迎”。施子美曰：“所谓果者，盖有敢为之志者，虽有可畏而常若不足畏。故临敌之际，示以必死，而无贪生之心。如田单之在即墨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是也。”刘寅曰：“果者，临敌有必死之志，无怀生之心，言果敢于战也。”朱墉引尤尺威曰：“果与勇不同。勇者不惧，果者能断。”又引唐顺之曰：“临敌不怀生，非轻生也。盖当临敌之时，不难慷慨捐躯，从容就义，这是何等明断刚决，然此大非易事。”薛国安说：“将帅临敌作战时就要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尉缭子·武议》提倡将帅要做到‘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为将者能够‘临敌不怀生’，与全军同生死，共进退，既可以激励部属士气，也可以使自己的决策更坚决果断。反之，过于考虑个人安危，指挥作战枭视狼顾，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导致战败，所谓‘必生，可虏也’。不言而喻，指挥员是否具备‘果’的素质和修养，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绝大多数各级指挥员能够不怕牺牲，坚守岗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果敢，这无疑是构成人民军队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因素。”陈宇说：“‘勇敢’这两个字，对于出生入死的军人来说非常重要，对于战场指挥员尤为重要。……而勇敢可以避免牺牲最终赢得胜利。因此，善于带兵的将领要懂得‘必死则生，幸生则死’的道理，要有‘必死’的决心，‘临敌不怀生’（《论将篇》），才会有果敢的行动，毫不犹豫地带领部队冲锋迎敌，使我方士卒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10)戒者，虽克如始战：施子美曰：“所谓戒者，谓善虑事者，虽已胜而常若未胜，故虽克战而如始战。郑败楚师，国人皆喜，唯子良独忧曰：‘是国之灾也。’非虽克如始战乎？”刘寅曰：“戒者，以胜敌如初交战之时，言戒之至也。”朱墉引张泰岳曰：“为将者得胜之后，必不如未胜之先。盖未胜之先，常存危惧。及到克敌之后，便生骄惰。此皆是不戒之故。”又引陈明卿曰：“戒于未战易，戒于既战难。戒于既战之时固难，而戒于既克之后则甚不易。此云虽克如始战，分明是无时而不惕虑矣，如此方谓之戒。”又引叶伯升曰：“人当临战之始，则胜负未分，孰不兢兢戒之？惟于既胜之后，犹如始战之时一般，毫不敢骄肆怠忽，斯真为能戒者。”又引李静园曰：“将不慎戒，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薛国安说：“将帅即使打了胜仗也要保持战斗开始时的谨慎。因胜而骄，因骄而失于谨慎，便会导致下一次的失利，这是战场上一般的道理。知易行难，同许多战争规律一样，‘虽克如始战’的道理易于理解却难以做到。1949年10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岛失利，便是一例。当时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向福建进军，一路连战连捷，接连攻克福州、漳州、厦门等地，但也因此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受这种错误思想和情绪的影响，前线指挥员在对守岛敌军情况不甚明了，渡海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总攻，导致作战失利，登岛的9000官兵壮烈牺牲。毛泽东深刻指出金门之战失利‘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并告诫全军‘……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解放军吸取了金门失利的教训，戒骄戒躁，认真备战，在接下来的作战中顺利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战争史上常有这样的战例：一方示弱佯败，在将敌人诱至预定战场的同时，也助长敌人的轻敌情绪，使其放松警惕，然后后发制人，一举战而胜之。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能而示之不能’的战法，可以视为吴起‘虽克如始战’思想的反用。”

(11)约者，法令省而不烦：省，简明。烦，繁杂。施子美曰：“所谓约者，盖得治军之要者，不欲使之苦其劳，而使之乐为用。李光弼之代子仪，一无所更，非约而不烦乎？”刘寅曰：“约者，法令减省而不烦苛，言令之简也。”朱墉引《大全》曰：“约束其下者，惟减省不烦，则人易明而易从。”张少瑜说：“同其他战国早期军事家一样，吴起主张军中法要简明扼要。他提出军中之法要‘约’：‘约者，法令省而不烦。’（《论将》）《吴子》全书中记其军令只有一条：‘先（与秦）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都听着）：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励士》）军中法为什么要约而不烦？约到什么程度？《吴子》中没有论述。纵观全文，以理推之，这可能与吴起重将、重德的观念分不开。吴起认为将是军队的中心，要能‘总文武’‘兼刚柔’，‘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既然将是最高的，那么法就只是他统军、治军的一种手段了。这种手段只为贯彻军令、完成军事行动而使用。为了保证将的权威的确定性和应付千变万化的军事形势，军中法就必然要简明扼要。另外，吴起重德教，认为士气主要来自于杀敌立功的物质诱惑和将领对士兵的‘爱护’，因而也没有必要制定太多的法，更没有必要用强力去压服人。”薛国安说：“这里的‘法令’当然是军队适用的军法和军令。吴子认为，一名优秀的将帅应能够做到颁布军法，发布命令时简明而不繁琐。而他本人即能做到‘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对士卒来说，军法纪律越简明，则越利于记忆贯彻；命令越简单，则越利于下级得其要领，正确执行。军法军令既要简明，又要切合实际，产生效力，这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对为将者的要求。刘邦攻入秦都咸阳之后，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赢得了秦民的拥护。虽然刘邦所约三章并非军法军令，但却十分贴切地折射出‘法令省而不烦’的意义。再如，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把最重要的纪律以最简明、通俗的语言总结出来，从而便于全军指战员，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指战员们学习和遵守。”

(12)“受命而不辞”三句：意谓接受上级命令时不避重担，战胜敌人以后才班师返回，这是将领应遵守的军礼。《群书治要》卷三十六“辞”下有“家”字。施子美曰：“志在奉公者，必不避难；志在克敌者，必不怀生。受命而不辞，此志在奉公也。一有命焉，即就道而往，吾何以避难为辞。敌破而后言返，此志在敌者也。敌未亡则无还期，吾何以怀生而思返乎？为将之礼，其在是矣。郭子仪之为师也，诏至即引道，纤芥顾望，此受命而不辞也。裴度之为师也，谓‘贼未授首，臣无还期’，此敌破而后言返也。为将之礼，必裴晋公、郭汾阳而后可也。”刘寅曰：“旧本‘辞’下有‘家’字。”

(13)“故师出之日”三句：《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之”作“而”，“辱”下有“也”字。施子美曰：“师出之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宁死以为荣，无生以为辱。此白起所以不为辱军将，而严颜谓有断头将军者，诚以幸生为可愧也。”刘寅曰：“故师旅出行之日，将有进而必死之荣，无退而幸生之辱。”朱墉引《大全》曰：“此节言为将之道，而并及为将之礼。”《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说：“《吴子》的军事人才思想，要求指挥人员‘总文武’‘兼刚柔’，即政、军兼备，勇智双全。它反对‘论将常观于勇’的片面观点，认为指挥官主要是‘临难决疑’的，持剑冲锋不是主要任务。这是战争由力量制胜发展为谋略制胜的必然结果。因而，《吴子》对将帅品质的要求，较春秋更高。认为必须具备理、备、果、戒、约五项条件。即‘治众如治寡’的指挥能力，‘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的奉献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和‘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练作风。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高贵政治品质，并要作到‘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

【译文】

吴起说：“文武兼备的人，才能成为军队的将领。刚柔兼济的人，才能尽知兵机。一般的人论述将领，常会仅仅考察勇敢这一项。但勇敢对于将领来说，只不过是考察其素质的诸多项目中的一项罢了。光有勇敢，这种将领必会轻率地与敌交战，轻率地与敌交战便会不懂利害所在。这不值得称道。所以将领需慎重对待以下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理，二是备，三是果，四是戒，五是约。理，指的是管理大部队如同管理小部队一样有条不紊。备，指的是部队刚开拔就像遇见敌人一样保持高度警惕。果，指的是临敌交战时不贪生怕死。戒，指的是即使战胜了敌人也要像刚开始打仗一样心存戒备。约，指的是法令简明扼要，不繁杂琐碎。接受上级命令时不避重担，战胜敌人以后才班师返回，这是将领应遵守的礼节。所以在军队出征之日，要怀有光荣战死的决心，绝不屈辱苟活。”

二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1)。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2)。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3)。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4)。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5)。知此四者，乃可为将(6)。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敌(7)。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8)。”

【注释】

(1)“凡兵有四机”五句：四机，指用兵的四种要领。机，关键，要点。气机，指士气。地机，指地形。事机，指谋略。力机，指战斗力。施子美曰：“兵必有其用，用各有其要。四机者，皆用兵之要也。一曰气机者，谓其作气而使勇也。二曰地机者，谓因地形而用之也。三曰事机者，谓有以离其君臣上下也。四曰力机者，谓舟车士马之力，必欲其有余也。”朱墉引袁了凡曰：“所谓机者，必使气、地、事、力，无不由我抟转，方谓之机。四者操纵振作一自将出。”薛国安说：“在本篇，吴子首创了‘四机’理论，对将帅的指挥才能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将帅领兵作战必须把握四个关键环节：气、地、事、力。《吴子》对‘四机’并没有给出科学的定义，只是用类似举例的方法进行了大概的解释。‘四机’用现代语言可以大致依次解释为：士气、地形、谋略和力量（即战斗力）。吴子认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

(2)“张设轻重”三句：张设轻重，指掌握士气的盛衰情况。张设，掌握，了解。轻重，指士气的萎靡不振与高昂充沛。施子美曰：“法曰：战在于治气。欲治其气，则必作之使锐，养之使闲。杂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皆在于将，此之谓气机。怒自十倍，田单所以胜燕；彼竭我盈，曹刿所以胜齐。是得乎气机也。”刘寅曰：“言百万士众之气在将帅一人之气，故将勇则兵强，将怯则兵弱，气使然也。”薛国安说：“将帅如何‘张设轻重’呢？吴子并没有给出更多直接的意见。结合《吴子》全书及吴起的军事实践来看，大概有这样几点：一是‘教戒为先’，加强军队的教育训练。通过教育，‘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官兵在战场上能够自觉做到‘进死为荣，退生为辱’；通过训练，使官兵熟练掌握各种技战术，提高部队战斗力，如此，就能增强其取胜的信心。二是提高作战指挥水平。将帅决策得当，指挥得法，号令清晰，部属依令而行，常常能够避免陷于疲惫危怠的不利局面之中，则不致军心混乱。如能常打胜仗，则更可以取得部属信赖和尊重，更利于鼓舞士气。三是提高军队管理水平。将帅能否做到宽严相济，信赏明罚，军令素行，能否做到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也会影响所部军心士气。总之，军队士气的盛衰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将帅要掌控部队士气的变化也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无独有偶，兵圣孙子也主张将帅要能掌握敌我双方军心士气的变化规律。《孙子·军争》篇提出了‘四治’之计：‘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显然，吴子思想与孙子的‘治气’‘治心’之说颇有相通之处，但孙子之说显得更加明晰。重视军心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大特点。早在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国布衣曹刿便成功地运用士气消长与战争胜负关系的规律，协助鲁庄公指挥，取得了战争胜利，并总结出一段千古传颂的名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唐代大军事家李靖提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若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厉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对吴子‘气机’的理解。”

(3)“路狭道险”五句：意谓道路狭窄险恶，名山要塞关隘，令十名士卒把守，便使一千敌人无法通过，这就叫掌握了地机。施子美曰：“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惟得其地，则据其险隘要害之处，虽十夫所守，可使千夫不敢过。夫是之谓地机。马陵道隘，孙膑所以胜庞涓；殽有二陵，晋人所以御秦师。是得夫地机也。”刘寅曰：“路狭道险，如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名山大塞，如蜀之剑阁，秦之潼关。十夫守之，千夫不过。是谓地机也。”薛国安说：“众所周知，地形对战争有着重要影响。吴子把地形作为将帅领兵作战必须掌握的第二个关键，称之为‘地机’。可惜的是，对于‘地机’，吴子也没有展开论述，我们的分析仍需从全书着眼。吴子能从战略高度认识‘地机’。他认为某国的战略地理环境会对其军队战斗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在《料敌》篇，吴子在分析六国战斗力及如何战而胜之的时候，就曾提到‘秦地险’是造成秦军易‘散而自战’的原因之一：因为地形险要，小的部、分队乃至单兵都可以借助有利地形各自为战，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秦军的传统。……在吴子的军事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秦军争夺河西之地的战斗中度过的。河西之地对魏国来说既是进攻秦国的桥头堡，也是抵御秦国进攻的最前沿，谓其性命攸关，毫不为过。吴子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华，全部夺取了这一区域，并以西河郡守之职率该区军民坚守十余年，牢牢扼住了秦国东出的咽喉。当魏武侯听信小人谮言将他调离西河郡的时候，吴子流下了热泪，痛心疾首地对手下人说：‘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历史的发展正如吴子所预料，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全据崤函之险，进退裕如，不断东出进攻关东六国，并最终统一了中国。吴子对河西之地战略价值的认识，充分反映出他是能够也善于从战略高度认识‘地机’的。”

(4)“善行间谍”六句：意谓善于使用间谍，派遣小股部队机动来往于敌阵，分散敌人的兵力，使其君臣互相怨恨，上下抱怨，这就叫掌握了事机。轻兵，指小股部队。咎，责怪，埋怨。施子美曰：“法曰：事莫密于间。则行间谍以离其情，用轻兵以分其势，使其君臣上下至于相怨咎，是之谓事机。秦人使间间赵，而廉颇果代；越人使间间吴，而子胥果杀。此得乎事机也。”刘寅曰：“善行间谍以离之，轻兵往来以疑之，分散其众，使力不齐；君臣相怨，上下相咎，使心不一。此谓事机也。”薛国安说：“重视谋略，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大特色。兵圣孙武‘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经典名言，就是这一传统特色的最好概括。从兵家始祖姜尚，到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到伍子胥、范蠡等谋臣武将，创造了无数重谋、用谋、谋胜的精彩战例。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吴子也高度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作用，把‘事机’——谋略——作为将帅领兵作战必须掌握的第三个关键。谋略是思维的产物，是智慧的表现，它在从大战略直到战役、战斗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彰显其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吴子‘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先戒为宝’‘以治为胜’等思想也是谋略。这些思想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飘渺玄妙之处，但实际上却是最为高超的‘大谋’‘远谋’！一个国家政治清明，上下齐心，武备强大，自然会对对手产生强大的威慑，使之不敢心存觊觎，也就在最大程度上远离了战争，正所谓‘大智不智，大谋不谋’。而要真正因时因势，贯彻好吴子这些思想，需要指挥员具备超前的战略判断力、果敢的决断力、坚韧的执行力等素质能力，恐怕要比战阵之间料敌制胜更难一些。《吴子》书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作战行动中的谋略法则，这些谋略法则基本是对孙子思想的继承。如：‘善行间谍’，使敌‘上下相咎’，大概来自孙子的‘亲而离之’；对‘愚而信人’的敌将‘可诈而诱’，对‘贪而忽名’的敌将‘可货而赂’，与孙子提出的‘利而诱之’相仿；‘轻兵往来’大概就是指孙子所说的‘作之’‘形之’‘角之’等侦察性作战行动。吴子在《应变》篇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战法，同样基本没有超越孙子的新论。”

(5)“车坚管辖”五句：意谓能让战车的轮轴坚固，战船的船桨好使，士卒熟习于战地阵法，战马熟练于驰骋奔腾，这就叫掌握了力机。管辖，指战车车轴两边的铁插销，用以固定车轮。橹楫，均指船桨，在船后单摇且形制较大的为橹，在两侧双划的为楫。闲，通“娴”，熟练掌握。施子美曰：“车以管辖而致用，故必坚之；舟以橹楫而后济，故必利之。以士则必习于战阵，以马则必闲于驰逐，是之谓力机。水陆并进，王濬所以平吴；兵马甚盛，吴汉所以克成都。此得力于力机也。”刘寅曰：“车坚管辖，备陆战也；舟利橹楫，修水战也。人习战陈，教练之有素；马闲驰逐，控御之有法。此谓力机也。”薛国安说：“吴子把‘力机’作为将帅领兵作战必须具备的第四个关键因素。训练部队，管理部队，培养、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为将者的份内之事。现代军事理论认为，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人，二是武器装备，三是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即编制体制。这三点，吴子均不同程度地考虑到了。《吴子》中《治兵》《论将》《励士》等三篇主要是针对‘人’的因素而言的。同时，吴子也重视装备因素。比如，对于当时的重要装备战车，吴子指出要使‘车坚管辖’‘膏锏有余’。吴子对另一重要装备战马尤为重视，在《治兵》篇专门对驯养战马进行了论述，总的要求就是使‘马闲驰逐’。”

(6)知此四者，乃可为将：朱墉引邓伯莹曰：“‘知此四者’，‘知’字不得浅略，有洞晰精审区处得宜之意，不知固不可以为将，即有一不知，亦不可以为将也。”又引叶伯升曰：“‘乃可’二字，见将之不易为也。”《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说：“（《吴子》）对将帅的指挥才能，要求必须能掌握‘四机’，即善于控制士气，利用地理条件，运用战略战术和保持、加强部队战斗力。这比《孙子兵法》要求的‘智信仁勇严’更高、更全面。有关‘四机’的内容，《孙子兵法》都曾提过。不过概括为四个关键性的问题，并联系起来进行论述，还是第一次。”

(7)“然其威、德、仁、勇”五句：率下，指将领成为部下的表率。施子美曰：“知此四机，虽可以为将，而所谓良将者，又必其有威、德、仁、勇也。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众，则施令而下不犯；足以怖敌决疑，则所在而寇不敢敌。盖能足以抚士，而后人莫不从；能足以制胜，而后敌无不服。威、德、仁、勇，此将之能也。推是以怖敌决疑，则可以制胜矣。故所在而寇不敢敌，非敌无不服乎？且吴起之为将也，前获双首者，虽有功而不赦，五万之众可使为一死贼，其威勇为如何？衣食必与士卒同，廉平可以得士心，其德为如何？以是而率下安众，则见于亲万民，使士卒乐死；以是而怖敌决疑，则见于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至于车骑与徒皆从受敌，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非所谓施令而下不敢犯乎？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兹非所在而寇不敢敌乎？”刘寅曰：“威，严畏也。德，恩信也。仁，慈爱也。勇，果敢也。四者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率下安众，德也，仁也。怖敌决疑，严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专言严也。所在而寇不敢敌，又专言勇也。”“旧本‘寇’上有‘而’字。”朱墉引《新宗》曰：“‘四机’虽足以运行变化，而‘四德’不足以安循士卒，犹不足以言全才也。故必威与德齐驱，仁与勇兼至，而后神其‘四机’之措施。”薛国安说：“‘五慎’之外，吴子还要求将帅具备‘威’‘德’‘仁’‘勇’的素养。……‘威’即威严、威信。将帅之威严源自何方呢？从上下文看，吴子认为将帅能够指挥有方，赏罚有信，就能有‘威’。‘德’的含义则颇广泛而含糊，概而言之，吴子心目中的将德至少应当包括‘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的所谓‘将之礼’，和‘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的封建社会荣辱观。‘仁’，即仁义、仁爱，大抵与《图国》篇提出的‘四德’（道、义、礼、仁）中的‘仁’含义相当。‘勇’，即勇敢。吴子对‘勇’的认识颇为深刻。他强调和欣赏‘勇’，但同时又指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在他看来，将帅的责任是专主旗鼓，‘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指挥全军作战，而‘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如果一名将帅只顾像偏裨士卒那样冲锋陷阵，就势必影响对全军的指挥，‘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因此，吴子要求的‘勇’是更加理智的‘勇’，是更高层次的‘勇’，是真勇、大勇，而绝非匹夫之勇。”

(8)“得之国强”三句：施子美曰：“观起之在魏而魏盛，在楚而楚强，兹非所谓良将乎？夫所谓良将者，以其才之出于自然，非人所可及也。知而谓之良知，能而谓之良能，皆其天资自然出乎众表也。故傅说之相高宗也，则以为良弼；魏徵之佐太宗也，则愿为良臣。将而谓之良，其可以强国安民，而非庸将所及也。”刘寅曰：“得而任之则国强，失而去之则国亡，如乐毅归燕而昭王盛强，奔赵而骑劫败死。此谓之良将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良将必审‘四机’而具‘四德’，然后国赖以强。”李硕之说：“吴子所说的‘良将’，就是指优秀的将领，即将领之中的出类拔萃者‘良将’，是吴子在论述了为将的标准和将领的职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称得上‘良将’的将领，还应具备两条：第一，将领具备的‘威、德、仁、勇’，要能够‘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第二，发号施令‘下不敢犯’，指挥作战‘寇不敢敌’。吴子非常重视选拔良将，强调良将在治军、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译文】

吴起说：“用兵大概有以下四种要领：一是气机，二是地机，三是事机，四是力机。三军将士，百万军队，掌握士气的盛衰情况而做出正确部署，全在于将领一人，这就叫掌握了气机。道路狭窄险恶，名山要塞关隘，令十名士卒把守，便使一千敌人无法通过，这就叫掌握了地机。善于使用间谍，派遣小股部队机动来往于敌阵，分散敌人的兵力，使其君臣互相怨恨，上下抱怨，这就叫掌握了事机。能让战车的轮轴坚固，战船的船桨好使，士卒熟习于战地阵法，战马熟练于驰骋奔腾，这就叫掌握了力机。懂得这四种要领，才可以成为将领。然而除此之外，将领还要具备威、德、仁、勇的品质，必须足以成为表率，安抚部众，震慑敌人，判定疑难，一旦发布命令，下属便不敢违犯，所到之处敌人不敢抵御抗衡。得到他国家就会强大，失去他国家就会危亡，这就是所谓良将。”

三

吴子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1)。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2)。三者不立，虽有其国(3)，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4)。”

【注释】

(1)“夫鼙鼓金铎”六句：鼙鼓金铎，均为军队指挥工具。鼙鼓，泛指军鼓。鼙，一种军用小鼓。铎，大铃。威，威慑。旌旗麾帜，《太平御览》卷二七〇作“旌麾旗章”。施子美曰：“张昭教习之法，举兵法云：三官不谬，五教不乱，是谓能军。三官者，鼓也、金也、旗也。五教者，耳、目、手、足、心也。教目知形势之旗，教耳知号令之数，教足知进退之度，教手知兵之长短，教心知赏罚之用。五者闲习，是取胜之道也。知此则知《吴子》之所以威其耳、威其目、威其心者，正为将之所先也。”朱墉引《大全》曰：“威慑一也，将之所以役使乎三军者，耳、目、心也。苟无所以慑一之具，虽家人父子不可以麾指，况乌合之众乎？故必清其鼙鼓金铎之声，明其旌旗麾帜之色，严其禁令刑罚之具，使三军之耳目与心俱为其慑一，以是而战无有不胜者矣。”又引《醒宗》曰：“军旅主威，故军中所有无一件不是示威之具，但其权俱操之于将，故以三者先立望之。”薛国安说：“‘三威’理论是从作战指挥的角度立言的。‘鼙鼓金铎’‘旌旗麾帜’都是古代的指挥工具。平时，通过训练，使部属熟练掌握各种听觉和视觉信号，并能依据信号动作；战时，根据作战形势，迅速决策，将清晰准确的命令传达全军，这是作战指挥的基本要求。在‘威耳’‘威目’的基础上，还要‘威心’，就是以禁令刑罚严肃军纪，以维护将帅的权威，尤其是作战指挥上的权威。吴子在《治兵》篇提出‘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这里也包含着‘威心’的含意。”

(2)心威于刑，不可不严：意谓由心理产生的震慑来自于刑法，因而要让士卒不能不严格了解各项法规。朱墉引谈敷公曰：“威耳、威目、威心，人所皆知也。但混杂不清之弊，昏昧不明之弊，凌夷不振之弊，谁知之？”

(3)虽有其国：《太平御览》卷二七〇无“其”字。

(4)“将之所麾”四句：意谓将领下达的指挥命令，没有一个士卒不执行；将领指明的作战目标，没有一个士卒不前往赴死。麾，指挥。《太平御览》卷二七〇作“心威于形，不可不战”。施子美曰：“昔成周之世，天下太平，五兵不试，宜无用于此也。而教战之法，辨鼓铎镯铙之用，则所以威耳也；辨旗物之用，则所以威目也；前期而戒，斩牲以徇，则所以威心也。成周之法，若此其善，此后世所以必来取法也。将之治兵，惟其教习之有法，故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此言教习有素，故民之从之，若是其顺也。方其麾指而使往，则莫不从而趋之，及其指之而使进，则复莫不前趋于死矣。昔李光弼善驭军者也，申号令，鸣鼓角，赏当功，罚适过。北城之役，光弼执大旗曰：‘望吾旗麾，三麾至地，诸军毕入。’此麾之而从趋也。及三麾之后，诸军争奋，贼众奔败，非所指而莫不前死乎？”朱墉引《开宗》曰：“此言将有三威，而后国不败而众可死。”按，《尉缭子·武义》载有吴起斩杀一个不听命令的士卒的故事，可与本篇此处思想相互参看印证，即：“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武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

【译文】

吴起说：“鼙鼓金铎，是用来震慑士卒听觉的；旌旗麾帜，是用来震慑士卒视觉的；禁令刑罚，是用来震慑士卒心理的。由耳朵产生的震慑来自于声音，因而要让士卒不能不清楚各种军鼓的声音；由眼睛产生的震慑来自于色彩，因而要让士卒不能不明白各种军旗的色彩；由心理产生的震慑来自于刑法，因而要让士卒不能不严格了解各项法规。以上三条原则不确立，即使掌握全国的军队，也必定会被敌人打败。所以说：将领下达的指挥命令，没有一个士卒不执行；将领指明的作战目标，没有一个士卒不前往赴死。”

四

吴子曰：“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1)，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2)。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3)；贪而忽名，可货而赂(4)；轻变无谋，可劳而困(5)；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6)；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7)；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8)；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9)；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10)；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11)；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飚数至，可焚而灭(12)；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13)。”

【注释】

(1)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占，了解，察明。施子美曰：“智将与愚将战则智者胜，勇将与怯将战则勇将胜，天下之将与一军之将战则天下之将胜。将之所系，如此其大。凡战之道，可不先占其将而察其材乎？惟有以察之，则制胜之术可得而施。”朱墉引《大全》曰：“占，探问也。两敌相交，情态万变，故必探问其姓氏，以审察其才干，斯虚实有以毕露，而微权合乎机宜也。”又引陈大士曰：“占问敌国之将，而审察其才之能否，盖欲得其虚实之情状，于以因形用权、夺敌制胜也。占将察才，固致战之要，而为将者，能晰几于隐微，度情于方动，使彼形状显然，虚实毕露，尤为占将察才之要。”

(2)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意谓根据敌方的客观情况灵活应对，就能不太费劲便取得成功。因形用权，指根据客观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变措施。因，利用，依据。权，权变，随机处置。《孙子兵法·计篇》：“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朱墉引汪升之曰：“战之要道不可以胶常泥经，贵乎达权通变。然达权通变之道又非恃才漫用，必因乎敌人之情形虚实何如，而后用之乃当耳。”李硕之说：“在这里，吴子提出了一个含有辩证法思想的军事命题。就是说，在查明敌将的情况之后，‘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不劳而功举’，不仅为战争指导者，而且也为战役、战斗指挥员所追求。然而，在临敌作战中，军队欲想‘功举’那么必须‘费劳’，拿出一定的力量。不过，所费之‘劳’与所成之‘功’，并非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只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固定的比例关系。在战争史上，大体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劳与功相当，费大劳举大功，费小劳举小功；一是劳与功悬殊，费小劳而举大功，费大劳而举小功，甚至劳而无功。正因如此，历代军事家、将领都很重视探索‘不劳而功举’的作战理论问题。《孙子》主张‘我专而敌分’‘以十攻一’‘以众击寡’，其意在于以众强之势，击寡弱之兵，使我众费劳少，就可以取得较大的‘功’。吴子所探索的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主张‘因形用权’，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战法，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从而达到‘不劳而功举’的效果。‘不劳而功举’，表面上看，好像是矛盾的、不可思议的；用辩证的观点看，它又是统一的、是可能做得到的。能否做到，那就取决于将领作战指挥艺术的高超与否。”薛国安说：“吴子在《论将》篇提出了‘因形用权’的思想。这里的‘形’指战争中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况，包括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等各个方面，‘权’指权变。‘因形用权’就是说在战场上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法。‘因形用权’思想是吴子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讲的是作战指挥的灵活性问题。”

(3)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施子美曰：“其将愚而信人者，谓昧于事机而好信人者也。如骑劫之攻即墨也，信其劓军之言，从其掘墓之间，果为田单所败。非可诈而诱乎？”朱墉引太原刘氏曰：“愚可诈诱，如商鞅假盟会虏公子卬，白起佯败引赵括之类是也。”

(4)贪而忽名，可货而赂：忽名，不顾忌名声。施子美曰：“贪而忽名者，谓贪财而不好名者也。如秦峣关之将者，屠子贾孺，汉使郦食其持重宝以啖之，果欲连和，非可货而赂乎？”刘寅曰：“性好贪财而轻忽名位者，可以货物赂之。”朱墉引太原刘氏曰：“贪可货赂，如张良以金帛啖秦将，范蠡以美女宝器献伯嚭之类是也。”

(5)轻变无谋，可劳而困：施子美曰：“轻变无谋者，谓其轻动而无谋也，如子仪之料思明曰：‘彼得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于是昼扬兵，夜捣垒，使贼不得息。非可劳而困乎？”刘寅曰：“轻于变动又无深谋远计，可劳扰而疲困之。”朱墉引太原刘氏曰：“轻变可劳而困，如袁术得玺称帝，愤亡于江亭是也。”

(6)“上富而骄”三句：施子美曰：“上富而骄，将之贪也；下贫而怨，则失士心也。此如慕容评卖樵鬻水，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果为王猛所败。其可离而间之也必矣。”朱墉引太原刘氏曰：“上富而骄，如项羽疏于防间是也。”

(7)“进退多疑”三句：施子美曰：“进退多疑，此为将者不能断也，故士卒无所依。此如荀攸说曹公曰：‘布气未复，宫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其可震而走也必矣。”刘寅曰：“欲进不能，欲退不敢，多怀疑惑，其众又无所依恃，可惊而走也。”朱墉引谈敷公曰：“‘进退多疑’三句，将胆怯而不勇决，士卒何所倚恃？故可震骇而走之。”又引太原刘氏曰：“多疑，如桓玄迟回奔散怀疑可震是也。”

(8)“士轻其将而有归志”三句：塞易开险，意即堵塞平易的道路，开放险恶难走的道路。邀，拦截，截击。施子美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此士不用命之时也，必塞易开险以邀之。邲之役，桓子令军中先济，而舟中之指可掬，所以败于楚也。”朱墉引谈敷公曰：“‘士轻其将’三句，士心不固，我开险峻之路，诱敌出走，可设奇邀险而取之也。”

(9)“进道易”三句：施子美曰：“进道易，退道难，故可使前来。泜水之役，阳子使子上济而陈，大孙伯恐其半渡而薄我。阳子之意，欲其来而前也。”刘寅曰：“进道平易，退道艰难，可来而进也。”朱墉引谈敷公曰：“‘进道易’三句，我军佯退，彼自深入，坚壁勿战，绝其粮道，可不战擒也。”

(10)“进道险”三句：薄，迫近，逼近。施子美曰：“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之。阏与之役，赵奢谓其道远险狭，譬犹两鼠相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奢之意，欲其薄而击之也。”朱墉引谈敷公曰：“‘进道险’三句，进攻甚难，迫其前而击之，则其众易溃也。”薛国安说：“吴子认为应该迅速脱离不利地形。……如果尚未脱离地形不利的地区，而与敌遭遇，怎么办呢？针对这种情况，吴子总结出一系列战法。他主张，在隘口地带，即‘易’形与‘隘’形的连接部，如果敌军进军方向是由‘隘’至‘易’，‘进道易，退道难’，我军‘可来而前’。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后退不便，一旦受到拦阻，必拼命死战，这就增加了我军作战的难度，因此吴子主张应先引诱敌人前进再加以歼灭。如果敌军进军方向是由‘易’至‘隘’，‘进道险，退道易’，我军‘可薄而击’。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易于退却，战斗意志会受到影响，一旦作战不利，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撤退，因此，吴子主张应积极迫近敌人并展开攻击。孙子将这种地形称为‘挂’形，指出在挂形地带，敌人如果没有防备，我军就可以突然出击战胜他们；敌人如果预有防备，我军出击不能取胜，又难以返回，这样就对我军不利。可见，在这种地形上，孙、吴二子的战术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只是两人论述角度不同罢了。”

(11)“居军下湿”四句：意谓敌军若驻扎在低洼潮湿之地，积水排泄不畅，阴雨连绵不停，便可灌水淹没敌军。下湿，指低洼潮湿之地。霖雨，阴雨连绵。沉，此处意为淹没。施子美曰：“居军下湿，水无所通，加之霖雨数至，故可以灌而沉之。如于禁处军卑下而为关羽所灌是也。”刘寅曰：“处军卑下润湿之地，水无所流通之处，又有霖雨频数而至，因而灌而沉之也。”

(12)“居军荒泽”四句：意谓敌军若驻扎在荒芜的沼泽地，草木丛生，狂风常刮，便可燃起大火消灭敌人。草楚幽秽，意即草木丛生。楚，一种矮小丛生的木本植物。秽，丛生的样子。飚，狂风。施子美曰：“居荒泽之地，草楚幽秽，加之风飚数至，故可以焚而灭之。如张角衣草结营，皇甫嵩谓其易为风火是也。”刘寅曰：“处军荒泽之中，草茅荆棘幽深翳秽，又有疾风频数而至，因可焚而灭之也。”

(13)“停久不移”四句：意谓敌军若长久驻扎一地不换防，将士懈怠涣散，军中缺乏戒备，便可暗中行动，偷袭敌人。施子美曰：“停久不趋，将士懈怠，其军不备，故可潜而袭之。此如徐敬业置阵既久，士卒疲怠，而为李逸所败是也。凡此皆因其有可取之形，从而取之，故可以不劳余力而收其成效也。”刘寅曰：“停滞日久，不能移动，将士懈怠，无警戒之心，其军卒亦无备虞之计，故可以潜往而袭之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占将察才、因形用权以取胜之道。”李硕之说：“他（吴起）要求将领在战场上要有观察力、识别力和判断力，并列举了战场上敌军可能出现的十一种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观察、识别，判断敌将作战指挥能力的强弱，战法运用的优劣等等，尔后避长击短，乘敌之隙，打败敌军。”

【译文】

吴起说：“大概说来，作战的关键在于首先必须了解敌将的特点，清楚他的才能，根据敌方的客观情况灵活应对，就能不太费劲便取得成功。敌将若愚妄蠢笨，轻信他人，便可施以诈术，诱他上当；敌将若贪图钱财，不顾忌名声，便可用财货贿赂他；敌将若轻举妄动，缺乏谋略，便可骚扰他，让他疲困不堪；如果敌方的上层军官富裕而骄傲，下级军官贫困而有怨恨，便可分化离间他们；如果敌将进退多有疑虑，部众无所依从，便可以兵威加以震慑，把他们吓跑；如果敌方士卒轻视其将领，产生厌战归乡的想法，便可堵塞平易的道路，开放险恶的道路，在半道上设伏截击，就能取得胜利；如果敌人进军的道路平易好走，撤退的道路险恶难走，可诱使其前来而发兵攻击；如果敌人进军的道路险恶难走，撤退的道路平易好走，可逼近敌人予以打击；敌军若驻扎在低洼潮湿之地，积水排泄不畅，阴雨连绵不停，便可灌水淹没敌军；敌军若驻扎在荒芜的沼泽地，草木丛生，狂风常刮，便可燃起大火消灭敌人；敌军若长久驻扎一地不换防，将士懈怠涣散，军中缺乏戒备，便可暗中行动，偷袭敌人。”

五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1)？”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2)。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3)。其追北佯为不及，见其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4)。若其众哗(5)，旌旗烦乱(6)，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7)。”

【注释】

(1)“两军相望”四句：相，侦查，查明。施子美曰：“昔高祖之伐魏也。问：‘魏大将谁也？’食其曰：‘柏直。’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吾韩信。’问：‘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盖善战者必先占将而察材，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负矣，知其将则知其胜负所在矣。设如秦使武安君白起为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若是而欲知其将，则何以哉？不过诱之而已。诱之而不从，则智者也。诱之而从，则愚者也。盖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刘寅曰：“两军对垒相望，不知敌将之能否，我欲令人视之，其术将如何也？”李硕之说：“如何‘相敌将’？相敌将，就是侦察、了解、查明敌军将领的军事才能，包括他的指挥作战特点等方面的情况。这是将领在指挥作战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或优秀将领，都把‘相敌将’看作是‘将军之职’‘用兵之本’。吴子极为强调‘相敌将’，认为在临敌作战时，首先就要在战场上查清敌将的特长、指挥能力以及弱点等，尔后针对敌将的指挥特点，‘因形用权’，采取相应的行动，以求不费大劲，就能取得作战的胜利。”

(2)“令贱而勇者”四句：意谓派一名地位不高、英勇无畏的军官，率领一支轻装善战的小股部队尝试攻击敌人，务求败北，不求胜利。贱而勇者，指地位不高、英勇无畏的下级军官。轻锐，指一支轻装善战的小股部队。尝，试探。务，务求。北，败北。得，指得胜，胜利。朱墉引王圻曰：“贱而勇者，贱则不耻败北，勇则敢于赴敌也。”李硕之说：“相敌将的方法，吴子主张采取积极手段，即派轻锐的小部队进行武装侦察。观察敌军的动静，从敌军对我军的试攻的反映或出现的不同情况中，判断敌将是‘良将’，还是‘愚将’，尔后定下打还是不打的决心。”解文超说：“《吴子》的某些思想在《孙膑兵法》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孙膑兵法·威王问》载齐威王问曰：‘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子答曰：‘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这与《吴子·论将》中魏武侯与吴起的问对极为相似。《吴子》载武侯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无论从内容还是表达方式上都可见两者的承传关系。”

(3)“观敌之来”三句：意谓观察敌人前来，从其停止与前进，就能看出将领指挥是否有条有理。坐，停止。起，前进。政，指军事指挥。刘寅曰：“观敌人之来，士卒一坐一起皆有节，其政又整治而不乱。”

(4)“如此将者”三句：朱墉引周鲁观曰：“人多轻信逐利，以至纪纲混淆，举止无措，势必为人所陷，而兹则理焉，佯为不及不知焉，洞烛乎事先而不为人所诱误。非抱明哲之智者不能如此。‘此’字指上起坐有法，政事有条，不穷追、不苟取也。”又引《大全》曰：“‘勿与战’，言不可轻与之交锋也，必运谋画策以取之。若彼既兵众不理，行阵不齐，贪饵逐北，毫不知我尝试之术，岂非将之至愚者乎？乘机何难擒获也？”

(5)（huān）哗：喧哗吵闹。

(6)旌旗烦乱：旗帜纷乱不整。

(7)此为愚将，虽众可获：施子美曰：“王翦伐楚，楚数挑战而翦不出；亚夫拒吴，吴数挑而亚夫不出，此智将也。若夫秦士会使轻者肆晋军，而赵穿果追之不及；郑公子突使勇而无刚者寇戎而速去之，而戎果奔。此非所谓愚将乎？”朱墉引《开宗》曰：“此言试敌将之术。”钮先钟说：“吴子把将才分为两类，其一为智将，其二为愚将。假使敌将为智将则勿与战；假使敌将为愚将，则他虽握有数量优势，还是能将其击败（虽众可获）。吴子的思想与孙子非常接近，孙子认为‘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换言之，不要花太大的力量即能很轻松地将敌人击败。这也是他所谓‘胜兵先胜而求战’的理由。孙子在其中也曾使用‘智将’这个名词。《作战》篇中有‘故智将务食于敌’之句，但其意义与吴子所谓智将者并不相同，而且也未将智将与愚将作相对的分类。所以，把将分为智愚两类实乃吴子的创见。”朱墉《全旨》曰：“此章通篇论将。前半先论己将，后半兼论敌将。己将当择其才，敌将当知其不才。盖有文武之全才，然后可以当大任；有占察之明哲，然后可以乘敌危。以‘慎’论将，全是在心上讨分晓。观下三‘如’字，一‘怀’字，便见如者，心如之也，怀者，心怀之也，即孔子‘临事而惧’之旨，荀卿‘主敬’之言，慎非畏葸之谓。与‘肆’字对照，心一弛肆便易于言兵，遂为赵括一流，未战先有轻忽之心，将战又有怠玩之心，既战更有骄矜之心，如何不败？惟能慎以行之，小心翼翼，临深履薄，自始至终，无一时之敢纵。兢兢业业，不敢自恃其勇，乃为大将。然兵者，机事也。发动之由，操之于一人，苟或不知机，失而莫之及矣。惟操纵在我，迎机善导，而又宽严并用，刚柔兼施，方不为徒勇之夫。而不第此也，三军之统驭，全在于号令之严明，而进止之肃齐，必先治兵士之耳目。故将威行则心志一，心志一则耳目清。权秉于独尊，庶三军皆惟我所使，而进退可以无愆也。若夫敌国之将，则又与我角力而抗能者也。我欲诱之、困之、间之、走之、取之、前之、击之、沉之、灭之、袭之，奈彼不入我彀中，可若何？又乌可以轻言战也？必先深知其人之性情、上下之人心、天时与地利，孰为得失，而以我之才制彼之不才，而坐胜矣。虽知人之明自古维艰，而相敌亦自有术，轻尝佯北则贤愚自形，何难立辨妍媸，进观成败哉？噫！三军之强弱视乎将，将才之偏全听之君。得勇将而不得大将，犹之未得将也。知己将而不知敌将，犹之未知将也。择才而任使之，当敌而衡量之，思过半矣。”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两军对峙相望，不了解敌军将领，我想查明他的特点，有什么好办法吗？”吴起答道：“派一名地位不高、英勇无畏的军官，率领一支轻装善战的小股部队试探性地攻击敌人，务求败北，不求胜利。观察敌人前来，从其停止与前进，就能看出将领是否指挥得有条有理。追击败军假装追赶不上，见到战利品装作没看见，像这样的将领，可称为有智谋的将领，不要与他交战。如果敌军喧哗吵闹，旗帜纷乱不整，士卒自由行动，兵器横七竖八地乱放，追赶败敌唯恐赶不上，见到战利品唯恐得不到，这是愚蠢的将领，即使敌军众多也可将他擒获。”





应变第五


【题解】

本篇题为“应变”，内容围绕“因形用权”展开，叙述了在不同战争情况下所应采取的灵活机动的对敌战术，共分十节文字。

在第一节，针对“车坚马良，将勇兵强，卒遇敌人，乱而失行”的情况，吴起强调此时指挥员要用严刑峻法来维护权威，“不从令者斩”。

更多好书分享关注公众号：tianbooks

在第二节，针对“敌众我寡”的情况，吴起给出了“避之于易，邀之于厄”的对策。在险要的地势截击敌人，会有“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的功效。

在第三节，针对敌军人多势众、拥有地利、粮食充足、战斗力强的情况，吴起给出了他的“击强之道”，即兵分“五军”以迷惑敌人，派遣间谍以探明敌情，与敌作战时“五军”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合围歼敌。

在第四节，针对“敌近而薄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的情况，吴起认为可根据敌我力量的多寡而采取不同的战术。若“我众彼寡”，就兵分几路展开进攻；若“彼众我寡”，就集中兵力打击敌人。

在第五节，针对“遇敌于谿谷之间，傍多险阻，彼众我寡”的情况，吴起认为应该快速撤离不利地形。如果在不利地形突然与敌遭遇，要先鼓噪呐喊，乘势进攻，敌人若乱，则“击之勿疑”。

在第六节，针对“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的情况，吴起给出了出奇制胜的“谷战之法”，令敌惊惧，“进退不敢”。

在第七节，针对“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的情况，吴起给出了“水战”之法。要求“必得水情”，再“为奇以胜之”，趁敌人“半渡而薄之”。

在第八节，针对“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的情况，吴起提出了与敌车战的具体措施，提出了“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强车”的车战原则。

在第九节，针对“暴寇卒来，掠吾田野，取吾牛羊”的情况，吴起给出的御敌之策是先“善守勿应”，待敌暮归，再“追而击之”。

第十节论述了“攻敌围城之道”，其内容可与《司马法·仁本篇》的如下文字对读，即：“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彰显了吴起对西周“军礼”和儒家仁本思想的继承。

以上十节文字提示用兵者，作战条件是千变万化的，应对方略也是各有不同的，但有一条作战指导原则应该始终牢记，切实贯彻，那就是“因形用权”。薛国安说：“吴子在《论将》篇提出了‘因形用权’的思想。这里的‘形’指战争中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况，包括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等各个方面，‘权’指权变。‘因形用权’就是说在战场上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法。‘因形用权’思想是吴子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讲的是作战指挥的灵活性问题。”（《吴子新说》）

一

武侯问曰：“车坚马良，将勇兵强，卒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1)？”起对曰：“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2)。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3)。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4)。”

【注释】

(1)“车坚马良”五句：意谓我方战车坚固，战马精良，突然遇见敌人，军中混乱，队列失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卒，通“猝”，仓促，突然。乱而失行，指部队混乱不成行列。即如《孙子兵法·九地篇》所说“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施子美曰：“有能之将，有制之兵，不可得而败也。教战之法，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此有制之兵也。虽使之卒遇敌人，乱而失行，亦无足虑也。吴起之对，其亦以节制为主欤？”刘寅曰：“吾车既坚，吾马又良，将士勇敢，兵众强盛。卒然遭遇敌人，则惊而失其行列，将如之奈何？”朱墉引《醒宗》曰：“天下事每败有所恃而无所警，故虽坚良勇强，而或乱而失行者有之。”

(2)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意谓白天用旌旗幡麾作为指挥工具，夜晚则用金鼓笳笛作为指挥工具。旌旗幡麾，均为军队旗帜。节，节制，指挥。这里指指挥工具。施子美曰：“用兵之道，不过旌旗、金鼓而已。昼则目足以有见，故以旌旗幡麾为节；夜则以耳而闻，故以金鼓笳笛为节。”朱墉引《翼注》曰：“旌旗等物，平昔教演既习熟，临期自遵指麾，夜战与昼战不同，所以不言旌旗旛帜，惟以金鼓笳笛慑一其听闻而已。”

(3)“麾左而左”七句：施子美曰：“夫既有节矣，则麾左而人皆左，不可得而右；麾右而人皆右，不敢以或左。此旌旗幡麾之节也。郑人之周麾，光弼之三麾，而卒以取胜者，麾之有节也。鼓之而进，怯者不得以独退，金之而止，勇者不得以独进，此金鼓之节也。吴汉齐鼓而进，周人以镯止之。此金鼓之有节也。至于一吹而莫不行，再吹而莫不聚，兹又笳笛之有节也。李靖兵法：‘角一声而皆散立。’即此推之，亦笳笛之有节也。金之鼓之，麾之吹之，莫不有节。苟有不从令者，诛之可也。此孙子所以斩左右二姬，吴起斩非令之材士，光弼斩不战而却者。”薛国安说：“‘用战之法’强调用严刑峻法来维护指挥命令的权威性，保证它能被不折不扣地正确执行。指挥员决策英明，指挥得当，而部属却‘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这样的军队‘虽有百万，何益于用’？靠什么使部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呢？吴子再一次显现出法家本色，说‘不从令者诛’！利用严刑峻法、信赏明罚，来维护军纪，是整部《吴子》的一贯思想。”

(4)“三军服威”四句：意谓三军服从指挥，士卒听从命令，这样就不会有战胜不了的强大敌人，也不会有攻克不了的坚固阵势。服威，服从指挥。用命，听从命令。施子美曰：“如此则三军服上之威，士卒各用其命。以之而战则必胜，固无强敌也；以之而攻则必取，固无坚阵也。又岂有卒遇敌而失行者哉？此皆有制之兵也。不然，《周官》何以特重大司马大阅之法。”朱墉引《大全》曰：“将之于士，平昔贵以恩德相感，既战贵以形威相惧。畏敌则违命，畏我则用命，此兵家之所以尚威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行兵必节制先定，虽使卒遇敌人而威命足以慑服众士，则击强摧坚无乎不可，自无乱而失行之患。”李硕之说：“吴起强调运用作战指挥手段应变。古代的作战指挥手段很简单，主要依靠‘旌旗幡麾，金鼓笳笛’。吴子认为，运用作战指挥手段应变，是临敌作战的一般方法，运用得好，强敌可以打败，坚阵可以攻破。他指出：根据敌情，白天以旌旗幡麾为视号指挥，夜间以金鼓笳笛为音号指挥，这样部队就可以按照作战指挥手段的号令，随时变更战斗队形、作战方向、战斗部署，以及前进或停止等行动。所谓‘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他还指出，运用作战指挥手段应变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只有这样，才能打败强敌，攻破坚阵，夺取胜利。”陈宇说：“吴起在其他篇章中对严格纪律也有着精辟的论述，如在《治兵篇》《论将篇》中指出：‘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他在本篇中进一步认为，运用作战指挥手段应变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只有这样，才能打败强敌，攻破坚阵，夺取胜利。吴起把严明军纪、三军畏服威严作为战斗力的因素，克敌制胜的保证。他强调只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没有打不败的强敌，没有攻不破的坚阵。”解文超指出《尉缭子·武议》中对吴起作战也有一定篇幅的描写，其中“吴子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与《吴子·应变》的‘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内容文风相似。”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我方战车坚固，战马精良，突然遇见敌人，军中混乱，队列失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吴起答道：“作战的一般方法是：白天用旌旗幡麾作为指挥工具，夜晚则用金鼓笳笛作为指挥工具。向左指挥，士卒就向左，向右指挥，士卒就向右，敲鼓就前进，鸣金就停止，第一次吹笛就行动，第二次吹笛就会合，不服从命令的就诛杀。三军服从指挥，士卒听从命令，这样就不会有战胜不了的强大敌人，也不会有攻克不了的坚固阵势。”

二

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1)？”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厄(2)。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击金鸣鼓于厄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3)。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4)。’”

【注释】

(1)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施子美曰：“兵有数，地有形。数异乎众寡，形分乎险易。且以兵法观之，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盖言因地用兵，而多寡险易之适称者之可以胜也。若夫人众而地隘，则难于驰逐，人寡而地易，则何所依据？不过曰用众者务于易，用少者务于隘而已。《周礼》曰：‘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人主于险，谓其所用者少而务隘也。车主于易，谓其人众而务易也。武侯问吴起以彼众我寡，为之奈何，武侯之意，盖虑其寡之不可以敌众也，而不知寡有时而可以胜者，据得其地也。”张世超在《〈吴子〉研究》一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中说：“固定语辞‘为之奈何’通行于战国末至秦汉间。在先秦的文献中，《穀梁传》成公五年一见，《庄子》二见，《荀子》一见，《韩非子》六见，都可用以证明其战国末年的时代性。新出的《孙膑兵法》‘为之奈何’二见，此外还有‘用之奈何’‘击之奈何’‘击钧奈何’‘击穷寇奈何’等。从全书的语言运用看，当时‘奈何’已凝定为固定结构，包括‘为之’在内的与之相连的词语随文而变，并不固定。在此之后，由于‘为之奈何’的适用范围广，逐渐凝成固定结构。《吴子》一书中发问时频频使用‘为之奈何’，其辞已凝定，正是晚于《孙》书时代的语言现象。”

(2)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意谓要避免在平易的地势与敌作战，要在险要的地势截击敌人。易，指平坦的地势。邀，拦截，截击。厄，指险要的地势。施子美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险，虽众无所用之。夫何避之易而邀之厄也？用少者务隘故也。大抵以寡胜众，在兵必有异数，而少之所用则惟隘是务。其于地也，独无异形乎？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寡胜众也。曰厄、曰险、曰阻，用少者务隘也。厄、险、阻，皆隘也，而所以异者，阻大于险、厄，而厄小于险、阻。厄者，厄塞之地也。厄可以塞，则厄之形小。阻者，长江大川之限也。惟可以限阻，则其形为大矣。至于险之为地，则可以为守国之形，不惟阻也，而亦匪厄也，不小亦不大耳。厄惟小，故可以一击十；阻惟大，故可以千击万；险惟不小不大，故可以百击千。此因地而论其大概也。分而谓之，则有一、有十、有千之异数，合而言之，均之以寡胜也。分而言之，则有厄、有险、有阻之异形，合而言之，均之用少者，惟隘之务也。但其数有多寡，故其形有大小也。孙膑之马陵、韩信之井陉、谢玄之淮淝者是也。”朱墉引《大全》曰：“平易之地，便于驰纵，故用众敌寡者务焉。隘窄之地，便于诡谲，故用寡敌众者务焉。”又引《醒宗》曰：“用众者务斗于平易之地，分合出奇为便也。用少者务厄于险阻，敌之众不得施，我反有据可恃，盖避其所短用其所长也。”

(3)“今有少卒”四句：意谓现在有少量士卒，突然在险要路段鸣金击鼓，即使敌军人数众多，也没有谁不会惊慌震动。少卒，底本作“少年”，《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少卒”，“少卒”与“大众”对文，于意为佳，今据改。施子美曰：“今有少卒，卒起击金鸣鼓于厄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者，为其厄隘之中，寡可以胜吾众也。用兵者可不相地形而分兵数乎？”

(4)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施子美曰：“故用众者则务易，用少者务隘，亦因数而异其地也。（史）思明得加兵，则兵多于（李）光弼矣，故恨不得野战，非欲务易乎？光弼之兵少于思明，故欲迫险而阵，非寡务隘乎？”朱墉引《开宗》曰：“此一节言避易邀厄，为用兵以寡击众之法。”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如果敌众我寡，该怎么办呢？”吴起答道：“要避免在平易的地势与敌作战，要在险要的地势截击敌人，所以说以一击十，没有比在险要地势进行更好的了；以十击百，没有比在险峻地带进行更好的了；以千击万，没有比在险阻地带进行更好的了。现在有少量士卒，突然在险要路段鸣金击鼓，即使敌军人数众多，也没有谁不会惊慌震动。所以说：‘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务必在平坦地势上与敌作战，指挥人数少的军队则务必在狭隘险要的地势上作战。’”

三

武侯问曰：“有师甚众，既武且勇，背大险阻，右山左水(1)；深沟高垒，守以强弩(2)；退如山移，进如风雨(3)；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则如之何(4)？”对曰：“大哉问乎！非此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5)。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6)，分为五军，各军一衢(7)。夫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之所加。敌人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之而去；不听吾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8)。如是佯北，安行疾斗(9)，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10)，五军交至，必有其利(11)。此击强之道也(12)。”

【注释】

(1)背大险阻，右山左水：刘寅曰：“背倚高大之势，前阻险绝之地，右依山陵，左近水泽，言得地之利也。”黄朴民说：“右面依托高山，左面挨近水流。按‘右山左水’是古代军队驻扎或布阵的理想状态。《史记·淮阴侯列传》：‘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

(2)深沟高垒，守以强弩：刘寅曰：“深沟高垒，守以强弩，言备御固也。”

(3)退如山移，进如风雨：刘寅曰：“退如山移，进如风雨，言有节制也。”黄朴民说：“撤退时稳如山岳移动，进攻时疾如狂风暴雨。《孙子兵法·军争篇》：‘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4)则如之何：底本无此句，今据《武经七书讲义》本增补。

(5)“大哉问乎”三句：意谓您问的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不能靠车骑的力量，而要靠圣人的智谋才能解决。施子美曰：“在彼有难击之势，在我有击之之术，此固非可以力争也，智胜之也。较以力，则彼强我弱；较以智，则我雄彼雌。有师甚众，既武且勇，固难击也。况又背大险阻，右山左泽，而得地之利；深沟高垒，守以强弩，而尽守之法。进不可当，如风雨然；退不可乘，如山移然。将欲与守，其粮食又多，此固不容易击也。宜为武侯之所疑，而吴起亦以为问之大也。谓之大者，以其兵之众，事之重，非可以轻进而力争也。必圣人之谋，有以大过人者，而后可以胜之也。谓之圣人之谋者，以其非常智所可及也。”朱墉引周鲁观曰：“圣人不作德全之圣人看，通明之谓也。言御敌捍患，固贵于谋，然谋非通明的圣人之谋，终不足以御强而捍敌。今既众且勇矣，又得地利而善守之，且进止有节，而粮饷充足，是岂人力所可胜哉！则非有明敏之才运谋决策，以计取不以力争，未可以语者，故曰圣人之谋也。”又引胡君常曰：“圣人之谋，是出鬼入神、千变万化、不可测识之谓。如此强敌，非势力所可拒，小智所能胜。除非神明坐照，谋发而人不及知之圣人乃可耳。”又引邓伯莹曰：“‘圣人’二字不必太说尊高了。”又引汪升之曰：“善谋者虽金城汤池可袭可攻，何师众武勇之足论哉？何背大险阻、右山左水之足惧哉？何强弩之守、粮食之多足怯哉？”

(6)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意谓要能准备千辆战车，万名骑兵，再加上步兵。徒步，指步兵。刘寅曰：“国家能备车千乘，骑万匹，兼之徒步，其法共一十万众也。”

(7)分为五军，各军一衢：意谓分成五支部队，让每支部队分别准备进攻盘踞某一要道的敌军。衢，四通八达的道路，这里指盘踞要道的敌军。刘寅曰：“可分为五军，令一军当一衢。”

(8)“分为五战”三句：刘寅曰：“然后五军分为五战，战若胜则勿追，恐有伏也；若不胜当疾走，避其强也。”“旧本‘归’字作‘走’字，用韵。”

(9)如是佯北，安行疾斗：刘寅曰：“如是敌人佯为败北，我当安行疾斗，不可忽也。或曰：我当佯北以诱之，亦通。”

(10)“一结其前”五句：意谓一支部队在前面作战，另一支部队在后面截断敌人的后路，另外两支部队悄悄行动，分别从左、右两个方向，袭击敌人的薄弱地方。衔枚，古代行军为了保持肃静，防止喧哗，让士卒在口中衔一根形状如同筷子的竹子或木片，即“枚”。刘寅曰：“使一军结其前，一军绝其后，又使两军衔枚而进，或于左，或于右，而袭其不足之处。”

(11)五军交至，必有其利：意谓五支部队协同作战，必定会形成有利局面。利，底本作“力”，《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利”，于意为佳，今据改。朱墉引《大全》曰：“五军交至，此形人之法也。我以五兵分营迭战，使敌人莫测其虚实，彼将分兵以应我矣。分兵以应我者，不且有救援不暇之虞乎？彼有救援不暇之虞，我必有到处获利之机矣。”又引太原刘氏曰：“据孙子之法，宜务专而不可分。若五军五衢，我分于势，而敌得以十攻一，戒遇大敌者，勿以形兵为其所分可矣。然郭子仪迫于李归仁，使王昇等伏兵连桥，五衢合击，大破之，此又深得五军五衢之术者。是法不可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12)此击强之道也：施子美曰：“圣人之谋何如哉？分兵以形之，遣间以疑之，然后从而夹攻之，是必备之以千乘万骑，兼之以徒步之兵，其为车步骑，亦足用矣。分为五军，军之五衢，所以形之也。彼于见吾形，必惑而不知所加。彼若坚守不动以自固，我则用间以动之，以观其谋。彼听吾说，则为无谋矣，故解之而去。彼若不然，则为有谋矣，斩使焚书，以无通其往来，亦以必战。分为五战，使五军各自战也。战之而胜，不可追之，谓其敌众故也。不胜则遽归，惧其乘我也。必也佯北以致之，安行而疾斗，或结其前，或绝其后，或含枚而进，或左右而袭之，是乃夹攻之也。故五军交至，必有得其利者。击强之道，其在是乎？昔楚汉之强弱，固不容言。然汉终以胜，楚终以弱者，汉得夫击之之道也。观其使黥布留楚，使韩信当一面，使陈平行反间，至于垓下一集，而楚亡无日。非得所以击强之道乎？”朱墉引《开宗》曰：“此节言击强之道，法在分军，而推本于圣人之谋。”李硕之说：“以我之变，迫敌就范。吴子总结的‘击强之道’，就是采取这种积极的应变措施和主动的战法。他认为：与兵力众多、战斗力强、既据有利地形，而粮食又多的敌军作战，那就应首先兵分五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车、骑、徒协同作战，并配合偷袭以及利用间谍活动，迫使敌军被动应付，就我范围，尔后五军合围歼敌。”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敌军人多势众，士卒勇猛果敢，背靠大山险岭，左面依山，右面傍水；深深的壕沟，高高的壁垒，强劲的弩兵守卫着；撤退时稳固如山岳移动，进攻时猛烈如狂风暴雨；加之粮食很多，我军很难与敌长期对峙，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吴起答道：“您问的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不能靠车骑的力量，而要靠圣人的智谋才能解决。要能准备千辆战车，万名骑兵，再加上步兵，然后将他们分成五支部队，让每支部队分别准备进攻盘踞某一要道的敌军。五支部队将要分别进攻五路敌军，敌人一定会疑惑，不知道到底该往哪一路增派援军。敌人如果坚守据点，以稳定部队军心，这时就要赶快派出间谍，以观察敌人到底思虑什么。如果敌人接受我方使者的意见，就彼此撤兵离去；如果不接受我方使者的建议，就斩杀使者，焚烧战书，兵分五路与敌作战。如果战胜敌人，不要追赶败敌，如果没有获胜，就迅速撤回。像这样假装战败，要谨慎行动，迅速战斗，一支部队在前面作战，另一支部队在后面截断敌人的后路，另外两支部队悄悄行动，分别从左、右两个方向，袭击敌人的薄弱地方，五支部队协同作战，必定会形成有利局面。这就是击败强敌的方法。”

四

武侯问曰：“敌近而薄我(1)，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对曰：“为此之术，若我众彼寡，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从之；从之无息，虽众可服(2)。”

【注释】

(1)薄：迫近。

(2)“若我众彼寡”六句：按，此是从兵力对比分别谈论制敌之术。方，并，比，这里是集中兵力的意思。从，追赶，这里是攻击、打击的意思。底本“分而乘之”上有“各”字，于意不顺，《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无，今据改。施子美曰：“法曰：‘识众寡之用者胜。’知众寡之用可以胜，则敌虽薄我，吾何畏焉？是以吴起对武侯之问，必欲知其众寡，而为之势以制之。当其险而薄我之时，我去无路，我众又甚惧，此不得已则战之时也。战之之际，必量其众寡而用之。我众彼寡，则分而乘之，此得夫法之所谓‘倍则分之’之说也。彼众我寡，则因其方而从，其从之也，又无得休息，此得夫法之所谓‘皆战则强’也。故彼虽众，可得而服之矣。北戎侵郑，郑伯惧其侵轶我，而公子突乃请为三覆以待之，而戎师果奔，此则分而乘之也。光弼击周挚，使郝廷玉以三百骑击西北隅，使论惟正以二百骑击东南隅，此则以方从之也。从之而不止，则彼必为我所困，故虽众可服也。”朱墉引汪殿武曰：“彼兵虽众，我兵虽寡，不足以虑也。我以出奇变化之方，更番而迭战之，使彼无有休息，自可慑服之矣。”又引《开宗》曰：“此章言敌来薄我而应之术，在酌众寡而妙分合之权。”李硕之说：“灵活使用兵力应变。吴子认为，根据不同的敌情，灵活使用兵力也是应变的重要方法。他指出：在临敌作战中，如我众敌寡，就采用分兵几路合击的战法；如敌众我寡，就采用集中兵力攻击的战法，连续发起攻击，就可以制服敌人。”卫广来在《〈吴子兵法〉简论》一文（载《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中说：“战争本身是生动而富于变化的，绝没有僵死不变的模式，故战略战术之应用，不可墨守成规，则须灵活应变。兵力对比，‘若我众彼寡，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从之’（《应变》篇）。地形利用，应‘避之于易，邀之于厄’（同上）。战场形势，‘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料敌》篇）。士气之利用，‘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治兵》篇）。这些都是主张扬长避短，促使事物矛盾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积极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徐勇在《〈吴子〉的成书、著录及其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说：“《孙子》提到了在战争中使‘我专而敌分’，即集中优势的兵力‘以众击寡’，打击敌人。《吴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凡战之要……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这就是说只要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那么即使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也‘可潜而袭’，敌军‘虽众可获’，由此可以看出，《吴子》的阐述更为深刻、全面，将《孙子》提出的(敌我双方兵力)‘多’与‘少’的辩证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如果敌人逼近我军，距离已经很近了，我军想撤离却没有退路，士卒们都很恐惧，该怎么办呢？”吴起答道：“针对这种情况应该采取的办法是：如果我军人多、敌军人少，就兵分几路对敌展开攻击；如果敌军人多、我军人少，就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攻击敌人不要停歇，敌军即使人多势众也会被制服。”

五

武侯问曰：“若遇敌于谿谷之间，傍多险阻，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起对曰：“遇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疾行亟去，勿得从容(1)。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2)。进弓与弩，且射且虏。审察其政，乱则击之勿疑(3)。”

【注释】

(1)“遇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三句：意谓如果与敌人在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等地形上相遇，要迅速行动，尽快离开，不要拖延。从容，这里是迟缓拖延的意思。李硕之说：“以快应变，先机制敌。吴子认为，如果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泽’等复杂地形条件下与敌军遭遇，那就应‘疾行亟去，勿得从容’，动作要猛，行动要快。”薛国安说：“吴子认为应该迅速脱离不利地形。指出‘遇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必须‘疾行亟去，勿得从容’，尽量规避可能的危险。这与孙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孙子·九地篇》指出‘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而‘圮地则行’。吴蜀夷陵之战中，刘备便违反了这一原则，将大军驻扎于崇山峻岭之中，无法迅速通过，给了吴军以可乘之机。”

(2)“若高山深谷”三句：意谓如果在高山深谷，突然与敌相遇，一定要首先擂鼓呐喊并乘势攻敌。卒，同“猝”，突然。鼓噪，擂鼓呐喊。刘寅曰：“若高山深谷，卒然与敌相遇，必先鼓噪而从之。《春秋》传曰：‘宁我薄人，勿人薄我。’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此云必鼓噪而从之者，薄之也。”李硕之说：“在高山深谷遇敌，则应首先鼓噪呐喊发起攻击，争取主动，打败敌军。”

(3)审察其政，乱则击之勿疑：意谓仔细观察敌情，若敌阵混乱就迅速攻击，不要迟疑。施子美曰：“善用兵者，无所往而不胜。羊肠可以胜，锯齿可以胜，缘山可以胜，入谷可以胜。是虽遇于谿谷之间，傍多险阻，众寡不敌，吾何患焉？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此固非用兵之地也，疾行亟去，不可从容，此常法也。设不幸而卒遇于此，则何以哉？必也鼓噪以乘之，所以夺之也；进弓与弩，且射且虏，所以驱之也。然必审察其政，果乱则击之勿疑，使其未乱，则未可击也。马援壶头之役，匈奴升险鼓噪，此乃援失其利，而匈奴为得之也。然匈奴卒不敢取之者，以援军犹治故也。使援而不善兵，其不亡于匈奴也几希。”刘寅曰：“审察其治乱之势，若乱则击之勿疑，若治则又当设奇以乱之也。旧本‘政’作‘治’。”朱墉引《醒宗》曰：“大抵应变之法在于审时势，察机宜，不疾不徐，不离不合，用无不当，施无不得，敌我众寡在所不计也。”又引《开宗》曰：“此节言谿谷与敌击之法。”李硕之说：“地利，乃兵家之要，攻防作战的依托。《孙子》主张要‘知地’，即熟悉远近、险易、广狭等作战地区的各种地形。它也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要求将领的。同时，从战术的角度，它也重视对地形条件的利用，认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就是说地形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而吴子从战术角度总结的以寡击众，充分利用不同地形条件而应变的战法，就比《孙子》更为具体。”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如果与敌人在谿谷之地相遇，两边多为险阻地势，敌人兵力多而我军兵力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吴起答道：“如果与敌人在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等地形上相遇，要迅速行动，尽快离开，不要拖延。如果在高山深谷，突然与敌相遇，一定要首先擂鼓呐喊并乘势攻敌。令弓手与弩手上前，一边射击，一边俘虏敌人。仔细观察敌情，若敌阵混乱就迅速攻击，不要迟疑。”

六

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1)，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谷战，虽众不用(2)。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3)，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4)，敌必坚陈，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5)。”

【注释】

(1)迫：狭窄。

(2)虽众不用：我军即使人多也用不上。

(3)“募吾材士”四句：意谓从我军选出勇猛善战的士卒，与敌人抗衡，再选出轻装上阵、配备锐利兵器的士卒，组成先锋部队。募，挑选。材士，指勇猛善战的士卒。当，同“挡”，抵挡，抗衡。轻足，意即轻装上阵。利兵，意即配备锐利的兵器。前行，指先锋部队。朱墉引《醒宗》曰：“山谷之战不在兵卒之众多，而在募吾材士为前行。赵奢所谓‘将勇者胜’也。”

(4)见：同“现”，显现，暴露。

(5)此谷战之法也：施子美曰：“秦伐韩于阏与，王召赵奢而问以救韩之事。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奢之所言，谷战之法也。卒遇敌人于左右高山之间，其道甚狭迫，既不敢击，又不能去，此其地正所谓谷战也。一可击十，十可击百，千可击万，何以众为？然必择士而使之，伏兵以袭之，引而致之，挠而劳之，然后可胜也。募吾材士，与敌可以相当者，与夫轻足利兵者，为利于战，故以为前行，此则择士而使之也。分车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此则伏兵以致用也。彼既不见吾之兵，则必坚阵以待我，而进退有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而营之，所以引而致之也。敌人既不知吾谋，则必惧吾覆彼也，吾则挠之以车骑，勿使得息，则彼必为我所劳也。凡此者乃战于山谷之间者之所为也，故曰此谷战之法也。”李硕之说：“设伏应变，为奇制胜。吴子总结的‘谷战之法’‘水战之法’，都体现这一战术思想。在谷战中，他提出：分列车骑设伏，主力以突然的行动‘出旌列旆’，冲出山谷之外向敌挑战。在水战中，他主张‘无用车骑’，查清水情，‘为奇以胜之’。”薛国安说：“谷地相对平坦易行，且水源汇聚，行军其中不必为此担心。因此，在古代，谷地往往是山地、丘陵地区的交通要道。孙子将谷地地形称为‘隘形’，指出，对于隘形，如果我军先到达，就要用重兵占领隘口，以等待敌军来犯；如果敌人先用重兵占据隘口，我军就不要去攻击；如果敌人没有用重兵据守隘口，那就迅速攻占它。但如果两军在谷地之中遭遇怎么办呢？显然，孙子没有给出答案，而吴子则回答了这个问题，名之为‘谷战’。吴子的谷战战术，一是要求示形惑敌，分兵乱敌，持续袭扰，疲敌弱敌；二是要求发挥远射兵器的威力，先发制人。”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左右是高山，地形非常狭窄，突然与敌相遇，想进攻却又不敢，想撤退却又不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吴起答道：“这叫做谷战，我军即使人多也用不上。从我军选出勇猛善战的士卒，与敌人抗衡，再选出轻装上阵、配备锐利兵器的士卒，组成先锋部队，与此同时把车兵、骑兵分别隐伏在四周，与敌人相距数里，不要暴露我军的兵力，敌人一定固守阵地，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这时我军打出各种战旗，部队开到山外安营扎寨。敌人一定惧怕，再派车兵骑兵挑战，不让敌人有空休息。这就是谷战的方法。”

七

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1)，水薄车骑(2)，舟楫不设(3)，进退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4)。”

【注释】

(1)倾轮没辕：意即大水冲坏车轮，淹没车辕。倾，倾斜，这里是冲坏的意思。没，淹没。

(2)薄：迫近，这里是快要吞没的意思。

(3)设：准备，安排。

(4)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意谓敌人如果渡河，就在他们渡到一半时攻击敌人。绝水，渡河。薄，迫近，这里是攻击的意思。施子美曰：“《孙子·行军》有处山之军，有水上之军。武侯之所问者，水上之军也。……古者水战有蒙冲，有斗舰，有海鹘，若此之类，皆水战之具也。设与敌遇于此，舟楫未具，则何以哉？不过留而不行，登高以望，知其浅深广狭之处，则水情为可以得矣。既得其情，必制以奇，乃可以胜。敌若绝水而来，必候其半渡而举之，此韩信之所以囊沙睢水，候其半渡而击之者，得乎此也。”解文超说：“《六韬·鸟云泽兵》之言‘泽兵’者，则袭用《吴子·应变》之之‘水战’，《六韬·鸟云山兵》之言‘山兵’者，则袭用《吴子》之‘谷战’。《六韬》之‘十一卒’，即袭用《吴子》之‘五练’。在此，《六韬》沿用并发展了《吴子》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方法。”薛国安说：“在河流湖沼地带作战，吴子名之为‘水战’。对于水战，吴子强调，第一要迅速察明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第二，要求根据河流湖沼地带的地形特点，放弃车兵和骑兵，‘无用车骑，且留其傍’，而以步兵为主力与敌较量。第三，结合天时，以特殊战法，‘为奇以胜之’。如果敌军‘居军下湿，水无所通’，恰逢‘霖雨数至’，就‘可灌而沉’。如果敌军‘居军荒泽，草楚幽秽’，恰逢‘风飙数至’，便‘可焚而灭’。”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我军与敌人在很大的河水湖泽地带相遇，大水冲坏车轮，淹没车辕，快要吞没车兵与骑兵，而我军却没有准备舟船，进退都不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吴起答道：“这叫做水战，不要让车兵与骑兵出战，把他们暂时留在水岸旁边。登高四处远望，必能了解水情大势。察明水域的宽窄，掌握水的浅深，这样才可以出奇招战胜敌人。敌人如果渡河，就在他们渡到一半时攻击敌人。”

八

武侯问曰：“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为之奈何(1)？”起对曰：“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强车(2)。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逐其迹(3)。”

【注释】

(1)“天久连雨”五句：意谓天气阴雨连绵，车马陷在泥路上动弹不得，四面遭敌攻击，三军惊慌恐惧，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施子美曰：“太公论车骑之地，有曰：‘汙下沮泽，进退渐如，此骑之患地也；圯下渐泽，黑土粘埴，此车之劳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溃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车之陷地也。若是者，皆车骑死败之地。’武侯之所问，天久连雨，马陷车止，此正太公之所戒也。加之四面受敌，三军惊骇，得无忧乎？”

(2)“凡用车者”五句：意谓使用战车的一般方法是：天阴地湿就停下来，天晴地燥就行动，选择高地，避开低地，让强固的战车行驶起来。施子美曰：“高则阳燥之地也，故贵之；下则阴湿之地也，故贱之。凡此皆车之用，贵得其地也。是以成周轮人为轮，有行山之轮，有行泽之轮。行山者欲侔，行泽者欲舒。侔以行山则不甐，舒以行泽，是刀以割涂也。成周之法，因地而异其制。吴子之言，则论其地之所宜。”朱墉引汪殿武曰：“此言车战之法，不可乱用也。如进止之间，必由高燥之道，则驰骋自如而纵横由我。”又引《醒宗》曰：“阴湿则停，此用车趋避法。必逐其迹者，前车即后车之鉴。”

(3)“若进若止”四句：意谓无论是行进还是停止，都必须让战车在道路上，顺路前行；敌人如果有所行动，就要追踪敌人的车辙以免迷路。迹，此处指敌人战车的车辙。施子美曰：“若夫用之又当驰其强车，或进或止，必从其道。从其道者，所以求其利也。敌人若起，必逐其迹，此正践墨随敌也。”朱墉引《大全》曰：“必从其道，道指高燥言，言车道贵高燥，贱阴湿，今久雨道失，务必追寻其道，以为进止。下文云敌人若起，必逐其迹，亦是追其去迹，恐失迷其道也。”李硕之说：“《孙子》主张要‘知天’，就是说要掌握昼夜、阴晴、寒暑等天时气象的变化，以及四季时令的更替等。它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要求将领的。吴子则从战术的角度，总结了在‘天久连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与敌车战时的应变措施和具体战法。说明要因天时之变，而采取不同的战法。”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天气阴雨连绵，车马陷在泥路上动弹不得，四面遭敌攻击，三军惊慌恐惧，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吴起答道：“使用战车的一般方法是：天阴地湿就停下来，天晴地燥就行动，选择高地，避开低地，让强固的战车行驶起来，无论是行进还是停止，都必须让战车在道路上，顺路前行。敌人如果有所行动，就要追踪敌人的车辙以免迷路。”

九

武侯问曰：“暴寇卒来(1)，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则如之何？”起对曰：“暴寇之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2)。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3)，必有不属(4)，追而击之，其兵可覆(5)。”

【注释】

(1)暴寇：凶暴的敌人。

(2)“暴寇之来”三句：意谓凶暴的敌人突然来袭，一定要顾及敌人强大的作战能力，要善于防守而不能应战。朱墉引叶伯升曰：“暴寇之来，必在掠取，若即应之，彼不得货，必伤人也，故无如善守勿应。”李硕之说：“待敌之变，以变胜变。如果敌军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掠田野，取牛羊’。在此情况下，吴子主张‘善守勿应’，以待敌之变，就是说等到天黑敌人撤退之时，我便由守转攻，彻底歼灭敌人。”

(3)“彼将暮去”四句：意谓等到敌人黄昏将要撤兵时，他们的装载必定很沉重，心情必定恐慌，撤退务求迅速。暮去，在黄昏时分撤兵退走；一说，“暮”指士气衰竭，即《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言“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装，装载，运载。刘寅曰：“彼将暮晚而去，其所负载之物必重，其心必恐惧，还归退去，务在急速。”朱墉引《大全》曰：“暮去，是我料其暮归也。彼既恣情掠取，辎装必然众多。且暮归懈怠可乘，因其恐心速念，追而击之，其兵可覆。”

(4)属：联系，连接。

(5)追而击之，其兵可覆：覆，覆灭。施子美曰：“凡为客之道，利于速战。彼暴寇之来，掠田野，取牛羊，其势虽暴，然不能久居。吾必虑其强，而思所以制之。故善守而勿应，彼不得所欲，必将暮去。其装必重者，以其务于侵掠，故其装重也。装重则行迟，故其心恐吾之袭其后也。其还退也，必务于速。速则其行列必不相继属，吾因而追击，则其兵可覆而取。大抵锐于进取者，其退必速，而贪于所得者，必无远图，欲速则不达。今暴寇卒来，亦锐矣，而不知锐者易失之躁，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亦古之戒也。今暴寇惟以掠取为务，亦贪矣，而不知贪于得者必丧于所得，此所以反为人所击也。”朱墉引张江陵曰：“如马援因诸羌数万，屯聚寇掠，辎重盈幕，乃潜行间道袭击之，羌惊散往北山，援复纵火焚之罄尽，获牛马万余是也。”

【译文】

魏武侯问吴起道：“凶暴的敌人突然来袭，掠夺我田野上的粮食，抢劫我的牛羊，该怎么办？”吴起答道：“凶暴的敌人突然来袭，一定要顾及敌人强大的作战能力，要善于防守而不能应战。等到敌人黄昏将要撤兵时，他们的装载必定很沉重，心情必定恐慌，撤退务求迅速，部队的行列必定做不到有序连贯，此时发起追击，就能全歼敌人。”

十

吴子曰：“凡攻敌围城之道(1)，城邑既破，各入其宫(2)。御其禄秩，收其器物(3)。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4)，示民无残心(5)。其有请降，许而安之(6)。”

【注释】

(1)凡攻敌围城之道：朱墉引《大全》曰：“‘攻敌围城之道’，此‘道’字即汤、武安民恤众，诛暴除残之道也。”傅绍杰说：“类似吴子于此段中所论的原则，在姜太公《六韬》的《虎韬》中，以及《司马法》的《仁本》第一中，均曾有所述及，意义极为近似，而发挥较多，文句亦较清爽。但是《吕氏春秋·孟秋纪·怀宠篇》中所论，却又有集其大成而后来居上之势。兹引述如后以供参考。‘义理之道彰，则暴虐、奸诈、侵夺之术息也。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故兵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先发声出号曰：‘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仇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国听者，禄之以国。’故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老而敬礼之。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是以贤者荣其名，而长老说其礼，民怀其德……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我们读到这一段引述文字，更可以了解其内容的义理旨趣。就战争立场而言，这一大段，简直就是王者之师的行军基本原则。其中‘先发声出号曰……’那一节，岂不就是吊民伐罪的讨暴檄文？”

(2)宫：指敌人的宫殿、官府。

(3)御其禄秩，收其器物：意谓控制敌方的大小官吏，收缴敌方的各种器物。御，驾驭，控制。禄秩，俸禄和爵位，这里指的是各级官吏。刘寅曰：“旧本‘御’作‘衔’。”朱墉引《醒宗》曰：“攻敌围城之事，得道者少，失道者多。城邑既破之后，入其宫，皆以子女玉帛为重，何暇御其禄秩、收其器物乎？‘军之所至’以下一段，真帝王仁义之师也，谓非有道之兵不可。”

(4)刊：砍伐。发：刘寅曰：“旧本‘发’作‘伐’。”积聚：指敌人储存的各类物资。

(5)示民无残心：薛国安说：“吴子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跃然纸上。”又说：“柏举之战距吴子时代不到百年，以其影响之巨，自然会对吴子思想有所影响。吴子时代，《孙子兵法》业已问世百年，孙子‘战胜修功’的警语也应该为吴子所知了。可以说，孙子的军事实践——孙子亲身参与了柏举之战——和理论，是吴子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来源。吴子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儒家思想也密不可分。儒家反对争名夺利、戕害人命的‘不义’之战，而支持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为‘仁政’开辟道路的‘义战’‘仁战’。强调战争对政治的从属性，崇尚民本、重视民心归向对于战争成败的意义。在儒家看来，‘义战’顺乎天道而应乎民心，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如果能够将一切军事活动始终置于道德自觉和政治自律的基础之上，约束暴力，爱惜民命，‘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这些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人道主义的重要内涵。它们对曾在青年时代师事曾子的吴子，有着深刻的影响，吴子在其兵书中，强调‘仁’‘义’、爱民即为明证。”

(6)其有请降，许而安之：意谓敌军如果有请求降顺的，就应当准许，妥善安置。施子美曰：“《司马法》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法之所言，盖仁人之师，本欲吊民伐罪，岂以残民为心？齐之伐燕，孟子劝之以反其旄倪，归其重宝，亦此意也。吴子战国之将，岂意所言乃有仁人之举耶？谓凡攻敌围城之道，破其城邑，入其宫室，非利其物也，为之御其禄秩，收其宝器而已。军之所至，无刊其木，无发其屋，无取其粟，无杀其六畜，无燔其积聚，凡若是者，所以示民以无残害人之心也。盖林木者，民之所资以用；屋室者，民之所托以居；粟、畜、积聚，又民之所资以养。此而无所害，则其不残民也可知。其有降者许而安之，盖人既不我敌，则我亦不人杀。且人已降，杀之不祥，宜有以许其来而安定之也。项王羽入关之初，烧秦宫室，坑秦子弟，秦民失望。嗟夫，羽剽悍贼也！咸阳三月火，骸骨乱如麻。惨怛之容，略不形于色，何其忍也？其死垓下亦晚耳。”朱墉《全旨》曰：“此章篇名《应变》，盖敌之与吾相遇不一其方，吾御敌之道与为转移，不一其术。所谓决机于两阵之间，裁制于一心之内者也。若用兵而不知变通，则胶固执滞，敌至而莫能应矣。吴子约举数节言之，非以尽应变之法也。从节制说起，是用兵之本，而归重于无残，亦孙子全军全国之意。但应众者，当知邀击厄隘之利；应强者，又必设五军交袭之谋。应诸迫近者，相敌而分合可也；应诸险阻者，力战而亟去可也；应诸山谷者，多设疑兵可也；应诸水泽者，先得水情可也。若阴雨之变，则高迹可从；暴寇之变，则归途可掩。临时运用，乌可拘执于定见而以冥冥决事哉？”陈宇说：“在战场临敌作战中，吴起十分强调部队要有严格的战场纪律。在本篇中，主要体现在最后一个段落中，他在此主要讲了攻破敌人城邑之后应遵循的一些原则。（1）‘各入其宫’；（2）‘御其禄秩’；（3）‘收其器物’；（4）大军所到的地方，禁止‘刊’‘发’‘取’‘杀’和‘燔’；（5）如果有请求投降的，‘许而安之’。这几条原则，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攻破敌人城邑后应注意的事项。”又说：“司马穰苴曾说：‘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无取禾黍，无取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司马兵法·仁本篇》）吴起继承了司马穰苴的这些思想，规定了军队在攻破敌人城邑后应执行的政策和应遵守的纪律，是为了‘示民无残心’，便于瓦解敌人而壮大自己，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重视争取民众的政治诉求。”

【译文】

吴起说：“攻敌围城的一般方法是：城邑攻克之后，部队分别进入敌人的宫殿、官府。控制敌方的大小官吏，收缴敌方的各种器物。大军所到之处，不准砍伐树木、毁坏房屋、抢夺粮食、宰杀牲畜、焚烧库存物品，向民众表明我军绝无害人之意。敌军如果有请求降顺的，就应当准许，妥善安置。”





励士第六


【题解】

本篇的四节文字在内容上紧密相承，讲述了魏武侯在吴起的指导下，施行了鼓励将士立功的有效措施。

在第一节，吴起给出了他的“三乐”说，即“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认为士卒在战场上的“乐闻”“乐战”“乐死”，才是君主所应依赖的关键所在。

第二节写魏武侯为实现“三乐”，经吴起指导在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奖励有功者，激励无功者。此法“行之三年”，成效显著。数以万计的魏国将士，“不待吏令”便奋勇争先，迎战秦人。

在第三节，吴起首先指出“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将帅要想办法发挥士卒的特长，激发他们的士气。继而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为例，向魏武侯说明他能将“无功者五万人”，每个人都训练成“死贼”，让敌人难以抵挡。

第四节写“励士之功”。武侯听从了吴起的建议，打败了五十万秦敌。战前一日，吴起号令三军，说如果车兵没有擒获敌人的车兵，骑兵没有擒获敌人的骑兵，步兵没有擒获敌人的步兵，便属“无功”，意在强调三大兵种各负其责，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作战当天，“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

吴起“励士”的手段是通过公开、隆重地按功劳大小赐酒食、颁奖赏的形式，激发将士的荣誉感，激励士气，以达到“乐闻”“乐战”“乐死”的效果，实现提高全军的战斗力；其特点是不仅激励有功之士，更要激励无功之士，提振全军的整体士气。

吴起的“励士”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李筌《太白阴经·励士篇》就是对其的全面借鉴和发挥。兹录其文，以资参考：“经曰：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其在以战劝战，以赏劝赏，以士励士。木石无心，犹可危而动，安而静，况于励士乎？古先帝王伯有天下，战胜于外，班师校功，集众于中军之门。上功赐以金璋紫绶，锡以锦彩，衣以缯帛，坐以重裀，享以太牢，饮以醇酒；父母妻子皆赐纹绫，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大将军捧赐，偏将军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奋不顾身，功超百万，斩元戎之首，搴大将之旗，功高于众，故赏上赏。子孙后嗣，长称卿大夫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次功赏以银璋朱绶、纹绫之衣，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父母妻子赠以缯帛，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酾酒。偏将军捧赐，子将军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勇冠三军，功经百战，斩骁雄之首，搴虎豹之旗，功出于人，赐以次赏。子孙后嗣，长为勋给之家；父母妻子，皆受荣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下功赏以布帛之衣，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酾酒；父母妻子，立而无赏，坐而无席。子将军捧赐，卒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戮力行间，劬荣岁月，虽无搴旗斩将，实以跋涉疆场，赐以下赏。子孙后嗣，无所庇诸；父母妻子，不及坐享。众士咸知。’令毕，命上功起，再拜大将军，让曰：‘某乙等，忝列王臣，敢不尽节？有愧无功，叨受上赏。’大将军避席曰：‘某乙等不德，谬居师长，赖尔之功，枭悬凶逆，盛绩美事，某乙等无专善。’退而复坐。命次功再拜上功。上功曰：‘某乙等无谋无勇，遵师长之命，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身受殊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退而复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曰：‘某乙等少猛寡毅，遵师长之命，决胜负于一时，身受次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复坐。夫如是励之，一会则乡勉党、里勉邻、父勉子、妻勉夫，二会则县勉州、师勉友，三会则行路相勉。闻金革之声，相践而出，邻无敌国，邑无坚城，何患乎不勉哉？”

一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1)？”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2)。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3)，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4)。”

【注释】

(1)严刑明赏，足以胜乎：意谓做到刑罚严厉、奖赏明确，就足以取胜吗？施子美说：“驱之而用之，不若使人之自为用。刑赏之用，所以驱之也。驱而用之，出乎勉强，有所不足恃也，孰若自为之用者出于诚心耶！”黄朴民说：“（严刑明赏）即严明赏罚。这是先秦时期大多数思想家在治国治军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尤以法家提倡最力。兵家对此也持赞同肯定态度，但同时主张推行政治道义教化，使两者相辅相成。”

(2)“严明之事”四句：悉，详尽地叙述。恃，依赖，依靠。《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严明之事”句下无“臣不能悉，虽然”两句。施子美曰：“人主之所恃者，人心也。人心自从，则不必待赏而后劝，不待罚而后惩。彼惟恐攻之不取而战之不克也，岂严刑明赏所能驱乎？宜吴起以为不能悉其事。起非不能详尽其事也，以其不足恃，故不之悉也。”朱墉引张贲曰：“武侯严明足恃之问，只是要使人畏服，殊不知严刑之威，能行于刑之所加，而不能行于刑之所不加；明赏之令，能结于赏之所及，而不能结于赏之所不及，又何可恃？”又引唐荆川曰：“人最难得者心，而况号令师旅兵刃之际，尤为难之难者。使人主素无深仁厚泽以孚结其心，方且逡巡畏缩之不暇，而肯为人主效力耶？惟欣欣踊跃而令出惟行，趋事恐后，奋不顾身焉，则虽有敌国外患，庶可恃以无恐矣。岂严刑明赏之足恃乎？”

(3)“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三句：意谓发号施令而人们乐于听从，兴师动众开启战端而人们乐于作战，与敌人交锋拼杀而人们乐于战死。乐闻，乐于听从。交兵接刃，指在战场上交锋拼杀。《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夫”字，“人”均作“民”。施子美曰：“今夫三令五申，所以为号令也。申令而有不如法者，则令所不行也。故将用之际，必使之乐闻而后可。一鼓再鼓，所以兴师动众也。鼓之而不进者，则众为不可用也。将用之际，必使之乐战而后可。所指而莫不前死，所以为交兵接刃也。一有弃甲曳兵而走者，则无以得其死力也。故于己用之际，必使之乐死而后可。”朱墉引傅服水曰：“兵凶战危，将又死官，有何可乐？须知所以乐战者，以未战之先，有一步作用在。教之有勇知方，亲上死长，有以深入士卒之心，方与师而乐战。”又引《大全》曰：“三‘乐’字，真觉人心这一段踊跃，虽虎狼之众亦不可当，故云人主之所可恃者，非恃其斗战死也，恃其乐也。设一有不乐，彼虽斗、虽战、虽死，已不足恃矣。但吴子既言三‘乐’，其所以使之乐者，何不说些仁民爱物的工夫，而乃仅及三行享士，依然一刑赏之余绪也。”陈宇说：“本篇讲激励将士，尤其是激励广大的无功者‘三乐’的意义和作用。不限于‘明赏’，还注意用酒食等来直接激励广大的无功者，务必使人人‘三乐’，这是吴起的‘励士’主张与众不同的地方。吴起论述‘励士’，即是鼓励全体将士期望立功。既主张奖励有功将士，又必须同时激励无功将士。他非常强调军队整体士气的重要性，全体将士的士气是战斗力，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只有提高全体将士的士气，同仇敌忾，奋勇作战，才能形成所向无敌的强大战斗力。”

(4)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主”字。施子美曰：“是三者，皆人心之乐从也。人主之所恃者，不在是乎？昔武王伐商之际，《牧誓》一作而人莫不从，白旄一麾而人莫不进。至于如熊、如罴、如虎、如貔于商郊，则其为交兵接刃之际，又为如何？其为乐闻乐战乐死者可立见矣。武王惟此之恃，所以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刑赏不足恃，必士卒乐为之用，乃可为恃。”

【译文】

魏武侯问道：“做到刑罚严厉、奖赏明确，就足以取胜吗？”吴起答道：“刑罚严厉、奖赏明确这方面的内容，我不能向您详尽地叙述，虽然这方面的内容很重要，但我深知它不是您要依赖的关键所在。发号施令而人们乐于听从，兴师动众开启战端而人们乐于作战，与敌人交锋拼杀而人们乐于战死，这三点，才是君主应该依赖的关键所在。”

二

武侯曰：“致之奈何(1)？”对曰：“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2)。”于是武侯设坐庙廷(3)，为三行飨士大夫(4)。上功坐前行(5)，肴席兼重器、上牢(6)；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7)；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8)。飨毕而出，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9)。有死事之家，岁被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10)。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11)。武侯召吴起而谓曰：“子前日之教行矣(12)。”

【注释】

(1)致之奈何：致之，指做到前面论及的三点。施子美曰：“将有以得士卒之力，必有以尽劝勉之术。吴起之所对，劝勉之术也。方武侯未知其术，则必求所以致之之道，曰‘致之奈何’者，盖欲致此人心之乐从而未得其道也。”

(2)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进飨，进献酒食，宴请。励，勉励，激励。《群书治要》卷三十六“进”字下无“飨”字，“无”字前有“飨”字，“励”作“厉”。施子美曰：“吴起对曰‘举有功而进享之，无功而励之’，正所谓勉励之术也。夫人有功而见知则悦，赏当功而后臣下励。”张文儒在《论〈吴子兵法〉里的统御意识》（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说：“吴子不但力主信赏信罚，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办法，就是通过奖赏有功人员去激励尚无功业的人建立功勋。他把这种办法叫做‘奖有功，激无功’。……吴子信赏信罚的思想并非偶然，是同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一脉相承的。这里只要举出齐国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管子说过的话，同吴子上述思想略加比较，便一目了然了。《管子·七法第六》里说：‘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管子·幼官第八》里又说：‘明法审数则治，同异分官则安。’《管子·权修第三》里还说：‘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陈宇说：“吴起认为，要使军队打胜仗，国君的‘严刑明赏’固然重要，但仅仅靠严明刑赏还无法激起将士的乐战乐死之心。还必须做到‘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发号布令而人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人乐死。这就是孙武所说的使民众与国君同心同德。而要实现上述‘三乐’目标，就应尊崇有功，论功行赏，优待战死者的家属，激励无功者立功受奖。只有形成这种社会风气，在出兵作战时，才会‘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

(3)设坐庙廷：指在祖庙的大殿设置酒宴座位。坐，同“座”，座位。庙廷，祖庙的大殿；一说指宫廷的正殿。

(4)为三行：指安放三排座位。行，排。

(5)前行：指前排，第一排。

(6)肴席兼重器、上牢：肴席，有鱼肉等荤菜的酒席。肴，熟的鱼肉等。重器、上牢，指贵重的器皿与丰盛的食物。重器，宝器，一般指鼎，是用于盛宴的餐具。上牢，又称“太牢”，指古代用于祭祀或宴席的牛、猪、羊三牲。《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兼”作“有”。

(7)差减：等差递减，依次递减。

(8)无重器：《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器”字。施子美曰：“三行之礼，以功之高下而为等，则有功者已见知，而上之所以报功者亦当矣，何惧其不劝乎？上功者，功之莫大者也。其功大者，其礼宜隆。”朱墉引张贲曰：“三行享士者，国家事功多成于激励，使一概混施，则人心懈而自勉者少矣。武侯则为三行享士，上功坐前行，次功坐中行，无功坐后行，肴席重轻皆有丰减，激励人心，奋发以成功，吴起迪君之功大矣哉！”又引《大全》曰：“当此飨士之日，不独居前者固因荣而愈励，即居后者亦且因所见以自奋，交相鼓舞之机，较之严刑者，奚啻天渊？”

(9)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以功为差，意即按照立功的大小而分出奖品的差别。《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又”前有“乃”字，“颁”作“班”，“外”前有“之”字，“差”下有“数”字，且下有“唯无功者不得耳”句。施子美曰：“彼有功者，既等而当其功，无功者，又奋而思立功，其为勉励之术亦至矣！且以周成待诸侯之礼观之，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车服旗物有异制，其刍积牢礼有异数，其摈相有异人，其所立有异地，凡若此者，亦以其爵有尊卑，命有隆杀，故不得不异之也。以是观之，吴子三行之法，不无所本也。不独吴子言之，其在李筌《阴经·励士篇》，亦备言三行之制。筌之所言，其有得于吴子也。三行之享，享于庙内也。其于庙内之外，又颁赐有功者之父母妻子。其颁赐之也，亦不容无差等，此正《周官·司勋》‘凡赏无常，轻重视功’之说也。”

(10)“有死事之家”三句：意谓对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庭，每年派使者慰问赏赐死者的父母，以表明不忘他们的牺牲。死事之家，指阵亡将士的家庭。著，显示，表明。《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有”字，“被”作“使”。施子美曰：“其有死于王事者，是为伏节死义之人，人君亦必有所不敢忘也。必岁使劳赐其父母，所以示吾著于心而不敢忘也。此正《周官·司关》所谓‘以其财养老死与其孤’之意也。彼见其君报之以礼如此其厚，彼而木石则已，若犹人也，独不思所以报乎？是宜行之三年，秦人临西河，而魏之士卒莫不思奋。虽吏令有所未及，而皆欲介冑奋击，殆以万数。所以然者，由吾励士之法，有以感激之也。非所谓赏当功而臣下劝乎？”朱墉引张江陵曰：“激励人心，固在三行享士一端，尤在注念死事之家上。盖阵亡之人虽没，而忠魂正自难忘，所以岁遣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是励士之恩，不独厚于其生者，亦且痛念于既死。”

(11)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介胄，铠甲与头盔，此处作动词讲，意即穿上铠甲，戴上头盔。《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介胄”两字在“不待吏令”句前，无“而”字。薛国安说：“吴子在《励士》篇指出，仅仅做到‘严明刑赏’，是不足以克敌制胜的，还必须能够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而要做到这三点，就要‘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吴子还向魏武侯建议了‘举有功而进飨之’的具体操作办法，即在宫廷设宴，分前、中、后三排席位款待将士。从前至后，参与宴会的将士所享受的酒食器皿等待遇依次降低标准。并对功臣家属进行赏赐，其标准也依战功大小而有所差别。每年还要派人对阵亡将士家属进行慰问和赏赐，表明国君没有忘记他们。显然，这些措施给予功臣们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待遇，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荣誉！在庄严隆重的宴席之上，在每年的慰问之中，将士们的功绩得到了国君的肯定。这必然使他们心灵深处那种强烈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油然而生，在精神上获得极大满足。功绩不同，待遇不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荣誉的不懈追求，使之获得了继续为国家、为君王、为人民奋勇作战的澎湃动力。无功人员，自然也会从中获得精神激励，战斗精神得到鼓舞。三年之后，‘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就是‘励之以誉’的效用。”

(12)子前日之教行矣：朱墉引王圻曰：“‘教行’，‘行’字当‘效’字看，要见忠勇之气，人所素具，只是不激励则不奋发耳。”朱墉引《开宗》曰：“此教武侯以致人乐为用之道。”

【译文】

魏武侯问道：“如何才能做到您说的这三点呢？”吴起答道：“您挑选出作战有功的将士，举办酒席宴请他们，对那些无功的将士则勉励他们。”于是魏武侯在祖庙的大殿设置酒宴座位，安放了三排座位以宴请将士。立上等功的坐在前排，有丰盛的食物，还有贵重的器皿，以及牛、猪、羊三牲；立次等功的坐在中排，有丰盛的食物，但器皿的质量递减一等；没有立功的坐在后排，有丰盛的食物，但没有贵重器皿。酒宴结束后大家退出，魏武侯又在祖庙大殿的门外颁发奖品赏给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儿，奖品的等级同样按照立功的大小而分出差别。对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庭，每年派使者慰问赏赐死者的父母，以表明不忘他们的牺牲。这项举措实行了三年，秦人发兵，临近西河，魏国士卒闻讯，不必等待将吏的命令，便有上万人穿上铠甲、戴上头盔奋起抗击秦人。魏武侯召见吴起，对他说：“您以前的教诲已经见到成效了。”

三

起对曰：“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1)。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2)。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3)。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害己(4)。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5)。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6)。”

【注释】

(1)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施子美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常人之情也。人君因其情而用之，故先之以激励之术，而后可以作其敢为之心。武侯之报功，既尽其术，而魏士之报也，至于不待令而奋击，其效可见矣。宜武侯召而谓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而起又从而申其说，谓‘人有短长，气有盛衰’，用其所长激之使盛，则可以必胜矣。”陈宇说：“吴起对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认识比较深刻。他不仅重视对将士的物质奖励，也特别强调精神鼓励，并主张两者并用。他认为，必须做好将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因为这是打胜仗的重要因素。治军，教育工作很重要，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要通过做好思想工作来发挥人的长处与激励士气。吴起在本篇中指出：‘人有短长，气有盛衰。’这即是说，要充分调动将士和百姓们的积极性，做好民众的思想激励工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才能确保战争胜利。”气，指士气。

(2)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当，阻挡，抵挡。《群书治要》卷三十六“臣请率以当之”句下有“其可乎”句。施子美曰：“苟为不然，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而令起率以当之，其胜未可必也。何者？非其所长，衰而不胜也。”

(3)“脱其不胜”三句：脱，倘若，假设。失权，意即丧失在天下的地位。施子美曰：“设其不胜，必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若是则其可无术以使之愤悱乎？”刘寅曰：“起恐人不能致死而取败也。”

(4)“今使一死贼”六句：死贼，指亡命徒。枭视狼顾，指像枭鸟与恶狼一样瞻前顾后，保持高度警惕。暴起，突然出现。《群书治要》卷三十六“起”下无“而”字。施子美曰：“且以一死贼伏于旷野，其人未为众也，而千人追之，至于枭视狼顾，却而不敢进者，非其众寡不敌也，死贼之气盛，而千夫之气馁也。是虽千夫，惟恐其暴起而害己，所以反顾而莫有进士也。一死贼投命于必死，犹足以惧千夫，况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以讨之，其谁敢当我？其难敌也必矣。其在《尉缭子》亦曰：‘一贼伏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然臣之术，足使三军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是亦吴子死贼之说也。”张文儒在《论〈吴子兵法〉里的统御意识》（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说：“治理的最终目的在于启发并调动每个战士的积极性,并进而构成整体威力。吴子认为，对于决定国家存亡和个人死活的战争行为来说，个人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往往成为取胜的关键。如果说，层层治理只是为发挥个人积极性创造良好条件的话，那么，参战的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英勇战斗，甚至视死如归，才能使治理和节制产生出良好的效果。他举例说，一人舍命，可威慑千人，可见精神的力量之大。这里所指，是说有一个不顾生死的悍贼，潜伏于荒野之中，虽派出一千人去追捕，却未见得能捕到。原因何在？在于每个人都在极力地搜寻，但又很害怕这个悍贼会出其不意地向自己袭击，这样，就变得畏首畏尾了。吴子据此推论说：如果参战的每一个人都能像那个伏没于草莽中的悍贼，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用多说，只要五万条心合为一条心，五万条命合为一条命，就会变成一个大的舍命死贼，率领其讨伐敌军，岂不是可以无敌于天下吗？”

(5)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投命，意即拼命，不要命。刘寅曰：“是以一人能投命，足可惧千夫。起欲人人致死而战也。”傅绍杰说：“‘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的确是至理名言，但不必过于拘执数字之间的比例。连命都不要了，还有什么瞻前顾后，犹疑不决的。这并非是说，一切应备条件可以置诸不问，只要‘舍命’即可保证成功。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但是反而言之，一切应备条件俱已存在，就是缺欠‘舍命’一条，大概十之八九，失败成分居多。”又举吴越槜李之战中，勾践使罪人三行阵前自刭以震骇吴军，趁机攻击而取胜的例子，说：“关键所在，还是仗恃有一批‘不要命’的人，作开路先锋。”

(6)“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三句：敌，抵挡，抵抗。《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众”下有“而”字，“率以”作“以率”，“敌”作“当”。

【译文】

吴起答道：“我听说人有短有长，士气则有盛有衰。您尝试派遣五万没有立过战功的人，并请允许我率领他们抵御敌人。倘若我们不能取胜，就会被诸侯耻笑，在天下丧失魏国的地位。假如现在有一个亡命徒，隐伏在旷野，上千人追捕他，其中没有一个人不像枭鸟与恶狼一样瞻前顾后，保持高度警惕。为什么会这样？是担心亡命徒突然出现伤害自己。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拼命，就足以使上千人恐惧。现在我能让五万兵士每人都成为一个亡命徒，率领他们去讨伐敌人，必定使敌人难以抵挡。”

四

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1)。先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敌(2)。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3)。”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4)。

【注释】

(1)“于是武侯从之”五句：兼，施子美的解释是兼有轻车、重车，朱墉《直解》的解释是“杂用车、骑也”。施子美曰：“惟武侯能从其说，故付以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兼车者，以其兼轻重二车而为一也。向非励士有术，其何以致然？故曰：‘此励士之功也。’”李硕之说：“吴起主张‘奖励有功’的同时，更重视‘激励无功’，即对那些没有立战功的将士，也要给予次等的犒赏，以示鼓励。他亲自统率五万人的无功将士，只加派了部分战车、骑兵，就打败了秦军五十万之众。在兵力众寡悬殊、相差十倍的情况下，魏军之所以能够取胜，关键是士气高昂，‘一夫投命，足惧千夫’，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这就是《吴子》所说的‘励士之功’。”

(2)受敌：指迎战敌人。敌，底本作“驰”，于意不顺，《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敌”，今据改。

(3)“车骑与徒”六句：意谓车兵、骑兵与步兵，大家听着：如果车兵没有擒获敌人的车兵，骑兵没有擒获敌人的骑兵，步兵没有擒获敌人的步兵，即使打败了敌军，也都不算立功。车骑，指车兵与骑兵。徒，指步兵。功，底本作“易”，于意不顺，《施氏七书讲义》本、《武经七书直解》本均作“功”，今据改。施子美曰：“战敌易，胜敌难。胜之易，胜之而不失其所当者难。车、步、骑三者，各有所当也。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则车与徒，非所当从也。何者？徒之胜车也易。夫车当车徒二十四人，则车徒与骑，非所当从也。何者？骑之胜车徒也亦易。以易而胜，其谁不能？使其车从车、骑从骑、徒从徒，三者皆从其所当敌者而胜之，然后可以为能也。苟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则非所谓当从受敌，亦非其所令也。虽能破军，皆不足以为功。”刘寅曰：“车骑与徒，若用车战者不获敌人之车，用骑战者不获敌人之骑，用徒者不获敌人之徒，虽破秦兵，皆如无功。”张文儒在《论〈吴子兵法〉里的统御意识》（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说：“关于层层节制的原则，吴子把它贯彻到底。既包括在平时的训练和教养中各就其位，各负其责，也包括在战争到来时能各对其阵，尽其所长，即用自己的各个兵种对付敌人的各个兵种，如车兵对车兵，步兵对步兵，骑兵对骑兵。在吴子看来，正因为平常的训练里职责分明，临战时便用不着再作详细的指派。下达的命令虽极简约，依然能使自己的军队威慑天下，各国军队莫不闻风畏服。但是，他又指出，如果发现了失职情况，如我方的战车没有俘获敌方的战车，我方的骑兵未能俘获对方的骑兵，步兵也未能俘获对方的步兵，这样，虽说在整体上击破了敌军，各个军种也都无功绩可言。”

(4)其令不烦而威镇天下：施子美曰：“惟其法之素定，故当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振天下矣。在法有曰：‘教约，人轻死。’如起之所令，其教亦约矣。人而轻死，则其威之所振，宜如何耶？此李克言之武侯所以曰‘其用兵虽司马穰苴莫能及’，非溢美也。”朱墉引周鲁观曰：“威震天下，是称其励士之效，赞其用兵之神，正谓有军令在先也。故此时不必烦琐，而得胜之威，自足以震叠于天下。”又引《开宗》曰：“此言得士卒敢死之气，则虽众难与为敌。”朱墉《全旨》曰：“此章着眼在一‘恃’字。得所恃则足以取胜于诸侯而威震天下，失所恃则必取笑于列国而开隙于邻封。而所恃又不在号令与赏罚，直从人心中一点欢欣鼓舞念头。平日蓄积者甚深，而一旦发之于翻然勃然之顷，此其有可思致也。武侯苟思何以致其‘乐闻’‘乐战’‘乐死’如此也，自可寻出本源善根来，亦使有一番实际。惜吴子不讲爱民大道，亦只以饮食、肴席为激励之功，使人主即便流入霸道气习。篇中极言取胜功勋，声光赫奕动人，兵机如此，时君乌能不为之移席而听哉？”解文超说：“《尉缭子》曰：‘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这句话不但提到了吴起，还与《吴子·应变》的‘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内容大致相似；也与《励士》的一段话相呼应：‘“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土之功也。先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可以想见，《尉缭子》受吴起影响之深。”

【译文】

魏武侯于是听从了吴起的建议，同时给了他战车五百辆，战马三千匹，结果打败了五十万秦兵，这就是鼓励将士的功效。在两军交战的前一天，吴起号令三军道：“各位将士都要跟从我迎战敌人。车兵、骑兵与步兵，大家听着：如果车兵没有擒获敌人的车兵，骑兵没有擒获敌人的骑兵，步兵没有擒获敌人的步兵，即使打败了敌军，也都不算立功。”所以在作战当天，他发布的号令虽然不多，却打败了敌人，威名远播，震动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