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晚我靠在床头，觉得自己就像一坨屎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辛瑶遥。
这是她初一写给我的信里的意思。“一坨屎”不是原话，她说的是：你又矮，又丑，性格又差，成绩又不好。这种评价，现在一般是一个人自暴自弃时用来说自己的，辛瑶遥大大方方地，像盖章一样，把它们一个一个戳在我身上，怨念可想而知。
初一我们还在同一个学校，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信，署名“周春鸣”。这是我小学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成绩全班第二，在辛瑶遥后面。想来她的自尊心也真是强，匿名信的假名，也必须是个面子上过得去的人。
收到信的一个星期前，和我们同一个小学、通过抽签来到这所重点初中的高个子，才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以前的同学都在传她喜欢我呢。
大概在小六，育苗杯刚出成绩，临近升学考的那会儿，我真觉得辛瑶遥就要喜欢我了。翠园寄来录取通知，把我们学校前四名全要了。令人惊讶的事，她一直看好的孔俊林不在其中。辛瑶遥说过孔俊林是我们那群特训的人里，最有数学天赋的一个，第一次夸他的时候还用余光瞥了我一眼。那时的我有中度的自闭症，不是很看得出那个余光是什么意味。我甚至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吃醋。
因为知道自己被录取，我放慢了复习的步伐，周末经常和朋友出入游戏机厅。我碰到白痴，他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主人公。闲聊几句后，我带着点醉意说，要是我打游戏机给辛瑶遥知道，她一定不再理我。白痴同学眼睛半盯着地下，停顿了一会儿，用他带着潮汕口音的粤语问，辛瑶遥，她喜欢你吗？这句话我无言以对。
和他道别，我来到马路斜对面的小区。辛瑶遥家住在六楼，这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告诉我的。我固执地认为她的窗户是那层楼右边数过来第二个，尽管我没有任何证据。在小学最后的那段日子，每次我怀疑人生，我都会走到她家楼下，在花坛上一坐就几个小时。这段故事我后来告诉了陈佳宁，陈佳宁又把它告诉了我初一的同桌黄河。所以每次和我发生口角，黄河都会将它搬出来，说我是“多情种子”。我六年级的同桌杨宝忠，三班的班草陈杰，也是住在这，我只希望不要见到他们。
我甚至都忘了自己是怎么喜欢上她的。似乎是有一天我从班上正门，她从一班后门出来，两人正好撞上。她扎着小马尾，穿着短到脚踝的校服裤（不是因为她个儿高，而是因为她至少有两年没买新校服了），微微笑了一下，然后快步走开。那是我们第一次碰面，如果我的自闭症已经痊愈且没记错的话，她的笑，是那种冷笑，或者说嘲讽的笑，就是一边的嘴角向上弯起，另一边基本不动的那种。我不可能觉得这样的笑有什么迷人的地方，那就应该是因为她的黑眼圈了。后来我对黑眼圈的姑娘十分着迷，可能和她有一点关系。
我为她养成了两个习惯。因为她每天都是一班第一个到的，我为了在早上见她一面，也成了我们班最早到的，而且必须比她还要早，管理班级钥匙的姑娘觉得我是要拆她的台。为了见她第二面，我每天中午硬要送蔡佳华去车站，因为那个车站就在她家的小区门口。她走路的速度特别快，我们要跟着，就会把原本十五分钟的路程缩短到七八分钟。我后来回忆起这段路，觉得周围的人都像在慢动作播放，而她交叉前进的双脚，已经要转成车轮的形状，就像《小叮当》里画的一样。有一次在投胎（粤语有“赶着去投胎”这样的说法）的路上遇到我妹妹，她注意到了我跟着的人，问我，你喜欢这样的，熊猫眼？而我另一个妹妹，却记住了辛瑶遥的好朋友官锐雯，她说官锐雯长得像蚂蚁。熊猫和蚂蚁，就是她们对我的同学的唯一认识。
熊猫各方面的天分特别好，校长为了我们几个在重点中学不丢人，特意给我们开小灶补习作文，第一次课上就提到她一篇曾经得奖的习作。我依稀记得她又回头瞄了我一眼，那种眼色是得意？我无从分辨。在那时的我看来，这就是喜欢我的证据了。
其他的一些证据还包括：一班的人都认为我和她绝配，男男女女好几个都想过帮我牵线搭桥。现在的我，会这样去理解这件事：她是班长，且脾气并不好，一班的人大概以为她要是恋爱了，他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刚好我自愿送死，他们何乐而不为？除了这些，另外一些证据是：当时冯虎仔跟王丽花在一起，陈志乐和李剑锋在追魏映柔，白痴喜欢上了马小睿，他们都有美好的前程。作为他们的兄弟，我没有理由是例外。当然，最大的证据在于：她并没有明确说不喜欢我。
有着这些“理直气壮”的证据，我还下了不少苦工。早起和不吃午饭不算什么，我把自己的数学秘籍传给了我们里面把妹最厉害的冯虎仔，就为了他能投桃报李，将旁门左道倾囊相授。于是至少有几个星期，我下午陪他和他的宠物叶振聪走回家，一路听他侃侃而谈。他跟我说他在香港偶遇一个白衣长发的女人，两人一夜风流，天亮她留下一张字条，写着：有缘无份，只等来生。我当时完全没有顾及他才十二岁、性器官都不知有没发育成熟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到这种情节在港产片里出现了多少次，只是对他五体投地。他做了一个绝望的姿势，颇有点高冷地说，追女生这种事，最重要是投其所好。
我想起她似乎是喜欢画画的，刚好我的画画水平在班上也是备受推崇。我和黎璟桦的禁毒漫画，参加过市里的禁毒宣传节，我画的一副八神庵的铅笔画，在区里的比赛也是拿了奖的。我的父母完全没有在我的这一项技能里做什么投资，其实它应该是我最有天赋的一个领域，可惜现在荒废了。我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谈论画素描的经验，那是我们有过的最有深度的一次交谈，应该也是唯一愉快的一次。电话挂掉后，对于她来说，我依然是那个面目可憎、阴魂不散的丑八怪，只是在收信前，我从来不知道。
上初中以后必须坐公车上学，她家小区门口的车站成了离我们两人都最近的车站，车来车往，难免要在车上碰到几次。每一次我都内心欣喜万分，但表面却假装高冷，几乎不看她，也不打招呼，只是偷偷地留意她的到站时间，下决心把去年的习惯延续下去。
很遗憾的是，她家附近其实有两个车站，而且她也很快地练成了反侦查的能力：她根据自己以往去车站的时间推算出了我到站的时间，然后在那个时间之前的十分钟走到和那个车站有一站距离的另一个车站，这样她就可以早我一班车去到学校。我有几次不见她来，以为她迟到，心里替她着急，直到后来有一天提早，在另一个车站看到她上车，才恍然大悟。
其时我仍不至于想到她会厌恶我，只是以为她觉得尴尬，于是不再勉强。在爷爷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我在沙溪乡下，用父亲的手提电话，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很想告诉她，这次期中考的半命题作文《别了，XX》，我写的是《别了，爷爷》，遭到语文老师的嘲笑。她说根据作文的“答题技巧”，这个“XX”倘若写的是某个人而不是某种象征，就会显得没有深度。当时李剑川写《别了，53分》，得到90%的分数，楚琳写的是《别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将近满分。我不明白为什么写真情实感会变成别人的笑料，而夸夸其谈却博得满堂喝彩。我也很想告诉她，因为祖父的离开，我更想去珍惜自己身边的人。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最终说出口的，似乎只是一些“闲言”，不仅她没有好声气去接，连我自己也有说岔气的感觉。
沙溪的这栋房子，建了还不到十年，已经老态尽显。我在大门口给她打的电话，大门口挂着两盏灯笼，透着昏黄的光。水沟旁边斜倚着一辆红黑色的重型摩托，我把那个把手翻来覆去地摩挲，还从后视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就是这张脸，让她在两个星期后写信的时候忍不住起了一手的鸡皮疙瘩。
也许她说的“丑”，并不纯粹指长相。即使经过冯虎仔的调教，我也还是没有学会“投其所好”，我的追求方式和那个年龄的小男生别无二致，那就是欺负。只是由于我的长相，这种欺负丧失了任何调情的意味，变成了纯粹的“霸凌”。我曾经在尖子班（每周六的补课，全年级根据成绩重新排班）上把周春鸣的笔全部扔到地下，并嫁祸给她，让她哭了整整一节课；每次她经过二班的门口，我都伸出脚去绊她，她那种雷厉风行的走路法，每一次中招都差不多要跳起来；我还给她起花名，喊她“怪兽”，连她初中班的同学都知道。我对每一个接近她的男生都抱有敌意。
这样一想，辛瑶遥厌恶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我把她的信撕碎又烧成灰以后，开始后悔。我应该把它留着，就好像我后来留着楚琳给我的那封信一样，那都是我失败的前半生的证明。我本来不想从里面学到任何教训，奈何还是学了。如果黑格尔关于历史教训的判断是对的，那作为个体的人类比作为群体的人类要精明太多。
我初中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初三的模拟考期间。翠园的模拟考也是按照排名来分班，当时我在三班，楚琳在八班，我去找她的时候看见了辛瑶遥，她趴在桌子上，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颇有点小人心态地想，你也有今天啊。后来她干脆不读普高，去了深圳艺校，我以为这是考不上一般高中的学生去的，没想到那是李云迪的母校，而且在她某一篇文章里写到，那里有一条在月光下会发亮的、崎岖的石子路，还有一个隐藏在树丛中的小池塘。
我放弃了画画，当然不是因为她——我对画画没有那种发自肺腑的热爱，我只是擅长。而我把激情全部倾注在文学上，或许会让熟悉我的人觉得奇怪，因为我对文字的感觉并不是那么好。我初二开始着力写东西，那时写出来的，可能连楚琳小学时的水平都达不到。在没有被分数和排名迷惑住的时候，我并不是完全不理解辛瑶遥的选择，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喜欢低头走路、脚步飞快无比的姑娘，在迈着自己的人生步伐时，也比我更加无所畏惧。中学的我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其实一点也不。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龄层，都有一些既不愿在现行体制里力争上游，也没有底气完全放弃数值上的东西投身理想的“高级游民”。读文学名著，对于高中的我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或者不如说逃避。在歌德笔下的德国乡下，或者在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巴黎名利场，我才感受到一点点鲜活生命的气息。石屎森林里，也只有红岭路和红桂路交叉街角的求知书店，老书城的三四楼，还有罗湖图书馆的几排文学书架，才能让我觉得所在的尚是人间。
我从自己的空间走出来并没有花多大的力气，这多少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但关于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我觉得不能完全套用公共领域的理论来理解：比起创造共识，我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更多的是在制造共同幻觉，越小的圈子就越是如此。我在中学所积累的，我以为是文字的才能，其实不过是一些暗号，最多是一种审美偏好：王小波、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如果王家卫的台词也算文字的话，还可以把他也算进去。凭借这些暗号或审美偏好，我在大学迅速结识了自己的同类。所谓的“共同幻觉”，就是“知道这些就很了不起”。谁知道呢，也许知道这些真的很了不起，即使不是，幻觉也是大部分人活下去的动力，只是我们所需要的幻觉不一样而已。
走过一段共同的路，总是要走到分岔口。在文学的基础上，我选择继续读哲学。小明哥提到康德欲言又止，元祐说喜欢休谟之后就没有下文，苜蓿陪我走得最远，至少到了本雅明。那时读懂完全说不上，只能说培养的是眼睛的肌肉记忆，几十次以后再看到类似的术语时，倍感亲切，慢慢地就把这种亲切感当作了“领会”。因为说不清道不明，只能远离对“清晰”要求最高的分析哲学，以及被分析哲学吸收掉的英国经验主义和德国古典观念论，两脚踏入了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混沌与碎片之中。 在那个“世界”，现代性学说和后现代性论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尼采、韦伯、阿伦特、拉康、福柯、齐泽克的语录，贴满我的精神小屋，后来被刘甘二人打扮得粉墨登场的施特劳斯，他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也在临近毕业前摆上了我的案头。
在翻译老师的怂恿下，我打算考中大的研究生，新学期开始，写起了完全上不得台面的大学回忆录，一面读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和《敏感的主体》。在这些花样翻新的体系的刺激下，我写出了《西游新篇》中的《关于内与外》，讲蜘蛛精的结构主义与孙悟空的解构主义之间的纠葛，《关于明与暗》，试图阐释一种白龙马为“主体”（不是“主角”，主角仍是孙悟空）的神话叙事学。我把它们放在校内网上，没有指望多少人去看，更不希求有人会喜欢。
那时的校内网，加的主要是一些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好友。阿财逛过我的页面，随手把《关于内与外》和《关于明与暗》都分享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点赞党，我一笑置之，却从来没想到会把辛瑶遥引回来。
我忘了交代的是，阿财和辛瑶遥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和楚琳是高一的同班同学，和我是高三的同班同学兼大学室友。在他分享之后的第三天，《关于内与外》下面有一个空白头像的留言，说：写得真好，我也认识一个和你一样名字的人，不过我想你们一定不是一个人。我回复说：谁能说一定不是呢？
辛瑶遥的空白头像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叙旧，却总共不过三五分钟。印象中她从来没说过“小学那时……”或者“我们以前……”，对于我喜欢过她，她避开我、写匿名信给我的事更是只字不提，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为了表达歉意（也可能是为了说明自己现在有多么不同），偶尔会提示性地说两句，每一次她都不接我的话头。我说，她就听，只是不给我任何鼓励，也不会去做任何延伸。这并不意味着她希望一笔抹掉我们小学相识的经历，当我在《我所认识的女作者》中提到说，认识最久算是楚琳，辛瑶遥说，应该是我呀，我们认识了十五年（她把我们六年级前的几年都算上了）。我说我们中间有七年都没联系呢，她一副天真的口气说，可是认识十五年听起来多么难得。
我说这些，是希望读者不要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预设，以为这是什么逆袭的戏码。 《一代宗师》有一句被引烂掉的台词：“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我们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居然产生了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有一些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会这样去解释我们的“相逢”：你们在那一天，才算真正地“认识”了彼此。言下之意是六年级到初一的那一段都是误会，是我们不成熟的潜能状态意外地互相碰撞。我倒不觉得是误会。在这一点上我是个可悲的行为主义者，至少就自己而言，我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子，大部分是环境使然：因为父母限制了我的零花，我青春期的躁动只能通过看书消遣，因为受到中学历史老师那种不可救药的“唯名著主义”的影响，又因为几个书店和图书馆重合的名著都是那一些书目，我被那些书塑造出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在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讲的就是自己。
辛瑶遥，大概就不完全是这样。她有提到自己的妈妈，上大学后每周都会给她留下南周的文化版，等她假期回来，一次过读完。我也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打电话给辛瑶遥，是她妈妈接的，说了辛瑶遥不在之后，她加了一句：你说话怎么那么凶？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我后来有问过她，你妈妈是知识分子吗？她说，完全不算。我不知道辛瑶遥的家庭给她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至少在某个程度上，辛瑶遥要么践行着自由意志，要么体现了基因决定论，反正她对于环境的超脱，要远远高于我。前者得到她一篇文章的支持，她说自己的倾向，一直是一种“过度自由主义”。里面没有用她生活中的例子，但她跟我说过，大二时突发其想，要去北京跟一个摄影家学艺，就休学一年直接过去了，去到以后摄影家看到她的作品，说，你回去吧，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你了。于是她在北京租了一处烂尾楼，改成了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的照片当时就放在校内网上，都是黑白的。里面有一张，她着一件白色T恤，上面全是颜料的痕迹，双手叉腰，出神地看着地下的画板。
就是从这一些照片，我看到辛瑶遥在我们分别七年后的样子。她的头似乎变大了一点，有可能是长胖的缘故，但仔细看，她的黑眼圈还在，只是这已经不会成为在人群中认出她的标记，因为她有了一双，特别纯净的眼睛，这使她有的时候看起来像在发呆。重遇后的发型，一直和初中一样，梨型的齐肩短发。她的声音也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低沉了一点，语气从惯于冷嘲热讽转到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由于语言功夫的长进，她现在说话喜欢埋伏笔，还会用冷幽默。
我说她“语言功夫的长进”，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修辞。她的画我是看不懂的，我分不清她的风格究竟更接近于蒙克还是毕加索。她后来送了一幅小人给我，说是我的肖像，我知道在她眼里，我终于不丑了，因为并没有比别的小人看起来更丑。她拍的照片对我来说也是差不多。然而她写的文章我是能判断出水平的。她写得好，而且不是一般地好。可以这么说：到头来碰到的最了不起的女作者，原来还是自己小时候喜欢的人。
后来也遇到一些女作者，似乎要把辛瑶遥比下去了，但当时她给我的震撼，是谁也无法取代的。从《文字眼光，学术趣味》和《我自己看张（爱玲）》，我看到木心、董桥、陈丹青，甚至胡兰成的痕迹。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实在天资平庸，何况写作只是她的副业，她也许压根没当一回事。我写完《我认识的女作者》给她看，她笑嘻嘻地接受里面所有的评价。苜蓿看完几乎想和我绝交了。
现在的我是不敢再写这样的题目的，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是比较严格的女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辛瑶遥也是个有点矛盾的人。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她受过女性主义的影响，这包括她和我讲到波伏娃、贝蒂·弗里丹、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熟悉女性主义思潮的人就知道，这三个人的打击面有多广。另一方面，她在文字和学术上是认为女性比不上男性的，前面那篇文章，评价的虽然是张爱玲，但是文风却受几个男性作家的影响，何况她对张爱玲的评价并不算高。另外一篇文章里干脆说，她对一个人最高的敬重，是见到面，向前弯腰，喊一声：“先生”。因为“不喊‘先生’，难不成喊‘太太’？” 我隐约记得她说过弱势群体的审美标准、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容易受较强一方的导引这样的话。她自己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证明。
我和她谈起过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其时她受崔卫平评论阿伦特的文章影响，觉得阿伦特的责任要更大一些，我对哲学家之间的私人恩怨（包括感情恩怨）并不关心，但从另一件事上，可以看出她为什么要帮海德格尔辩护。
我们相认没有多久，我就知道她有一个男朋友，在京城某高校读编剧。校内是他主动来加我的（也许是辛瑶遥的推荐），我点进他主页，看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他叫别人不懂不要评价，然后我看了他日志里几首诗，老实说，颇为蹩脚，所以我也不打算留言。他的剧本在很努力地在模仿萨特的《苍蝇》，第一幕就是命运女神和一个凡人呆板的对峙。那是我第一次怀疑辛瑶遥的审美水平。
后来他们两个还是分了，在没有分手前，辛瑶遥对他几乎是仰望和百依百顺的姿态。我没有在一开始就劝分的原因是：我从没见过她喜欢一个人的样子，也许我可以以此写一篇现象学分析。但越看，我就越觉得辛瑶遥在模仿阿伦特对待海德格尔，她觉得她男友是个文学上的天才，她只要做他的一个陪衬就够了。写这篇东西的时候顺便搜了一下这个天才的名字再加上“编剧”或那个京城高校的名字，貌似天才还在怀才不遇中，或者干脆转行了，百度上只能搜到那些和他同名的人。
当时在《沉默的大多数》与《知识分子论》的启发之下，我写出了《论自由知识分子》，辛瑶遥第一个跑去看了，赞不绝口。今天我重新看一遍，觉得那个立场依然能说明自己的许多倾向，比如“做他者，但绝不做弱势群体”，成为主流的一个“形而上的反对者”，只可惜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论证。我大概明白了什么样的文章会让自己满意：深刻揭示自己的思想或品性的，如果还能提供一个精妙的证成或解释，那就再好不过。我曾经说过我自己十几岁的梦想已经实现，二十几岁的梦想遥遥无期，看回这篇文章，我突然想起我想做一个学者也就是前几年的事，从自己读博的时候开始，相比之下，做一个“不弱势的他者”，也许更接近我二十几岁大部分时候对自己的预期，这样我人生的两个阶段就有了更大的连续性。
我想我唤起辛瑶遥的共鸣，多半也是因为这个。如果我以前对她的理解没有错，她应该比我更早就有这一个领悟。中学的时候以她的智商，如果真想把书读好，那去深中是完全没问题的。我怀疑她是为了让妈妈答应她去读艺校，才故意在中考前考砸。前一阵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也去百度了一下她的名字，各种报道络绎不绝，《城市画报》85后精英榜上，辛瑶遥和宋冬野分别是设计界和音乐界的代表。可是她住在并不繁华的景德镇，探索着别具一格的陶瓷艺术。她曾说她和别的读艺术的女生相比，力气大，所以读了工业设计，因为这里面一半是苦力活。我对陶瓷制造的了解只限于《人鬼情未了》和《蜂蜜与四叶草》里看到的片段，但偶尔看到她在朋友圈说到开窑什么的，依然十分佩服。
我们重遇后见了三四次，第一次是大四的寒假，我和她和韩笑，去了唱歌。那时我刚患鼻炎，气息不太通畅，唱得实在糟糕。她乖乖地坐在一边听着，笑眯眯地鼓掌，我回过头去，有点认不出这个小时候的暗恋对象。我再没从她脸上看到那种冷笑，她的神情比她十二岁时还要无邪。如果说真的有返璞归真的境界，那她应该就是了。
我和辛瑶遥最后一次见面是2012的寒假，当时小曼从澳洲回来，在网上和我说起初中时五班有个喜欢她的男生，叫一个女生帮她送情书。“那个女生的名字很奇怪，好像叫辛什么……”我问是不是辛瑶遥？她说是，就是她。我说这个真的太巧了。征得辛瑶遥同意，我们打算改成三人聚会。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小曼。回去的时候，我和她搭同一班地铁，两个人站得很近。我问她在澳洲的情况，她说生活很有安全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她又问我读博后有什么打算，我说也许是去高校教书吧，不过我学的这个专业，在中国既没有钱途，也没有前途。她莞尔一笑，表示不懂。一年之后，她和长跑几年的男友结了婚，而我进入一段断断续续的焦虑期。现在每天看她在朋友圈里晒娃，实在不相信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
那一天约在华侨城的Loft，我们三个人说不上有什么共同的话题，零零碎碎讲到那个当年暗恋小曼的五班男生，现在在北大读物理博士。此外，就是我和小曼讲我们初中的同学，还有辛瑶遥和我讲艺术界的现状。她说设计界的男生几乎全是gay（可能是个段子），想在里面找男朋友是强人所难。我觉得她们两人一定不会把那当成是一次愉快的聚会。辛瑶遥知道我高中喜欢小曼，但她究竟对小曼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无从分辨。尽管是墨尔本大学硕士，小曼似乎对所有文艺的东西都不太敏感，她曾经说过我写的文章她只能看懂百分之三十，剩下的都靠猜。因此，那些我写给她的诗歌和小说，她也不知道怎么评价，只是觉得有人如此对待自己，还是应该珍惜的。辛瑶遥不是一个刻薄的人，但是从她面对小曼时茫然的神情，我能察觉出她一定是感到不自在了。她一定看得出，小曼和我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至少见面前她还撺掇过我去试探小曼的意思，见面后就再也不曾提过了。
我虽然是为了辛瑶遥才搬到布心这边，但后来不曾有过再追求她的想法。我尝试和人解释过这件事：抛开哲学上的人格同一性，对于她来说，现在的我必然不是小时候的那个陈纯，对于我来说，现在的她也肯定不是以前的辛瑶遥。如果你问我更喜欢哪个多一些，我会为我有这样的一个朋友而感到自豪万分，但是感情上，我还是更怀念小时候的她——那时的辛瑶遥有点神经质，爱冷笑，对这个世界充满不信任，她的黑眼圈和这种气质完全是绝配——我甚至觉得有点遗憾，因为辛瑶遥变成了两个人，我再也见不到过去那个对我厌恶无比的“怪兽”。我无法跳到她面前说，哎，你看我有没有变好一些？然后她一脸嫌恶地说，我没有兴趣了解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转身就走。那样的话，我大概一辈子跟在她身后也未必。
我在网上看到她的一个访谈，别人问她总结出的关于生活的“真理”有什么，她说：“少讲道理，尽量有趣。”看来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是她最讨厌的类型。这种跨越时代的一致性让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