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13№杨竺松：核心是一种体制

“核心”既指领袖个人，同时也是一种体制，即“核心体制”。核心体制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是中共“政治规矩”体系的顶层部分。尽管《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公开党内规章，从未涉及领袖个人意义上的“核心”问题，但从党史来看，中共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核心领袖又是无时不有；无论是治党、治军还是治国，领导权力运行也须臾不离核心。

总结中共过去九十余年的实践，核心体制至少包括以下要素：

第一，核心领袖辈出，后继有人，代代不竭。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中共作为列宁主义政党发挥克里斯马权威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同时也是世界大国在国家生命周期上升阶段普遍出现的政治现象。中共在领导斗争和建设实践的不同历史时期，总是能够产生自己的核心领袖；其人选总体上都是杰出的、称职的，能够胜任核心领袖角色，引领全党完成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受到全党认可和拥戴。这反映中共核心体制具有内生性。

第二，核心领袖代际平稳交接班。自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正式确立起全党核心的地位，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总体来看，对每一代中共领导集体而言，其核心地位一旦明确，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稳定；核心领袖的代际更替能够在党内集体决策的框架内顺利完成，没有伴随公开的、非制度性的权力冲突。这反映中共核心体制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可持续性。

第三，在历史考验交出理想答卷，是奠定核心领袖党内威望基础的唯一途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核心地位正式确立前，都经受过充分的历史考验。尽管经受历史考验时间长短有别、具体内容有别，但他们都交出了高分答卷，也由此具备了成为核心领袖所必需的党内威望基础。对习近平而言，他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前的数年间所经受的历史考验，是如何打造更强的中共、更强的中国和更强的军队，以及如何为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开辟新的伟大道路。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同时接棒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在次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当选国家主席，继而以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为两大抓手，率领全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党内军内和人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建立了充分权威，使支撑核心地位所必需的党内威望基础不断强化，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领袖。这反映中共核心体制十分鲜明的实事求是的特征。

第四，核心体制对中共政治体制保持稳定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首先，“核心”不完全等同于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领导职务。相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正式职务，“核心”更接近于一种“地位”，完全取决于公认的政治威望，带有形而上的特点；不仅如此，核心地位也超越于职务任期制，职务任期制无法简单地决定新老核心的交接班。

其次，核心体制发挥“压舱石”作用主要有两种方式：

当核心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正式职务时，核心体制运行的实际内容基本等同于最高领导人的有效履职。这时，核心领袖在一线掌舵领航、主持大局，带头维护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团结中央领导集体“一班人”，在决策中充分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此外还要做好接班人的选拔培养工作。正是因为习近平的有效履职，“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得以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写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度被认为极有可能承担更大历史使命的孙政才也受到查处。

当核心未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时，核心体制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为中国政治的平稳运行“护航”，集中体现为与正式制度兼容互补。从兼容性来看，邓小平在1989年下半年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辞中央军委主席时提到，自己在1987年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顾委、仅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这表明：当核心未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时，要发挥好核心体制的“护航”作用，就需要核心严格在正式制度框架下行动，不恋权、不越位。

从互补性来看，邓小平也曾明确自己退休后不过问中央的工作是有条件的，即“除非特别大的问题”。什么是特别大的问题？一是根本方向，二是接班人。当正式制度在“特别大的问题”上出现失能风险时，并不担任主要负责人正式职务的“核心”就需要挺身而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体制就需要为正式制度“补位”，以确保江山留色、社稷无虞。不难设想，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核心，就难以纠正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所出现的方向性错误。

核心体制是中共领导制度设计中十分高明又十分关键之处。核心体制的成熟，是中共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核心体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核心体制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正式制度体系一道，为中国政治稳定提供了“双保险”：核心体制具有内生性、可持续性和实事求是的特点，并与正式制度兼容互补。

从世界范围看，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混合物。要避免因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而完全否定非正式制度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看到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种作用，是非人格化的正式制度所无法替代的。

作者是中国北京清华大学

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