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暨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高层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6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10月24-27日，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的党内核心领导地位；2016年也恰逢社会主义五百年（1516—2016）。在此背景下，2016年12月30日，“中国大转型：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暨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高层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该会议探讨了中国发展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坐标、百年中国梦的梦想图景及中国新三十年（2014-2049）的走向，给新三十年的发展献计献策，并呼吁知识界在新三十年进行主体担当。

主要参会人员合影

在会上，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北京拓维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毅作了《中国大转型——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与百年中国梦3个30年的道路选择》的主题演讲。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模型比资本主义制度模型，难度系数更大，复杂程度更高。在全球一体化的互联网时代，在拥有5000年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硕果仅存的现代中国，经过了170多年的道路选择，经过了60多年的两个30年二律背反式的现代实践，世界社会主义理想模型建构已指日可待。”作为中国梦三五（2014-2049）战略工程体系的原创研究者，王毅认为，新三十年是中国渐进式道路的“收口”阶段，也是中国能否连线成面而创造完整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关键时期，新三十年道路收口、制度定型、民族塑形，客观上要求中国的顶层设计与治理体系前所未有地强化其政治统筹。为此他从世界大转型与中国大转型的时代坐标出发，谈到了中国新三十年的机遇及挑战；并将社会主义500年与资本主义700年进行对比研究，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实质上是一种道路之争，它本身无所谓孰优孰劣，它是始自地理大发现后全球走向地理融合的500多年来，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在不同时空点上，关于在制度文明层面的差异化道路选择”。同时王毅阐释了中国梦的两个百年阶段（第一个百年阶段：1840-1949:民族独立梦；第二个百年阶段：1949-2049:全面复兴梦）、中国梦的两个百年目标（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惠民底基架构；建国百年：全面实现民族复兴，奠定成熟中国道路）以及中国梦三个实践阶段（道路选择阶段、道路中试阶段和道路成型阶段）与文化强国三部曲（文明解构与文明觉醒、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文化融合和文明引领）。他还对三个三十年进行特征描述，并指出新三十年是“市场法则”与“社会法则”同时起作用的双层结构，并介绍了建国百年中国梦3个30年的道路选择的10个3（建国后第三次大转型、3个30年的时间划分、以3个核心为引领的3个时代、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所面临3大陷阱、3个30年的3大主体担当、3个30年要解决的3个问题、当前中国正陷入前所未有的3大困惑、3个30年的3次拨乱反正、中国对世界3个层面的影响、新30年改革3部曲）等，并指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在从器物层面（中国制造）到制度层面（中国道路）再到文化层面（中国整体思维范式）层层推进，以及新30年改革3部曲——第一步（2014-2022）扫清路障、稳定民心、系统谋局；第二步（2022-2032）进行政治改革，构建中国式民主的基础架构；第三步（2032-2049）是以教育、科研等文化改革为核心，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五位一体的系统改革，确立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成熟模式，为世界贡献新的制度文明成果。

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王毅作主题演讲

王毅院长还从“新30年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成熟模式”的角度介绍了拓维智库近20年的系统研究成果如“中国梦的三重架构与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体系图谱”等。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大建构的时代，中国必须诞生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介绍了拓维智库关于“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系列成果，在经过近20年的构思、六年多的精心创作并三易其稿后，长达100余万字的“人类新文明暨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系列丛书（包括《人类新文明宣言：第二轴心时代的整体跃迁》《三爱五福：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价值总纲》《中国大转型：人类新文明坐标下的中国梦体系构建》）将与大家见面。同时，他认为这是个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试点思维”，去发现或者去打造中国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样板，为此他介绍了拓维智库与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从2013年开始发起的“中国梦百城千企万人调研活动”，并给大家呈现了拓维智库从2010年至今的六年来跟踪调研或亲手塑造的来自五个省份的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现代治理、基层善治、伦理体系、信用建设、人居典范的具有顶层设计价值与全局推广性的六个案例，其中，他重点介绍了作为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三个三十年的区域样本的河南林州红旗渠案例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样本的四川省残联“量服”治理案例，并提到了山东乳山市三爱五福和谐幸福文化工程案例、四川江油市单元化联户共享共治工程案例以及江苏宿迁市信用建设案例和福建聚龙小镇人居典范案例等。同时，王毅院长认为，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社会的整体转向，需要社会结构的改变，需要精英阶层的操守，需要民众心理的转型，需要知识体系的建构。这就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去担当。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力量的典型代表，新三十年将会成为继官、商之外的历史主角。

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作了题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明确习近平的政治观和思想路线》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习总书记上台后扭转了中国的四个生态：党的生态、军事生态、国家的社会生态、民族的人文生态。政治观和思想路线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实现代际更替的根本标志，是统一全党思想的根本突破。毛泽东、邓小平分别以自己的政治观、思想路线和执政方略完成使命任务。而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是“开创文明”，拥有四大基石：政治规矩、利益共享、传统一脉、合作共赢。习近平的思想路线是“改革发展”（或“改革创新”）。习近平的执政方略是“四个全面”和“新常态”，新政治观和思想路线蕴含其中，起指导作用。”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作主题报告

著名教育家、中央党校原教育长、教授、拓维智库副事长王瑞璞作了题为《从全球视野看中华民族的制度选择》的主题发言。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到中国制度选择的历程，并且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阐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央党校原教育长王瑞璞教授作主题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华人华侨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原人民日报常驻联合国首席记者邹德浩做了题为《中国成功的原因》的主题发言，他图文并茂地从中西对比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并把将中国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治模式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政治制度是关键因素，中国实行“五年计划”、组织起来是中国的优势”等，所以他认为“中国自信有历史和现实依据，中国正在引领世界的发展，且中国崛起是人类和平与进步福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德浩作主题报告

国家统计局原司长、新加坡大学客座教授黄朗辉作了题为《建国100年经济展望》的专题报告。他讲了两个一百年与中国梦的问题，并从经济的视角阐释“富强”的内涵，指出和平崛起的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原司长、新加坡大学客座教授黄朗辉作专题发言

知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际布达佩斯俱乐部中国分部主席闵家胤作了题为《否定之否定和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的专题报告，他指出：用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研究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是可采用的最正确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后三十年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未来三十年是对后三十年的否定之否定。而同时他认为：前瞻新三十年，在第二个100年（1949-2049）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难度比较大，难在教育、文化和管理体制上；他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讲到了三个有重大意义的新发现，恰好能为解决上述三个难题提供创新思维。他认为，只有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出宽松的文化创新环境，解放生产人的生产力，解放生产文化-信息产品的生产力，中国才能为人类做较大贡献。

国际布达佩斯俱乐部中国分部主席闵家胤作专题发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作了题为“中西文明比照视野的中国道路顶层设计——兼论坚持社会主义五百年的人类方向”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一多不分、一多二元”八个字，是简洁精炼比较中西思想文化阐释话语的框架结构；人类新文明是五百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最终创建一个一多不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世界。

国家行政学院原经济学部主任、博导周绍朋作了题为《新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的专题报告。他指出经济体制创新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他认为，在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完美结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新30年里，必须以经济体制创新带动整个社会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原经济学部主任、博导周绍朋作专题发言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教授做了题为《文化经济：中华文明振兴的新思维、新模式》的专题报告。他认为文化经济是一个新发展观、新经济形态、新生活方式、新发展模式、新财富形态；并且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三层结构。

空军指挥学院研究员马文海作了题为《社会主义500年与习近平重大战略思想》的专题报告。他从习近平总书记“有本事”重大战略思想的角度谈到了其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关系。

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常务副部长马文普先生分享了他的精彩观点。他认为我们国家有四大政治遗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还有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2+1”，第一，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实力体系，第二，要有强大的军队国防；第三，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上加上“一”，那就是全民族众志成城。

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马文普在会议现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原副政委、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空军方队副总指挥、博士生导师余爱水少将也分享了他的很多精彩观点，如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以中国为榜样的时代、全球正处于蒙昧时期、未来中国发展的三个节点、到2049年中国要实现4个9（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文化建设这四个方面都达到90分以上，我们就能够实现中国梦）、要在“竞争力评估”之外进行“合作力评估”、对未来坚持乐观主义不赞成悲观主义、对人才评估除了“智商”“情商”之外还要加入“境商”（人的境界、胸怀、信念、信仰和品格）等、对孩子培养的8个目标、人类发展的趋势是五化“分离化、全球化、重组化、均衡化、同异化”。余少将还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转移到了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只有在国防上比现在更加的强大，我们有更大的把握战胜世界上任何的侵略者，任何敌人的时候，我们一切的想法，一切的设计才可以顺利的推进。他还谈到，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的时候，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将会悬崖式的减少。

北京军区空军原副政委、博导余爱水少将在会议现场

在会上，首都高校博士团的几位代表也先后作了精彩发言。

最后，首都高校博士团常务团长、全国“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副秘书长、拓维智库研究员、北大博士、清华博士后邢煜芝作了题为《新三十年知识分子的主体担当——以创立十八年的拓维智库和首都高校博士团为例》的专题发言。她从五篇文章分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指出新三十年我们任重而道远，为此，必须要有主体担当，知识分子必须要登上历史的舞台。她从拓维智库原创的“房子模型”出发生动地阐释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善的步骤以及未来的前景。同时她认为，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只有从“一”到“二”再到“三”，中国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前三十年是“一”（政府“一股独大”）；后三十年是“二”（有了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虽然市场力量独立性不够）；那么新三十年就是“三”，要让以知识分子为中坚的社会这只力量也成长起来，这样政府、市场、社会三元鼎力，而且都具有独立性，整个社会互相制衡，也就具有了稳定性，而且会更加合理。她以拓维智库十八年的奋斗和首都高校博士团十三年的发展为案例，阐释如何坚守理想信念，而背负历史责任；这样当国家召唤、时代需求时，才能挺身而出，如拓维智库的创立者以18年的时间从智库角度为新三十年的到来而做了理论、案例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并且拓维智库的创立者们还准备继续用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智库行动（“咨政、启民、伐谋、孕才、铸魂”）来守护新三十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

首都高校博士团常务团长、拓维智库研究员邢煜芝作专题发言

首都高校博士团副团长、拓维智库副研究员、人大博士、北大博士后景晓平作了题为《世界资本主义七百年对当代中国的影响》的专题发言，她从资本主义历史分期、资本的角色矛盾、特朗普现象和当代资本主义走向等角度入手，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指出前三十年是资本主义的反动、后三十年是资本主义的借鉴，而新三十年则是资本与社会建设的双重互动。并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有价值侧重，社会主义更注重公平和正义，资本主义更注重自由和民主。

首都高校博士团资深团员、国家发改委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张燕认为未来30年应该是进入了城镇化引领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发展道路的转变意义非常重大。首都高校博士团新晋成员、四川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赠怡认为家园同构是中国梦的基础、中华民族复兴的建构必须要从威德文三个方面呈现出来。

另外，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薛庆超也专程到会并向会议筹备组提交了关于《20世纪至21世纪引领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他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与历史功绩，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使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最后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

研究会上，来自四川和河南的两位地方领导分享了对于新三十年有着全局意义与可推广价值的两个重要的实践案例。

四川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毛大付作了题为《新三十年的公共治理探索———以四川省残联12年“量服”实践为例》的专题报告。他从精准对象（需求）、精准施策、精准监督和精准管理四个角度介绍了“量服”模式：“量服”以常态的入户调研和开放互动建立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新机制，“量服”模式以“一人一策”服务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为人民服务长效新机制，“量服”以每个参加人的直接监督建立了精准的人民监督新机制，“量服”以“互联网+”现代管理建立了精准管理长效新机制。作为“量服”模式的首创者，他认为“概括起来，“量服”就是根据每个残疾人的具体情况采取“一人一策”办法，受残疾人直接监督、运用互联网+精准管理的服务。”毛大付还在四川省残联的大数据平台上现场鲜活地展示了四川省残联对于300多万残疾人的即时、动态、闭环的精准服务，令在座的每一位专家都叹为观止。作为四川省残联的总顾问，拓维智库王毅院长在现场点评中指出，残联的“量服”模式是中国式民主的基层架构、群众路线的方法论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样板和典范，这套模式不仅仅适用于残联系统、群团组织、更是可以运用于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这套模式可以帮助我党进行“业务流程再造”，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残联的“量服”模式还在精准扶贫等领域有非常重要的运用；而且随着残联的“量服”实践从普通量服、智慧量服到机构量服的层层推进，已经形成了一种自组织的闭环的自洽系统，“量服”模式正在逐步提升为“量服治理体系”；作为智库专家，拓维智库王毅院长高度肯定了四川省残联毛大付理事长及其同仁“十年磨一剑”而进行模式探索的精神，这种锐意改革、先行先试并且有恒心与毅力的改革者是中国社会的希望。据悉，四川省残联在公共治理等方面的成功实践，现已得到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的高度关注，并已作为四川省精准扶贫的模板在全省推广。

四川残联理事长毛大付专题发言

现任河南省林州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红旗渠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周翔受林州市委书记王军的委托，专程到会作了题为《新三十年与红旗渠的时代价值》的专题报告。他首先以视频的形式展示了红旗渠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以及红旗渠干部学院的发展历程，同时通过鲜活的事例说明了中央领导对于林州和红旗渠的关注和重视。他讲到了新三十年与红旗渠的时代价值。他说，林州市在前三十年修建了红旗渠解决了用水生存问题，后三十年这个昔日“太行锅底”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河南108个县市中跻身前十强，而且以“精神变物质”这条主线、以“太行五部曲”(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福太行)的路径把前后两个三十年链接了起来。作为林州市人民政府和红旗渠干部学院的总顾问，拓维智库王毅院长在现场点评中指出，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均需要不同阶段的样板，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有大寨大庆典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有深圳特区试点；在新三十年里，国家应该树立在前后两个三十年里均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红旗渠所在地林州市作为中国道路三个三十年的区域样板；红旗渠干部学院应该作为守望中国精神的高地，在党性教育、干部教育和国民信念教育等方面发挥标杆作用。周翔的报告和王毅的点评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外宾等强烈震撼和高度共鸣，大家纷纷表示，理论界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对红旗渠的试点进行“深耕细作”，在座几位企业家代表纷纷表示要去红旗渠投资考察。据悉，林州市发展战略与红旗渠精神样板现已得到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的高度关注，并将林州市作为河南发展的排头兵予以定位。

红旗渠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周翔专题发言

苏丹、埃及、刚果、纳米比亚、阿富汗、东帝汶、几内亚·比绍等十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新闻参赞及其他代表也出席了这个会议。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新闻处主任胡达·扎得拉女士到会并发言，她表示很高兴通过中国的智囊团去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梦想，他们对于中国在世界的崛起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永远是兄弟和姐妹的关系，中国新三十年的政策改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中国和埃及的合作对于中国和埃及人民来说都是很有利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使馆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且表示他们对中国的成功经验非常感兴趣。

埃及大使馆新闻处主任胡达·扎得拉即席发言

会上，主办方宣读了由拓维智库起草的题为《拓维智库暨首都高校博士团致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公开倡议书》。倡议书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国正在迈向一个大有作为的大时代。所以我们各界要众志成城，共同承担我们的时代使命。尤其是知识界，要发挥“书生”和“士人”精神，成为历史的新主角，不仅要顶层设计，更要垂范世人；不仅要“鼓与呼”，更要“奔与走”；不仅要“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

据悉，本次研讨会由北京拓维科学研究院、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和首都高校博士团联合主办。来自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防大学、空军指挥学院以及拓维智库等的30多位国内一线专家和智库机构代表，来自首都高校博士团的50多名博士团成员，来自全国人大外事委、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四川、河南等10数名政府官员，来自全球约10多位驻华大使和留学生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位企业家代表和来自两岸三地的国内知名的一线媒体记者，共计一百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