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去伊斯坦布尔之前的土耳其。
来土耳其之前，我听到不少提醒，比如出租车司机总会趁机敲你一笔，比如路上会有人无缘无故给你擦鞋，然后索要高价。这些似乎都是真的，但是在去安卡拉之前，我遇到的都是截然相反的事情。
出国之前特别担心包车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去的一些地方，公共交通不是那么发达，所以至少我个人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要在包车上被敲一些竹杠。后来发现，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出乎意料地容易：每到一个地方住下，我都会和酒店的老板或者民宿的房东攀谈，而他们会很慷慨地帮我们订好出租车或包车。在阿拉恰特，酒店女老板直接帮我们订好去以弗所的包车，原本我们正愁着怎么去伊兹密尔转车；在以弗所，我的同伴觉得房东帮我们找的包车有点贵，于是房东二话不说，给了我们另外一条便宜的方案：坐火车再坐小巴再坐大巴；卡帕多奇亚的酒店老板帮我几个同伴订好去内内夫谢西尔机场的机场巴士，又帮我订好去安卡拉的大巴票，全是一句话的事儿。
不知道是不是在国内待太久的缘故，我总觉得对方并没有这样的义务，在中国，我们已经习惯各人自扫门前雪。因为这样的低期望值，我在土耳其的前半个月，总有处处碰到好人的感觉。在费特希耶附近的地中海，我游了不到半小时就被水底下的礁岩划伤，右脚大拇趾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一位从安卡拉来度假的老人，先是帮我捧了一些水来清洗伤口，然后把自己的烟撕碎，把烟丝敷在我的伤口上。过了一阵，他又担心我觉得痛，特意买了一点酒回来，说喝了会好受一些。他不会说英语，全是吱吱呀呀和靠手比划，我全程就听懂了一个“安卡拉”，但这不妨碍我们在地中海的日落面前交杯碰盏。在安塔利亚，有一位开电器店的老板，也是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却在我们问路之后，坚持要帮我们找到正确的地方为止。他把我拉上他的摩托车，驱车送我到那个地方又送回来，好让我知道究竟怎么走。他的店只有他一个人在看着，他居然完全没有担心过他离开的期间我的同伴会偷他的东西。
因为这些人这些事，我发现我来土耳其之后，陷入一种“纯真”的状态：我不愿意把这边的人往坏处想，也不想和遇到的人太计较，由于土耳其里拉在我们来的前一段时间恰好暴跌，我总觉得我花着这边的货币，就是在占土耳其人的便宜。
另一方面，我来这边也是带着“任务”的。在来之前，别人问我去土耳其干嘛，我总是半认真半开玩笑说，我是来观察土耳其大选的。事实上24号那天，我确实逛了安卡拉许多地方，连TBMM（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都尝试进去，不过我完全不指望一个语言障碍的我因为来了趟土耳其就能了解到什么土耳其政治的真谛。只是在制订行程的时候，我给土耳其留了足足一个月。既然留这么久，总不能回国之后给别人讲起土耳其，只能反复地列举自己去过的景点和玩过的项目吧。
前半个月的行程非常紧，留给我和人闲聊的时间也不多，到了卡帕多奇亚，我和酒店老板聊得比较深入，因为在那边有四天的时间。抛开我在《共和国的黄昏？》里所写到的，穆拉特（酒店老板的名字）还和我谈了不少风月之事。他说自己谈过快一百个女朋友，其中还有一个深圳来的姑娘，但他每次都是被甩的那一个（真实性值得怀疑），他谈得多不代表他不珍惜感情，他渴望真爱，想要结婚，只是一直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给我的同伴的感觉总是不太靠谱（在玩热气球前的几个小时，我的同伴上天台加入我和老板的谈话）。后来他帮他们订去内夫谢西尔机场的巴士，巴士在飞机起飞的一个半小时前才来到，在这之前，他们焦灼地在他酒店的门口等着，过了几分钟就让我问他一次巴士到哪了，对他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生气。老板对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朋友为什么这么担心，那个机场只有一架飞机，安检几分钟就过了，时间绰绰有余。我对他说，你理解一下中国人，我们一般都是飞机起飞前前两三个小时就到机场的。然后我对我的同伴们说，土耳其人做事就是比较佛系，你们习惯一下就好，但是误不了事的。我用一种颇为“政治不正确”的方式来避免让他们互相嫌弃。
上面所有的经历，都在给我的伊斯坦布尔之旅做铺垫。在来到这座被誉为“世界的首都”的城市之前，我看过一部BBC的纪录片，却没有读完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我对这座城市留给世界的瑰宝如数家珍：圣索非亚大教堂、托普卡珀皇宫、地下水宫、狄奥多西方尖碑、加拉塔、蓝色清真寺、苏莱曼尼清真寺、纯真博物馆……26号来到这里，我至少又再见识了“突奈尔”（Tünel）和横跨博斯普鲁海峡的渡轮。我住在贝尤鲁（Beyoglu）一带，以一个极低的价格订上了一个非常有格调的房间，窗帘一拉开，几乎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加拉塔。房东谢达和乌古思是一对高知夫妇，在我入住的第二天，窗帘架子被我拉掉了，门的锁被我用完突然失灵，得重新换，他们没有埋怨过我一句，更没有要我出一分钱。走在街上，每一个世界首都的人民都在对我微笑，我对几个朋友说，不如在这买一个房子住一辈子算了。当时我说这番话并不全是开玩笑。
帕慕克却是这样写伊斯坦布尔的：
“泥泞的公园，荒凉的空地，电线杆以及贴在广场和水泥怪物墙上的广告，这座城市就像我的灵魂，很快就成为一个空洞，非常空洞的地方。肮脏的街巷，打开的垃圾桶传来的恶臭，人行道的坑坑洼洼，这一切混乱无序，这城市特有的推推搡搡，不禁让我怀疑这城市是否在惩罚我加入肮脏破旧的行列，惩罚我人在此地。当城市的忧伤深入我，而我的忧伤亦渗入它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就像这座城市，我是个行尸走肉，苟延残喘的浑蛋，走在使自己想起下流与失败的街头。”
第一次和朋友走在贝尤鲁的石板路上，我说这里让我想起港岛，都是建在山上，路陡而窄，但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香港的朋友提醒我说，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贫民窟。有两次我从与平时不同的小道走上来，很容易就绕到了一个冷清、凋敝、画满涂鸦的街区，恍惚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后来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插画中，从纯真博物馆的展览中，看到几十年前的这个区域：人们衣衫褴褛地在破败而有年代感的建筑中间穿行，对触手可及的历史视而不见；他们挣扎着要生活，历史只是达官贵人的喜好。但在那两次，这些贫民窟在我看来只是市政府的一种规划上的粗心。
29号晚上过后，我对伊斯坦布尔的这些玫瑰色幻想通通破灭了。
将近一点钟，我走在独立大街上，酒劲刚醒，一个劲地回忆自己是怎么把三千多里拉交出去的。街上有人用英语问我有没有打火机，在我还没来不及反应时又接着问，你从哪儿来的。这一系列的套近乎做得实在太生硬。我想起两个小时前我遇到的那个塞浦路斯人，他在我说没有打火机之后，懊悔地说了句，亚洲人似乎都不抽烟的。我说也不是全部是这样，他问，那你来自亚洲哪个国家？我说中国。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我在朋友圈说了这件事之后，有朋友感到非常惊讶。在中国我几乎是一个对所有骗局免疫的人，因为我对钱财不贪心，对声色犬马之事也没有任何好奇心。跟一个陌生人去喝酒被灌醉，醒来被强迫为一些自己没有喝过的酒买单，这样的骗局，我怎么会中招呢？
塞浦路斯人跟我搭话，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这个人有可能是骗子”，而是“我来这边还没和别的国家的人聊过，说不定这也是一个可以观察记录的对象”。在我的样本里，我太缺少中国和土耳其以外的国家的人了，如果我的这一系列土耳其观察里只有各种土耳其人的观点和素描，以及我自己的感受和思考，那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缺憾。我在土耳其以来所养成的“纯真”状态也在妨碍我作出冷静的判断，他说一起去喝酒，我甚至觉得我请他也没有关系，这边的酒吧贵不到哪里。
这个塞浦路斯人大约比我矮三四公分，头发不算浓密，但还没有到地中海的地步。他说自己在瑞典工作，是一个工程师，最近有两三天的假期，就来伊斯坦布尔玩一趟。我很想问问他怎么看待埃尔多安获得大选的胜利，对他这样的外国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但他口水多过茶。他又说自己在瑞典有个女朋友，是个律师，他自己天性花心（他用的是kind of Casanova），女朋友经常要查岗，很麻烦。他带我去一个普通的酒吧坐下，边走边问我，在这边打算呆多久，我说两周吧。
什么？他把刚才别人给他点的烟扔在地下，说，你居然在这么无聊的城市呆两周？你为什么不去保加利亚玩？我说，保加利亚有什么好玩？他说，你去索非亚（保加利亚首都），明天就把签证办了，我保你不会后悔。
在酒吧坐下，他帮我点了两大杯啤酒，问我能不能喝，我说我不太能喝。中间他起来上洗手间，把手机放在桌上说，你帮我看着，我说行。回来他一直埋怨我，说你要是早点认识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做这么傻的事，伊斯坦布尔有什么好玩，去索非亚呀，那边的妞太正了。说到这里，我还是没把他当成坏人，他让我想起穆拉特，虽然不太正经，对我却是推心置腹。他接着说，你平时会去比较高端的酒吧吗？我说都行，事实上那时我喝了两扎啤酒，头脑已经不太清醒，我理解为他想换一个比较容易勾搭到女生的酒吧。我对在酒吧撩妹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但我不反对别人这么做，我想说不定第二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聊聊我想聊的那些问题。
他带着我走了十几分钟的路，穿过了塔克西姆广场，来到一家门面并不是很豪华，里面也不是很嚣闹的“酒吧”。我们在一个卡座坐下，从坐下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非常不安。我个人是不排斥跳舞的，但这里的舞池没有一个人在跳，来这里的人也很不像我在国内“夜店”里见到的。这里确实有一些打扮妖艳的女生，但她们只是干坐着，似乎等着别人来请她们喝酒。塞浦路斯人让经理上来，把酒单给我们看，我只看到我喝的啤酒和他喝的威士忌都是七十里拉一杯，比之前那家普通酒吧贵了两倍多，但我想我最多喝两杯就走，这点钱也不需要太计较。他给我和他各自叫了两杯酒，等到那两杯喝完以后，我基本已经没什么意识。
我稍微清醒之后发现，旁边坐着两个女生，似乎不是土耳其人，酒桌前的酒桶里放着几个空瓶。他对我说，哥们，我们喝得差不多了，该走了，我们把酒费平摊一下吧。我正想说，我就只喝了两杯啤酒，经理已经把账单拿上来了，上面只有6325里拉这个数字，没有任何具体的细目，但经理大概说你们喝了几瓶香槟云云。他对经理说，把账分成两部分，然后对我说，你付3500里拉，就自己先去付账了。
在他走了没多久，我就有一阵反胃的感觉，我把衣服背后都拿起来，跑去厕所吐了。塞浦路斯人在外面问我，哥们，你还好吗？吐完之后，我才完全清醒，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个塞浦路斯人就是个酒托啊。
我一出去，他和经理一起问，你有多少现金，我说，不到两千吧，我可以用信用卡付吗？经理摇摇头说不行，这里的POS机有问题。我说那怎么办呢？经理说，我可以带你去就近的ATM拿钱。
后来我的房东问我，为什么你不说你没钱，或者直接报警呢？我说，我醒酒后注意到了，这家“酒吧”准备了很多打手，事实上，和我去取钱的时候，经理就带着一个打手。只身一人在外，钱是身外物，个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最后经理“大发慈悲”，只让我付了3300里拉，折合人民币大概5000。
在睡了十分糟糕的一觉后，我跟谢达以及另外一个房客说了这件事。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并不是心疼钱，只是心疼那些已经破碎的玫瑰色泡沫。就在事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前，我在加拉塔附近闲逛，看着那些建筑史上的精品，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店铺，还提前担心这样的经验太过“刺激”，怕自己回国以后一时之间适应不了“日常生活”，要患上了对伊斯坦布尔的“乡愁”。在刚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对阿俊（那位马尔马拉大学的左翼学生）说，我太喜欢土耳其的一切了，他不置可否地笑笑，说他觉得这个国家什么希望。我后面还有十天的时间，在君士坦丁大帝、狄奥多西一世、查士丁尼一世、福楼拜、布罗茨基和帕慕克留下痕迹的这座城市里，我的心智就被这样一伙卑劣之徒蒙污了，再也感受不到它背后的两千多年所映射出来的光芒。因为被算计，我变得十分卑微。犯罪者最严重的罪恶，不是给他人带来了实质的损害，而是把一些人变成了“受害者”，让后者成为一个肮脏事件的一部分。
谢达和梅苏特（那位房客，来自澳大利亚）建议我报警，不过我对埃尔多安治下的公权力不抱什么信心。梅苏特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他说，这伙人大多不是土耳其人，他们针对的也主要是游客。谢达说，对，而且以中国游客和日本游客为主。然后他们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呢？我说，大概是因为在亚洲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里，破财挡灾有时并不是坏事，而且大部分亚洲人（中国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没事就好，没有必要再纠结。他们有点苦笑地问，你是这样吗？我说，我不是。
他们问我是否用信用卡付的款，我说我是用现金。他们问我有没有在“酒吧”里面跟他们发生过冲突，这样就可以把监控录像调出来，我说没有，全程很平静，只是我指出6325除以2并不等于3500。他们两个露出失望的表情，因为这样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我实行了诈骗或者勒索。梅苏特还说，你看到的那些空瓶，大概并不真的是他们喝的，或者里面只有一点点，做做样子。他们准备了很多这样的空瓶来唬人。而且他还说，这附近有些警察，本身就收了这些奸商的钱，他们对于来报案的人，只会摊开手说，我们无能为力。我问，那我就这样算了？他说，也不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说不定你运气好。
典型的中国人在这种时候应该不会报案，因为钱很大概率拿不回来，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是有组织性地针对游客进行诈骗，那报案了，我还可能有人身危险。我给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打了电话，没有人接。我给他们的Facebook主页留言，一直到我写文章这一刻都处于未读状态。这都在我的意料之内，所以也称不上有多失望。
30号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了一天，把《伊斯坦布尔》读了一大半，帕慕克提到土耳其人的一种很奇特的情感，叫“呼愁”：
“根据第一个传统，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喝物质利益投注过多时，便体验到所谓‘呼愁’：其含义是‘你若未对这无常人世如此投入，你若是善良诚实的回教徒，便不会如此在意世间的失落’。第二个传统出自苏菲神秘主义思想，为‘呼愁’一词以及失落与悲伤的生命定位提供给一种较积极、较悲悯的认识。对苏菲派来说，‘呼愁’是因为不够靠近真主阿拉，因为在这世上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真正的苏菲信徒不关注死亡之类的凡俗的事，更不用说身外之物：由于与真主阿拉永远不够接近、对阿拉领悟得不够深刻，使他倍感哀痛、空虚、欠缺。此外，给他带来痛苦的，不是‘呼愁’的存在，而是他的不存在。他由于未能体验‘呼愁’而感知它的存在；他受苦，是因为他受的苦还不够。”
这段话里充满了深邃的辩证：“呼愁”本来是一种应当尽量摆脱的情感，因为我们某些方面做得不好，所以才有“呼愁”；到了后来，“呼愁”有了积极的意味，即它的不存在反而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使得人们可以安然地活在一个“呼愁”的气氛之中。帕慕克认为，伊斯坦布尔人的一种集体的“呼愁”，与这个城市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有关，它是一种拜服于更宏大之事物的状态，由于这种“拜服”，个人的卓越和苦难，都变得无足轻重。由于这个伟大的城市本身出于“衰落”之中，于是整个城市便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忧伤，忧伤之余又习以为常。它本身似乎反对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当主人公（土耳其电影《和平》的主人公）退避到自己的世界，当他未能表现出足够的决心或胆识，而是屈服于历史及社会加在他身上的环境时，我们才拥抱他们，同时整个城市也拥抱他们。”我安慰自己说，想不到来到伊斯坦布尔，也被这个城市的氛围感染了。
6月30号的傍晚，我一个人出门晃了一趟。我在国内，习惯一年四季地以一副冷漠的神情穿行于地铁和广场，来土耳其以后慢慢学会露出微笑，现在这微笑又一次在我的脸上冻结，街上的每个人都让我觉得不再亲切，他们盯着我看时，我便怀疑他们不怀好意。当我狠狠地瞪回去，他们就急匆匆地走了。伊斯坦布尔人不值得我透支我的善良。
7月1号的早上，在乌古思一位朋友的协助下，我早早去了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警局说明情况。警察问我案发的时间，我说大概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他复印了我的护照，让我当晚十一点再来。我虽然心里不抱什么希望，但依然想尽一下人事：我找到那家“酒吧”所在的街道，仔细地拍了店面的照片，我把经理带我去取款的两部ATM也拍了照，我去第一部取的时候发生了故障，我让他来帮忙看看，所以如果ATM附近有摄像头，应该能拍得到我和他两个人。
晚上十点半我赶着去警察局，在塔克西姆广场又遇到一个前来搭讪的俊俏的小伙，他一上来就问，我的朋友，你从哪来的？当我摇摇手，躲开他，他张开手说，为什么你要拒绝我？我在独立大街上一时找不到警察局的位置，有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光头的男人又上来问我要打火机，我说没有，他马上问我五米开外一位小哥借，没有几句，他们就攀谈起来。我走远几步，赶紧把这一幕抓拍下来。“又一个受害者啊。”我一边拍一边嘀咕着。
当我赶到警局的时候，发现值班的警察和办公室的警察都不是早上的那批，乌古思的朋友也没有如约而至，有点失望。有一位警察的朋友恰好在门口和他闲聊，他懂一点英语，我就让他给我翻译，他们听完再一次把我请上楼。
在办公室的警察，本来在看球。他英文也不好，给自己一个朋友打电话，让我把案情细节和他的朋友说清楚。我在电话里把详细情况交代了，又坐着等了半个小时，来了一个英文比较好的警察，还有另外三个看起来也很关心这件事的，坐在一边。他们问我的东西和谢达梅苏特问我的差别不大，也是是否用信用卡付账，有没有发生冲突的场面。我顺便问了一下这种事情以前是否发生过，他们说发生过，不过那个人因为拒绝付钱，直接在店里被打了，这样他们就好办多了，把录像调出来就可以。对于我的遭遇，他们表示同情，“但是”，有点秃头的尤瑟夫（那位会说一点英语的警察）对我说，“你的钱拿回来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就看你要不要立案。”
其中一位刚才一直坐着的警察站了起来，显得相当高大，他从柜子里拿了枪，说，你要是立案，我们现在马上就去那家店“抓人”，如果你决定不要，这件事就这么结了。我说，去吧。他二话不说就去取车。
高大的警察一路上只顾开车，一句话也没有说，从他刚才片言只语的插话，我看得出来，他对我所能提供的证据不抱什么期望。到了那家叫Tayland的夜总会（后来他们告诉我，那不是普通的酒吧，那就是夜总会），他们的老板就在门口，还对警察热情地打招呼。高大的警察一脸冷漠地问我，这几个有你能认出来的人吗？我说我只能认出其中一个看门的。他们让我进去，让店里把灯打开，让我认人，我逛了一圈，认出了经理，却没有看到那个做酒托的塞浦路斯人。
经理长得很像某个在好莱坞电影里演中年斯文败类的演员，他有点着急了，把我拉到一边说，先生，你那时并没有说你有钱方面的问题啊，如果你告诉我了，说不定我就不收你钱了呢？我说我现在要回我的钱也不晚。他说，如果你只是要钱，那好办，我可以把钱还你，你销案，怎么样？你跟这些警察说，你不报案了，让他们回去。我说，你是不可能骗我两次的。警察直接把他带上车了，在后座上，尤瑟夫坐在我和他中间。
不知道为什么，当经理对我说那句“我可以把钱还你，你销案，怎么样？”，我感到这两日积压的屈辱感和卑微感顿时消散了。在车上，他隔着尤瑟夫，依然对我说：“这位先生（gentleman），我把钱还你，你……”尤瑟夫一把把他按下，说了一句土耳其语，我猜意思相当于粤语的“收皮啦你！”我指着车窗外的独立大街，说我知道你们雇了很多人，在这条街游荡，搜寻一个又一个目标。
我们回到警察局，警察把他当到另一个房间进行审问，他们把我的护照拿了过去，一边查我的信息，一边继续问我问题，最后让我在一张打印出来的记录上签字。由于期待不高的缘故，我对伊斯坦布尔警方的处理还算满意，我不确定那个经理会不会受到惩罚，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抓到那个塞浦路斯人（他们问了我他的外形特点），但我想我的钱应该是要不回来了。那个经理说要还我钱的时候，我并非毫不动心，但我回头一想，如果销案了，警察就不能名正言顺地调查他们，以后说不定还有更多的游客被坑。后来谢达和乌古思淘气地对我说，你可以先让他把钱还你，再报多一次警。我笑着说，这样的事，我估计干不出来。
我从警局回来后，把事情对一些朋友说了。有朋友问我，你要不要先搬到别的地方，毕竟你住的离独立大街太近，搞不好人家已经内部开始通缉你了。前天从纯真博物馆走到佩拉博物馆，经过了独立大街，从佩拉博物馆出来，我直接从独立大街走到加拉塔的宗教仪式故居博物馆。我不仅没有回避那些在搜寻目标的人，我还反过来搜寻他们，我很想看看，如今倘若有一个人上来问我借打火机，他看到我脸上的冷笑时不知会怎么说下一句话。
这件事出来之后，也有一些朋友劝我赶紧忘了，不要被它影响到我接下来行程的心情。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不会因此就认为伊斯坦布尔是一个诈骗犯的城市，毕竟我在这里也认识了阿俊、谢达、乌古思和梅苏特，但它依然让人失望。昨天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外面的一个露天餐厅吃完午饭，我算了一下，我点的饭菜大约加起来四十里拉。付账的时候，侍应说，五十里拉，十里拉服务费。我说，我没有听过有服务费的说法。他说，那好吧，四十里拉。
《伊斯坦布尔》的有一章，就叫《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其实还有一种不快乐，那就是对自己和自己心向往之的城市感到失望，幸好我只是对伊斯坦布尔感到失望，并没有对自己。也许要等我离开这个城市，去面对在另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我才会彻底地想起它的好，想起一抬眼就可以看到加拉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