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42№邱震海： 当务之急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本文系2016年4月8日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的发言

　　编按：本文系2016年4月8日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的发言，共识网授权整理发布。以下系发言全文： 　　我觉得郑永年兄提的思路非常好，用我的话说是顶天立地。顶天主要想表达的是，他思考的都是很前卫、尖端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明跟世界的对接、中国文明的定位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50到100年以后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总有一些前端的学者摆脱意识形态、各种茫然，站在最尖端的领域里面做一些梳理;也许永年兄思考这些东西，100年以后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就好比马克思·韦伯当年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了那么多宗教跟资本主义之间关系，后世愈发感觉到了其珍贵。 　　立地，说的是他的一些建议有操作性，今天给有关部门讲课，我觉得他非常用心，帮助探讨如何整合和分离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目前中国转型包括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怎么能让大家心理上接受，同时技术上也可以操作这个东西，永年兄都做到了，我称之为立地、接地气。但今天中国光接地气也不行，没有仰望星空的人也不行，一天到晚仰望星空也不行，既要站在高度，又站在建设性立场上，听不进去再好的话也没用。 　　把普世价值观等同于西方价值观是不自信的表现 　　中华文明的问题最快几十年以后，我是才疏学浅，我说现在中国崛起可能会对五个秩序有挑战：一个是对世界经济秩序，我们以前做市场经济，现在经济体崛起已经开始。第二是安全秩序，我们的领土、能源。第三是对政治秩序，到底是西方主导还是中国主导，过去500年西方主导，慢慢变成东方主导还是中西共治，这个现在在转型。第四是心理秩序。第五是文明秩序，到底是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前面经济秩序、安全秩序很实，后面的政治秩序、心理秩序、文明秩序比较实，永年在文明秩序上已经开始做工作了，包括我们的官方体制内宣传的。 　　你刚才点评了核心价值观，现在大家也希望塑造一些东西，包括提出中国自信、中国梦、中国模式，就像试图从中国成功的东西里面总结出这是我们文化基因发作用了，于是写出中国故事，显然太早，因为我们文明秩序还没有架构，不是说你要架构就架构，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第二，有很多盲点混在一起，以致于被现有体制利用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我们撇开这些东西，需要郑永年这些尖端的学者思考这些问题，文明的重构，一是自然形成，另外，总要有一些尖端前者在最前沿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开拓性工作，也许未来世界东西方交结的点上大家对外，以后有其他学者慢慢进行梳理。我觉得他做的工作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们把普世价值观等同于西方价值本身暗示我们自己不自信，未来有一天普世价值观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西方部分，一部分来自东方部分。只是现在来自东方的部分我们还比较虚，还没有实力、能力、见解还没有到，有时候官方出于各种目的，能力不够或者体制转型不到位就曲解了，所以导致中国模式、中国故事其实很好，由于说的不到位，没有说服力，老百姓不爱听，老百姓觉得没有吸引力，外国人就更说服不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总要有一些学者真正在前沿做这些事。我也赞赏郑永年接地气的部分，现在好多东西一个是中华文明在崛起，还有体制力量的崛起。过去二三十年推动了经济的崛起，现在又遇到了很多障碍，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大家是外科大夫，放在那血管就是血管，心脏就是心脏，你要找到一个专业的办法。怎么转型，让体制内的能够听得进去，西方也能接受，同时又不引起中国震荡，又有正面的能量使民族慢慢向前。我觉得郑永年非常用心良苦塑造试图找出不靠技术上的手段，而是试图把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区分。 　　我很同意郑老师观点，就是国学根本不是儒学，国学里面也有不少糟粕，西方有一句话说倒脏水把孩子也倒掉，现在我们是捡孩子把脏水也捡回来。过去我们确实丢掉了很多传统的文化，结果现在一些媒体知识分子，像国学大师宣讲似的，把封建国学里面的一些儒学糟粕也讲出来了。例如对皇权的尊崇，对个人权利的漠然，这都是不符合当今价值观的。所以国家意识形态整塑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无论是讲文明，还是讲政治体制，只要提到国家意识形态，那讲的肯定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法治，是要符合现代价值观的。重建普世价值观不能只看西方价值观。目前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只是因为500年前这一套体系在西方是成功的，但是照搬到东方土地上肯定会水土不服。未来东方价值观所能贡献给世界的，是我们的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 　　当务之急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我认为现在的执政党转型是当务之急，在过去几年舆论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也常提到执政党转型。中国共产党所有的问题都是转型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四位一体的，即由市场、政府、社会、法制共同组成市场经济，这中间就有执政党与市场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法制的关系。涉及到执政党，社会关系就复杂了，即便是我们的产权结构已经证明当前社会依然是由国家力量主导，尤其是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大家都呼唤国家介入。 　　执政党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暂且不说意识形态，其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其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时期依靠的对象是无产阶级，使用暴力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方式来推翻旧体制、建立一套新体制。我认为这三个要素是建政之前的执政党三要素，但实际上建政之后依然沿用了这三个要素。1949年到1979年，前30年用的还是这些，因为那个时候公有制是主体，老百姓是无产阶级，暴力的体现方式不是武装暴力了，可能是思想暴力，包括对媒体思想的管理、控制等。 　　1979年以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后，当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好，就需要改变了。市场经济的手段是让人们致富，目标是让老百姓拥有私有财产。2006年《物权法》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明确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宪法》里没有写老百姓通过市场经济、通过勤劳获得的私有财产必须得到法律保障，而且《宪法》决定体制依然是公有制为主导，但是观察一下社会的产权架构就会发现，公有制占的比例在减少，虽然作用还是很大。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一些特定行业中，比如说航空母舰一定要国企来造。虽然国企依然是共和国的长子，但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是民营经济在推，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企业家拥有财产，让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让老百姓拥有物业。至少未来土地改革让农民拥有土地，这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其实只是党章和《宪法》里面没有写而已，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并且保护私有制，而公有制主要在国家重要的战略国防部分处于主导地位。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无产阶级少之又少，这个阶级正在消亡。所以我们的统治手段不能再是使用暴力了，一定要讲游戏规则，一定要讲妥协、讲博弈，但这个博弈是不是西方模式另当别论。所以我觉得执政党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愿意不愿意转?怎样转?所有的冲突都来自于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来自执政党，包括核心价值观和文明的问题。 　　最后我再用欧洲的经验补充一下政党转型的问题。如果没有当年修正主义的话，可能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不会存在，今天的欧洲也不会变成人性化的欧洲。1959年，也就是二战结束14年之后，当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开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因为它当时已经参加选举，如果继续坚持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采取阶级斗争、武装暴力、公有制等，反对的就是法制、个人自由，就会遇到很多内在的冲突，到了现实政治这个层面上，选民用选票把他们选下去。所以他们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勇敢放弃一些不合时宜、不与时俱进的价值观，拥抱一些新的价值观，跟现代社会基础结合，但是也继续保留原来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当然这是西方的做法，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一个左派政党的核心价值观可能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永远需要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共和党实现不了，就选择民主党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个形式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是值得内部学者思考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当时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有它的价值，只不过历史没有给它足够的时间去证明。过去十几年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利用时间，有很多社会矛盾依然客观存在。未来国家意识形态与政党意识形态相分离，会不会也像核心价值观一样，写是写出来了，但是最终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我们要注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