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重复的阴谋中共“反党集团”内幕

在170多年的国际共运史上，中共打掉的“反党集团”是最多的。但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又承认，那些“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打错了。（《百年真相》提供）

中共盛产所谓“反党集团”，在170多年的国际共运史上，它打掉的“反党集团”最多。但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又承认，那些“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打错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就跟大家谈一谈中共打“反党集团”透出的历史真相。

中共史上第一个“反党集团”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时，将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潘方、宗铮是一对夫妻；陈传钢、王汝琪也是一对夫妻；王实味是延安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上百万字的马列宣传品。

据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讲，潘、陈两对夫妻在延安时期与王实味的关系并不很深，最多也只不过是在一块聚一聚。至于谈话，压根儿就没有专门涉及政治问题，偶尔有情感偏激的时候，本属人之常情。

但是，这五个人在延安整风时，因为讲了几句真话，被中共硬生生地打成“反党集团”。

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人的平反决定。这个决定表明：以王实味为首的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

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反党集团”

1954年至1955年，中共最高层打了一个“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最初叫“高、饶反党联盟”，后来改成“高、饶反党集团”。

文革结束后，不少专家学者对这个所谓“反党联盟”进行研究。比如，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所著的《重考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炎黄春秋》发表的《知情人谈饶漱石事件》等。

诸多研究结果显示：高岗、饶漱石都不存在反党问题，两人也不存在联盟问题。

2015年10月25日，《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执行主编彭凯雷在微博发布消息，说当天，“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在万寿庄宾馆综合楼举行。高岗之子高燕生等出席并发言。

彭凯雷写道：“我的祖父追随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闹革命……今天我受邀出席纪念会，看到高岗同志纪录片不胜感慨。‘高岗同志’首次正名。”

被打倒60年后，高岗再次被称为“同志”，事情不简单，肯定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这说明，中共又认他是“自己人”了，并以这种方式，间接承认当年的“高、饶反党集团”子虚乌有。

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全国性的“反党集团”

1955年，中共打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又称“胡风反党集团”。

事情的起因，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和翻译家胡风，在1954年7月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请人转交给毛泽东，谈了他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不同看法。

从历史资料看，周扬当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反对周扬，不就等于反对毛泽东吗？所以，毛看了报告后，肯定非常反感，要拿胡风开刀。1955年5月至6月，毛给《人民日报》写按语，里面给胡风和所谓的“胡风分子”，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政治帽子。紧接着，对胡风的各种批判接踵而来。

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全国共清查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但是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也就是说，中共自己承认，所谓“胡风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

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在1959年7月至8月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打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包括：中共元帅、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

1962年9月24日，中共打了一个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

习仲勋是习近平的父亲，被打倒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称，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共就打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被打倒前，彭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陆定一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6月，1980年5月、10月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

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中打倒的级别最高的两名官员是：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同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时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刘、邓虽然没有被称为刘、邓“反党集团”，却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实际上就是“反党集团”。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1977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不存在。

国家机关和文艺界的“反党集团”

中共建政后，中央国家机关也打了许多“反党集团”，如水利电力部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中央军委打了萧克、李达“反党集团”等。

文革结束后，这些“反党集团”都被平反了。从1955起，一直到十年文革，文艺界都是被中共整肃的重灾区。比如，制造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流沙河等右派“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小白楼反党集团”，“文联右派反党集团”，“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春雷”反党集团等。

文革结束后，这些“反党集团”也都被平反了。

地方上的“反党集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反党集团”也很多。比如，在上海，有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在浙江，有以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广西，有以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反党集团”；在甘肃，有以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山东，有以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