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III.5.b. Coase Theorem

第八单元第 5.b 章　科斯定理（The Coase Theorem）

本章目标。 本文是《法理学》课程第八单元第 5.b 章「科斯定理」的课前概览，面向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定理提出者科斯（Ronald H. Coase，1910–2013）的生平与作品年表见人物百科科斯：生平及其作品；本定理是第八单元第 5 章法律经济学与第 6 章波斯纳对德沃金：效率与权利的枢纽概念；法理学与经济学的一般关系另见导论：什么是法理学？。文中提及文献的完整引注见文末「参考文献」。返回 课程大纲。

科斯定理是二十世纪法学与经济学交叉地带被引用最多、也被误读最多的命题之一。它说的是：在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晰的世界里，无论法律把权利初始配置给谁，当事人之间的自愿谈判都会把资源配置推向有效率的结果，法律规则只改变钱在谁手里，不改变资源到哪里去。科斯本人从未把它写成一条「定理」，也从未认为那个零成本的世界是真实的——但正是这个反事实的命题，划出了法律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域：既然现实中交易成本为正，产权与法律规则的选择就不可回避。本页分三部分：定理的表述与来源、由它派生的推论、以及围绕它六十年未曾停歇的批评。

一、定理

（一）表述与前提

科斯定理的通行表述可以写成一句话：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晰，则无论初始权利如何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自愿谈判都将达成帕累托有效率（Pareto efficiency）的资源配置，且该结果与初始权利配置无关。 帕累托有效率在此取工作定义：不存在一种重新配置，能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差的前提下使至少一人境况变好。

两个前提缺一不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指使用价格机制本身的成本——寻找交易对手、谈判、缔约、监督与执行——而非生产成本；零交易成本意味着谈判桌上没有摩擦力，凡是互利的交易都会实际发生。产权界定清晰意味着相关权利在法律上有明确归属，可以作为交易标的进入谈判。雷根（Donald Regan）1972 年重述该定理时，把前提写得更满：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与零交易成本——完全信息一项后来成为博弈论批评的突破口（见「批评史」）。

（二）思想来源：相互性与庇古传统的倒置

定理出自科斯 1960 年《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其直接前史是 1959 年《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无线电频率相互干扰的问题，科斯主张以界定产权、诉诸交易来解决，而非行政配给。芝加哥诸人——据在场者回忆，辩论在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家中进行，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在座——初以为误，终被说服；这段家宴始末见科斯：生平及其作品。

论文的出发点是对庇古（Arthur Pigou）传统的倒置。传统上，外部性问题被想成「甲侵害乙，如何约束甲」；科斯指出这是错的：

We are dealing with a problem of a reciprocal nature. To avoid the harm to B would inflict harm on A. The real question that has to be decided is: should A be allowed to harm B or should B be allowed to harm A? The problem is to avoid the more serious harm.（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具有相互性的问题。避免对乙的损害将给甲造成损害。真正要决定的问题是：应当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问题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

牛吃了麦，禁止牛群同样损害牧场主；损害是双向的，问题因而不再是「谁侵害谁」，而是何种安排能使社会总产出最大。

（三）原文的论证与核心句

科斯的论证分两步。先设定价体系「无成本地运转」，分别讨论致害方负责与不负责两种法律规则下的农夫—牧场主案例，证明两种规则下的资源配置相同；再回到真实世界。落在判例讨论（Sturges v. Bridgman）上的那句，是定理最贴近原文的形态：

With costless market transactions,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s concerning liability for damage would be without effect o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在市场交易无成本时，法院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判决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

紧接着的一句则指向真实世界：法官认为自己在决定土地如何使用，这种观点只有在「进行必要市场交易的成本超过权利重新安排可能带来的收益」时才成立——交易成本一旦为正，法律判决就真有经济后果了。定理与其反面，在原文中本就是同一步论证的两半。

（四）命名：斯蒂格勒与教科书化

「科斯定理」一名并非科斯自创。1966 年，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在《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第三版中把科斯的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并首次称之为「科斯定理」。命名使命题迅速进入教科书，但教科书化的代价是抽离了原文的相互性语境与制度比较方法。科斯晚年对这一表述始终不满，在收入 1988 年结集的回顾文字中称其说为「声名狼藉的科斯定理」the infamous Coase theorem。批评者后来攻击的，往往是斯蒂格勒版本而非科斯原文——这是阅读批评史时要一直留心的背景。

（五）两个可分离的命题

通行表述其实压合了两个强度不同的命题。效率命题：零交易成本下谈判结果是有效率的，与初始权利配置无关；无关命题：资源配置的具体结果本身不随初始配置而变化。后者更强——初始配置改变当事人的财富，财富改变需求，除非假定不存在财富效应，无关命题在一般情形下并不成立。把两个命题拆开，是理解批评史第一条线索（逻辑前提批评）的钥匙。

思考： 科斯定理断言，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数据、频谱、碳排放权的初始配置「无关紧要」。今天的数据立法却正在为「数据权利初始归谁」激烈争夺——平台主张投入产生的权利，用户主张人格关联的权利，监管者主张公共利用。请追问：如果立法者相信技术正把交易成本压向零，他是否就可以放心地把初始配置当作纯粹的分配问题来处理？财富效应的批评——初始配置改变各方讨价还价的底气——在数据要素市场上是不是比在农夫与牧场主之间更严重？

二、推论

科斯本人写下的是定理及其语境；后世所称的「推论」，多由考特（Robert Cooter）、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波斯纳（Richard Posner）等人在阐释中归纳成形。读以下四条时，宜区分「科斯原文所论证者」与「后人归纳者」。

推论一：制度中性——零交易成本下，法律规则不影响效率。 这是原文核心句的直接推广：若交易无成本，权利总会流转到评价最高者手中，法院如何判决只影响财富分配，不影响资源配置。它是法律经济学「效率与分配分离」分析框架的起点，也是后来所有「法律无关紧要论」的理论原型。

推论二：科斯第二定理——交易成本为正时，初始权利配置与制度选择影响效率。 放松零成本假设后，谈判可能因成本过高而无法完成，初始配置即被「锁定」；此时产权如何界定、由市场还是法院配置权利，直接决定效率。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后半篇处理的正是这一步，但「第二定理」之名是后人——通行教科书体系中的——归纳，科斯本人未曾以此命名。中文教材中流传的「科斯第三定理」（最优产权制度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一说，其归属与表述在文献中并不统一，不宜径称科斯本人提出。笔者在《法治的代价：法律经济学原理批判》（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中对另一通行表述——「交易成本为正时，法院应直接影响经济活动」——作过考辨：它既不是一个可以独立证明的定理，也不是前两定理的逻辑推论，只是没有理论根据的主观判断；该书为批判之需沿用其名，但加了引号。

推论三：政策推论——以制度设计降低交易成本，或模拟市场无法完成的配置。 当谈判无法达成有效结果时，立法与司法的任务有二：降低交易成本（明晰产权、减少缔约与执行成本），或把权利初始配置给「本应通过交易获得它」的一方，以最小化制度性损耗。侵权法、合同法与规制经济学中大量规则设计以这一推论为方法论基础。

推论四：组织推论——企业与市场是交易成本不同的两种协调机制。 此推论承接科斯 1937 年《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内部协调成本，交易被内化于组织。科斯定理与交易成本经济学共同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地基——定理划出的那个无摩擦参照系，正是用来测量组织与制度存在理由的标尺。

思考： 推论三说，当谈判成本过高时，制度应当「模拟市场」——替当事人完成他们自己做不成的交易。今天的算法平台恰恰声称能直接压低成本本身：匹配由推荐系统完成，履约由智能合约执行。请追问：一个能把交易成本实时压到趋零的平台，还需要「模拟市场」的法律吗？还是说，平台规则本身就成了一种私人立法——此时应当用推论二去审查的，恰恰是平台对「初始配置」的一次性写入？

三、批评史

科斯定理的学术史几乎就是一部持续的批评史。批评沿四条线索展开：逻辑前提（财富效应与无关命题）、博弈结构（策略性谈判与信息）、适用范围（公共品与多方外部性）、经验有效性（实验检验）。科斯本人的回应构成这部历史的最后一环。

（一）前提之争：无关命题的瓦解（1962–1972）

最早的限定来自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与斯塔布尔宾 1962 年对外部性概念的精细化：只有「帕累托相关」的外部性才涉及潜在的交易改进，并非一切相互影响都能由谈判消除。1971 年，米山（E. J. Mishan）在《战后外部性文献述评》中指出，初始配置改变财富、财富改变需求，除非假定无财富效应，无关命题在一般情形下不成立。1972 年，雷根在《法律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重访》，把这一批评带进法学界：定理依赖零交易成本与无财富效应的双重假设，二者在现实中均难成立，因而不能用来支持「放任谈判即可达至效率」的政策结论。前提之争的结果是：效率命题在严格条件下幸存，无关命题则被普遍放弃。

（二）范围之争：公共品与灯塔（1954–1974）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54 年建立公共品的纯理论时就已指出：非排他性物品面临偏好揭示与搭便车的激励难题，自愿交易无法解决。这一结论与后来的科斯定理正面相撞——两人谈判的模型无法外推到多方外部性与公共品。科斯 1974 年以《经济学中的灯塔》回应：被教科书当作纯公共品典范的灯塔，在英国历史上曾长期由私人建造并向入港船只收费。这场争论的教训是双面的：定理在两人外部性中的逻辑无可指摘，但它的适用范围远比教科书暗示的窄；而「公共品必由政府供给」的对立命题，同样经不起制度史的检验。

（三）博弈结构：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反驳（1983–1987）

最深的一击来自机制设计理论。1983 年，迈尔森（Roger B. Myerson）与萨特思韦特证明：在双边交易、双方各自持有私人信息、且无外部补贴的条件下，一般不存在事后有效率的谈判机制——买家不会诚实报价，卖家不会诚实报成本，有效交易会有系统地流失。1987 年，法雷尔（Joseph Farrell）在《经济学展望杂志》把这一层意思挑明：科斯定理所依赖的「完全信息」一旦放松，即使交易成本的其他部分为零，效率结论也不成立；把无效率归因于含混的「谈判不完善」并无解释力，定理是否重要，取决于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在真实信息结构下有效谈判很可能发生。定理由此从「先验命题」退为「有条件命题」。

（四）经验检验：实验室里的科斯定理（1982–）

霍夫曼（Elizabeth Hoffman）与斯皮策（Matthew Spitzer）1982 年发表首批受控实验：在两人、完全信息、结果可约束执行的条件下，谈判大体达成定理预测的有效结果；后续实验则显示，参与方增多、信息不对称或策略空间扩大时，效率显著弱化。实验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把定理从黑板移进实验室，得出的不是「真」或「假」的判决，而是边界图：定理在何种结构下近似成立，在何种结构下失效。

（五）法学界：吸收、改造与规范批评（1972–）

法学界的主流反应不是否定定理，而是把它的反命题当作分析框架。1972 年，卡拉布雷西与梅拉米德发表《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禁易性：大教堂的一幅景观》，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讨论以何种规则保护权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抑或禁易性——规则选择取决于交易成本结构与制度目标的权衡。波斯纳 1973 年《法律的经济分析》则把「模拟市场」确立为普通法的效率解释方法。批评同样存在：批判法学派指出，把效率预设为规范基准，本身已包含关于初始分配的价值选择，科斯框架只是把这层选择藏进了「中立」的技术语言。

（六）科斯的回应与六十年的总账（1988–2020）

科斯 1988 年在《企业、市场与法律》中申明：他从未把零交易成本当作真实世界的描述；定理的功能是揭示「在零交易成本世界中制度无关紧要」这一反事实，从而凸显正是交易成本为正这一事实，使产权与法律规则的选择成为经济学与法学的核心问题。批评者攻击的是定理的表面命题，而他自认的贡献恰在定理的反面。2020 年，米德玛（Steven G. Medema）在《经济学文献杂志》发表《科斯定理六十年》，为这部争论史结账：定理是战后经济学最有影响也最具争议的观念之一，围绕它的含糊与误用须逐一清理，清理之后仍能在经济逻辑上成立的那个科斯定理，才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工具。

思考： 法雷尔 1987 年的条件是：定理重要，当且仅当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效谈判在真实信息结构下很可能发生。大模型正在改变这个信息结构本身——合同可以由机器阅读、比价可以由机器完成、谈判可以由代理进行。请追问：当谈判的双方都换成信息处理能力接近的机器，迈尔森—萨特思韦特证明的那个不可能性，会因此消失吗？还是会换个形式回来——比如，藏进训练数据与模型偏好的不对称里？

四、中文语境

科斯定理进入汉语学界与 1980 年代末的产权改革讨论同步，它很快成为国企改革与农地制度研究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周其仁在 2010 年科斯百岁研讨会上的说法是，科斯理论与中国改革「恰好处在一个简单框架的两端」——科斯观察到交易成本实际为正，而中国不断推进变革，两者的中间结合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实践。批评也随即到来：崔之元 1993 年发表〈科斯定理：真知灼见还是同义反复？〉，是汉语学界最早的系统质疑之一。

中文世界的批评不止于转述与接受。笔者在〈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中外法学》2010 年第 1 期）中指出：科斯定理所处理的是法律界权之后的市场运行——零交易成本是命题假设，而产权既定是前提假设；推论却把这一前提改写成可以比较成本的变量，二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定理真正忽略的是界权过程本身的成本：正如交易成本是市场的代价，界权成本（delimitation cost）是法治的代价。据此，笔者在《法治的代价：法律经济学原理批判》（2012）与〈界权成本、洛克世界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转换〉（《北大法律评论》第 13 卷第 1 辑，2012）中提出重构：定理的完整表述需要双零假设——交易成本为零且界权成本为零；规则选择的准则是使界权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最小，而非单看交易成本。这一进路同时调换参照系：交易成本不可测度，「多高才算过高」永远说不清；界权成本则能以法律运行的实际代价为依据。经验层面，〈从界权成本看真实世界〉（《人大法律评论》2015 年卷）以浙江村商人产权不定、不签合同而交易繁荣的调研，批评科斯推论的「法律中心主义」——产权不确定的结果不是丛林法则，而是人情信义等替代性界权机制；该文并提出「法治阈值」：法律界权成本的下限决定人们规避法律的制度空间。

译名层面，transaction costs 有「交易成本」与「交易费用」两译并存，本课程统一用「交易成本」；Coase 有「科斯」「寇斯」两译，课程译名词典以「科斯」为准。

思考： 科斯定理在中国的接受史，始终与「产权改革」绑定。请追问：当中文读者把「交易成本为正，所以产权初始界定要紧」读成改革方法论时，他们接过的是科斯的意思，还是科尔奈、诺斯乃至本土改革实践层层转译后的意思？一个定理跨语言旅行时，丢失的与新增的各是什么？

五、阅读路径

• 核心阅读：考特（Robert Cooter）、尤伦（Thomas Ulen）《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科斯定理相关章——定理与「第二定理」的可靠导读，中译本可得。
• 原典选读：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第一至四节——相互性的提出与零成本世界的论证，定理全部出处在这一半篇幅之内。
• 可选延伸：法雷尔《信息与科斯定理》（1987，开放获取）——博弈结构批评的最佳入口；米德玛《科斯定理六十年》（2020）——批评史的权威总账；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1988）中回顾定理的诸文——作者本人的最终定位。

参考文献

一手文献

• Coase, R. H. (1937) 《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s. 4 (16): 386–405. (DOI)
• Coase, R. H. (1959) 《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1–40.
• Coase, R. H. (1960) 《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 DOI
• Coase, R. H. (1974) 《经济学中的灯塔》（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7 (2): 357–376. → DOI
• Coase, R. H. (1988) 《企业、市场与法律》（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批评与研究文献

• Buchanan, J. M., and W. C. Stubblebine (1962) 《外部性》（Externality）, Economica, n.s. 29 (116): 371–384.
• Stigler, G. J. (1966)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科斯定理」命名出处）
• Mishan, E. J. (1971) 《战后外部性文献述评》（The Postwar Literature on Externalities: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 (1): 1–28.
• Calabresi, G., and A. D. Melamed (1972) 《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禁易性：大教堂的一幅景观》（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Harvard Law Review, 85 (6): 1089–1128. (DOI)
• Regan, D. H. (1972) 《社会成本问题重访》（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Revisite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5 (2): 427–437. → DOI
• Hoffman, E., and M. L. Spitzer (1982) 《科斯定理：若干实验检验》（The Coase Theorem: Some Experimental Te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5 (1): 73–98. → DOI
• Myerson, R. B., and M. A. Satterthwaite (1983) 《双边交易的有效机制》（Efficient Mechanisms for Bilateral Trading）,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9 (2): 265–281. (DOI)
• Farrell, J. (1987) 《信息与科斯定理》（Information and the Coase Theore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 (2): 113–129.
• Medema, S. G. (2020) 《科斯定理六十年》（The Coase Theorem at Six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8 (4): 1045–1128. → DOI
• Cooter, R., and T. Ulen 《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 Boston: Pearson.（通行版次；中译本见上海三联书店「当代经济学系列」）
• Samuelson, P. A. (1954) 《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6 (4): 387–389. (DOI)

中文文献

• 崔之元（1993）〈科斯定理：真知灼见还是同义反复？〉。
• 凌斌（2010）〈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中外法学》2010 年第 1 期。
• 凌斌（2012）〈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的功能与成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 凌斌（2012）〈界权成本、洛克世界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转换〉，《北大法律评论》第 13 卷第 1 辑。
• 凌斌（2012）《法治的代价：法律经济学原理批判》，北京：法律出版社。
• 凌斌（2015）〈从界权成本看真实世界〉，《人大法律评论》2015 年卷第 2 辑。
• 科斯（1990/2009）《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年初版；格致出版社 2009 年修订版（「当代经济学译库」）。
• 科斯、阿尔钦、诺斯等（1991）《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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